這是個老掉牙的議題。誰都能脫口而出“理論來自實踐、反過來指導實踐”這么一個不過腦子的判斷句。但，誰又注意到歷史上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凡是以偉大理論家著稱者，居然沒有一個把理論用之于自己的實踐的，而歷史上偉大的實踐家往往又對自己的實踐說不出洋洋灑灑長篇大論來。比如，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是公認的優(yōu)秀理論家，你能說出他們把理論用于實踐的事例么？中國的老子，孔子，簡直是中華民族的理論數(shù)據(jù)庫，儒道思想可謂光照千秋，我們也看不到他們用自己的理論指導實踐的情況。反過來，偉大的實踐家，如商鞅，張儀，諸葛亮，曹操，曾國藩等（恕我只舉政治人物，其他領域的偉大實踐家也很多，如歷代名醫(yī)），卻沒有看到他們有什么來自實踐的理論大作。

這是為什么呢？

闡述理論，需要見多識廣、思辨力強；實踐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論能力，但更需要有拋棄既有理論、注重實際、革新理論的勇氣與能力。兩相比較，我以為做理論家簡單得多了。據(jù)說康德活了70多歲，一生行蹤從未離開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學，純粹是從書本到書本，讀萬卷書，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導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論。偉大的理論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這條道：博覽群書后，從概念到概念，從判斷到判斷，運用超凡的思維能力加以創(chuàng)新組合。

實踐家卻不同。實踐家面對的首先不是書本，而是現(xiàn)實問題。商鞅面對著秦國的窮山惡水，把法家學說用于改革實踐時，具體做法完全是根據(jù)秦國實際而定，法家理論只是他嵌入實踐的一種精神。所謂“徙木立信”，所謂獎勵農(nóng)戰(zhàn)，等等，都是根據(jù)秦國實際而來，不是從既有的法家理論中搬過來的。大業(yè)終成而慘遭分尸，往往也是偉大實踐家難以避免的命運吧。再如曾國藩，太平天國起事時，他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層干部，熱衷于儒學，注重修身養(yǎng)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國藩在湖南組織軍隊抗擊太平軍。曾國藩可說是徹底轉業(yè)了：從一個文職官員，變成一個組織自己軍隊領導作戰(zhàn)的軍事統(tǒng)帥了。曾國藩完全拋開儒家修齊治平的概念理論，根據(jù)湖南實際，著眼于力戒官場浮靡、空談的惡習，選拔忠義血性的鄉(xiāng)黨為軍隊核心，軍事上杜絕空談，扎扎實實打仗，終于獲得巨大成功。有人詬病他擅長權謀，那完全是書生之見：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實踐家都是權謀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動，而人際關系卻是無權謀難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來，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理論家有約70位之多，但都是從模型到模型搞出經(jīng)濟理論的，沒有一個有過經(jīng)濟實踐。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貨幣政策的大實踐家，卻沒有提出過任何經(jīng)濟原理來。再比如，全球有影響的管理學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而美國的比爾蓋茨、戴爾，中國的馬云、任正非，都沒有任何管理學大作，卻風生水起，儼然已成行業(yè)霸主。

我們必須分清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區(qū)別。熱衷于理論者，可以無限風光，信眾無數(shù)，但對人類有大貢獻者甚少。熱衷于實踐者，極可能默默無聞，滿路荊棘，但無論成功與否，對人類都是有貢獻的——因為理論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實踐。但最可怕的是熱衷理論、無視實際的實踐家，最后會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戰(zhàn)國時期的趙括和三國時代的馬謖。(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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