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初：貓兒石的記憶

楊開顯

一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重慶的嘉陵江北岸是重慶的工業(yè)重鎮(zhèn)：既有大型的軍工企業(yè)長安廠、江陵廠和望江廠等，又有中型的重鋼三廠、通用機器廠、重慶造紙廠和天原化工廠等（后均發(fā)展成大二型企業(yè)），還有許許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中型企業(yè)和小型企業(yè)。

但是，在這片土地上，卻沒有一所大學、一所中專和一所像后來的三甲醫(yī)院那樣的市級醫(yī)院，當然，也沒有一處像樣的文化設施?？墒牵驮谶@煙囪林立、馬達聲響的土地上，卻孕育了一批在八十年代以來崛起于重慶文壇的優(yōu)秀作家。這批作家因為來自被認為是“文化沙漠”的嘉陵江北岸——江北區(qū)，故被戲稱為“江北幫”。但“江北幫”的雛形，恐怕應追溯到江北區(qū)的文學愛好者們最初無組織的零星聚會。

六七十年代的江北區(qū)，文學愛好者相對集中的有江北城和貓兒石（亦稱苗兒石）等兩三處地方。這里只說說與貓兒石有關的人和事。(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二

在狹小的貓兒石，有三大重要的工業(yè)企業(yè)——重慶通用機器廠（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搬出后遷入重慶鐵鑄管廠）、重慶造紙廠和重慶天原化工廠。我長期在重慶造紙廠教物理，也從事過短期的環(huán)?？萍挤g和電氣工作。而在此之前，曾在當地民辦中學教過一年語文和數學。一九六六年鑠石流金的八月，我們集中在江北城的一所學校，學習文化大革命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校園內，極左的氣氛令人窒息。校園外，是一陣陣革命的吶喊和一曲曲戰(zhàn)斗的歌聲。學習接近尾聲時，在響進校園的吶喊和歌聲中，我與五里店新民民辦中學的青年教師萬龍生相識了，是共同的志趣和理念使我們成為摯友和志同道合者。

從這一年夏秋之交起，我們開始了文學的交往。萬龍生住茶園長安廠家屬區(qū)，我住貓兒石造紙廠家屬區(qū)。那時，觀音橋至貓兒石未通公交車，交通不便，只有靠走路。我們半靠乘車半靠步行往來于雙方住家，又頻繁地在約好的地點碰頭。我們一起談文學，談人生，談國家大事；談到興奮處，自然也要指點江山，糞土權貴一番。

我們也有一些計劃。于是，我們就到門庭若市的市委大院觀評大字報，到熙來攘往的朝天門放浪形骸，到激情噴發(fā)的西南師范學院感受翻騰的熱潮和探詢吳宓的信息，到清幽靜謐的縉云山攀登獅子峰和玉尖峰，到蕭瑟冷落的文化宮構思和寫作，到機器隆隆的印刷廠印制大傳單……。甚至有一次為我搬運柜子的搬運工將擦汗的毛巾遺失在我家里，也是我與龍生一起去歸還的。

我們也頻繁地通信。龍生在信中常常附上他創(chuàng)作的新詩，偶爾有一首吧舊體詩。我在信中有時也附上創(chuàng)作的新詩和翻譯的詩歌，偶爾也有舊體詩。他和我的詩歌創(chuàng)作同樣受到我國古典詩歌、我國三十年代及其前后詩歌、歐美國家詩歌的影響，而且對格律體新詩情有所鐘。要說不同的話，可能是他受我國現當代詩歌的影響略多于我，創(chuàng)作的格律體新詩較多，而且詩歌是他永遠鐘愛的情人兼妻子；我則受外國詩歌的影響略多于他，用格律體新詩形式翻譯較多，詩歌只在短時間里是我鐘愛的情人兼妻子，在長時間里則是柏拉圖式的情人，因為我的妻子是讓我不能脫身的科學技術。

在那全國山河一片紅，到處充滿著革命、斗爭、大批判，甚至槍炮聲的歲月，龍生和我卻沒有忘記歌唱友誼、愛情和大自然。我們在一起欣賞普希金、海涅、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吟詠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和朱湘的詩歌。我們不時在信紙上營造出一片片綠色，又在心靈里彈奏出一支支小夜曲。一九六七年五月，我重游縉云山，在縉云寺邂逅三位姑娘，黎明前結伴登獅子峰看日出?；丶液?，我為其中一位與我長時間相談甚歡的美麗姑娘創(chuàng)作了《縉云曼曲》等三首愛情詩，其中第一首的末四行是對這位美麗的女教師和她的嗓音的期盼：“然而，我仍將等待你的鶯歌，/它將充滿了海天和山林，/永遠、永遠不會喑啞，/永遠、永遠歡愉、清新……”。后來我將詩歌抄給龍生，龍生大為贊賞。他又把詩歌轉抄給攀枝花的詩友江流浩（也是江北區(qū)人），不過略去了“縉云”等字，偽托是普希金的詩。在那個嚴酷的年代，這也算是還未形成“江北幫”時的文學青年的一點逸聞趣事吧。

我們的頻繁交往在龍生戀愛并結婚后也未見減少。因他曾與我談到他一個朋友說“有了女友，就少了朋友”的話，我就在贈他結婚志喜的詩的末尾寫道：“那愛情，不是生活的歸宿，/而是人生旅途新的起程?！币源颂嵝阉灰伺笥押褪聵I(yè)。其實，這個提醒完全是多余的。我們就這樣繼續(xù)密切地交往著。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前中期，龍生調入文化部門，我調入科技部門，我們的交往才逐漸減少下來。

我們就是在那個最初令人奮激，以后就令人壓抑的時代譜寫了一曲思想和言行和諧進取的友誼之歌。

三

七十年代初，在我與龍生相識四五年左右，我想起貓兒石還有幾個愛好文學的好朋友，何不如把龍生引入這個大一點的圈子呢？龍生當然十分樂意。

于是，我這邊告訴了陸大獻，并請他就便告訴張繼祥，到我家來碰頭，并定一個時間與萬龍生見面。

陸大獻當時是重慶天原化工廠的工人。他盡管成績十分優(yōu)秀，但因所謂家庭出身問題而被剝奪了繼續(xù)受教育的權利。那時——一九六二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學校與其他行業(yè)一樣貫徹比以前更左的極左階級路線。若少年兒童和青年的家庭出身不是所謂革命干部、革命軍人、血統工人和貧下中農，這些天真幼稚的孩子就要受到階級歧視甚至打壓，完全不講以人為本，不講和諧社會。升學的標準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即首先看家庭出身，其次看政治面貌，第三才看學習成績。所謂“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完全是一種虛假的宣傳。因為這些孩子不論家庭出身如何，他們的成分都是學生。政策執(zhí)行者們偷換概念，把“成分”換成“出身”來進行執(zhí)政，致使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不能升學，扼殺了千百萬青少年人才。

我與陸大獻是在一九六四年認識的。這一年冬天，在江北區(qū)大石壩的江陵廠河邊一個叫“一村”的地方，我們一幫小青年，包括幾個愛好文藝的小伙子，冒著凜冽的寒風參加勞動——篩鵝卵石和運鵝卵石。我們雖然在勞動間隙也參加嬉鬧和運動，但有時也躲到一邊看書去。我當時正沉浸在王力著的《漢語詩律學》和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中，但因書的部頭較大，不便經常帶來，有時就構思起長詩《向大海》來。而大獻則褲兜里經常揣著一本裹成卷的書，有時是外國小說，有時是中國小說。他抓緊休息時間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一次，我把他的小說要過來，隨便翻了翻，是一本三十年代作家的小說集（因時間久遠，記憶不一定準確，也可能是一本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其中有郁達夫的《沉淪》和《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短篇小說。乖乖，這些小說當時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報刊和圖書都是把郁達夫批判為感傷、頹廢，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資產階級作家。而閱讀者會被認為是政治思想有問題的人，如果結合到本人的家庭出身，更容易惹來禍害。但大獻似乎沒有這些考慮，一則他年齡尚小，十六歲，還沒有社會經驗；二則我們都是一群十幾二十歲講義氣的小青年，斷不會出賣朋友。

短暫的勞動結束后，我與大獻繼續(xù)保持著友誼和文學交往。文革爆發(fā)后，有一段時間我們交往較少，但在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交往則十分密切。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他調入文藝機構，我調入科技機構，之后我們的交往才逐漸減少下來。

大獻從他李家坪半坡上天原化工廠的住家步行半小時到我安全村半坡上造紙廠的住家來與我吹牛，談文學及其他；有時他一個人來，偶爾也約上兩三個朋友來。我也從家里步行到他家里去與他吹牛，一般是一個人去。他住房的里間是一斗室，那是他個人的天地，他就在斗室的燈下讀書寫作。那段時間，他訂了幾個本子。他鄭重其事地把本子交給我，請我閱評并提修改意見。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雋秀字體，那是他的小說習作。他的小說習作是受了歐洲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以及我國三十年代文學的影響。這是我很熟悉的。我沒寫什么小說，但有時還是不客氣地在本子上寫寫畫畫了一番。

而此時的張繼祥，則已淡出文革戰(zhàn)火熊熊的報刊叢林，從筆桿子的位置退了下來。他在天原化工廠廠區(qū)一個低谷地帶參加勞動，他這時可能也處于他人生的低谷時期。繼祥早先在十八中教書，與另兩位經常發(fā)表文學作品的語文教師并稱該?！叭堋?，后入貓兒石的天原化工廠子弟中學教書，與我作教師的母親和我同屬一個學區(qū)。其時，與我們不同的是，他已有文名，五六十年代他在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散文和散文詩。文革來臨，有文才的人，常常被視為黑秀才，自然會被居心叵測的人拿來說事。母親的同事就曾有意無意地說到張繼祥：他雖有才能，但思想有問題。我就是在聽到有人這樣議論繼祥后，才欽佩他的文才而打算結識他的。那年月，各單位大多被庸才甚至蠢才把持，有才華的，有思想的，大多會被這些無能無德但被認為可靠的負責人信口雌黃，說成是有問題的人，特別是有所謂家庭出身問題的人更是如此。

在我與繼祥熟悉之后，發(fā)現他思想果然“有問題”。因為就是在文革期間，他也藏著歌德的《浮士德》和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之類的“大毒草”。那時，所謂“左派”攻擊所謂“右派”常用的一句成語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就是這樣在繼祥家中淘到《浮士德》和《人?歲月?生活》等寶貝的。這兩大部書特別是后者使我獲益匪淺。我第一次了解到流亡海外的俄羅斯作家在法國的生活、創(chuàng)作和文藝活動以及與法國作家的互動情況。這些作家與國內一部分因思想獨立而遭受打壓的作家構成文學的璀璨星群，鑄就了世界文學史上獨有的絢麗的俄羅斯“白銀時代”。巴爾蒙特、曼德爾施塔姆等象征派、巔峰派（即阿克梅派）這些諾貝爾獎級的大師我就是從這本書中知道的。我后來在翻譯《帕斯捷爾納克未來主義詩選》并撰寫其未來主義詩歌的論文時，就受到《人?歲月?生活》的傾向性的影響。

繼祥和大獻到我家時，恰巧碰到重慶著名青年小提琴手趙龍到我家做客。我和我弟弟這時正在學小提琴。趙龍曾是我弟弟的短期教師。他曾就讀于四川音樂學院附中，也因為父親所謂歷史問題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家里還來了造紙廠另一學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們一起欣賞了趙龍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和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小提琴獨奏曲等幾個曲子。送走趙龍等人后，我就與繼祥和大獻敲定了與龍生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四

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個星期天。萬龍生滿面春風、興高采烈地來了。他與張繼祥和陸大獻一見如故，相見恨晚。我們把客人迎進張繼祥在天原化工廠門口附近的住家——一個不大的閣樓間。繼祥的夫人當時在綦江教書，尚未調回天原化工廠。這個簡陋的小天地就成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思想綠洲。

上午十點多鐘，張繼祥在他的小方桌上擺出四五碟花生、豆子和鹵菜，外加一瓶白酒和兩瓶啤酒。我們圍坐一圈，開始了輔以小菜的精神饗宴。

我們邊吃邊談。在此時此地，大家縱橫恣肆，揮灑自如，沒有任何禁忌和約束。繼祥和龍生善飲白酒，我不大善飲白酒，以飲啤酒為主，大獻則更只飲啤酒。我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畢竟都是二十余歲至三十多歲的人了。除了繼祥在五六十年代發(fā)表文學作品較多外，龍生在一九五七年十幾歲時發(fā)表了一首短詩，我和大獻則什么作品也未發(fā)表（后來我公開發(fā)表了幾篇科技譯文，但卻仍然發(fā)表不了文學作品）。況且發(fā)表了作品又怎么樣？我們幾個人全都被命運拋棄在社會的低層。雖然美好的理想在遠處閃亮，風雨熄滅不了它；堅忍的意志在負重攀登，困苦阻擋不了它，但什么時候才能實現理想，達到目的呢？我們真是力足氣盛而壯志難酬啊。

但我們沒有悲傷，沒有自卑。我們還得準備著，因為機遇只會垂青有準備的人。我們談論中外作家及作品，談論國內國外大事。繼祥熟悉五六十年代國內和我市的一些作家。因此他一會兒講到白樺、郭小川等詩人，一會兒又講到我市的幾個詩人和評論家，他們都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后來所謂的“江北幫”成員，如重慶織造廠子弟校的教師帥希倩，重慶十八中的教師敖忠和薛繼洲等。趁著濃濃的酒意，他不時背誦這幾位詩人的一些詩句。我至今還記得他隨口吟出的白樺的長詩《孔雀》中富含哲理的兩行詩：“贏得勝利的箭留在腐爛的尸骨上，/但得到榮譽的卻是沒有出弦的箭！”

龍生也不時吟誦著二三十年代的幾個詩人和他自己的詩。他談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也談得到聞捷、公牛等，特別還痛惜聞捷的自殺（這一年春以來，文學界正盛傳聞捷開煤氣自殺的消息）。他也講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與我一起登門造訪我市詩人梁上泉和楊山的情況。那時，兩位詩人雖然正值盛年，詩歌本應如泉涌，但卻遭遇冰雪襲來，人和詩思整個兒被封凍起來。在那種情況下，兩位詩人對龍生和我這兩個不速之客，能夠隨便敞露胸懷，談論詩藝詩美嗎？他們只能言不由衷地拿媒體上的流行話語來“告誡”我們一番。

對這些軼聞趣事，我作了一點補充。我們去楊山家拜訪了兩次：第一次他不在家，才有第二次拜訪。第一次拜訪時楊山的兒子來招呼我們，小小年紀的兒子請我們坐，為我們泡茶，為父親不在而表示歉意，禮貌特周全，十分有教養(yǎng)，實為在那時社會環(huán)境下的少年之罕見。我和龍生對此都很感慨。我也對我熟悉的作家來了一番勁吹。我述說普希金謳歌自由，同情十二月黨人而遭流放，為嬌妻決斗而早死；驚嘆屠格涅夫在《獵人筆記》中對俄羅斯大自然描寫的美和神秘；揶揄郭沫若在五年前關于要把他的全部著作燒掉，要到工廠去沾一身油，到農村去滾一身泥的可笑可悲的言不由衷的表態(tài)。

大獻則聽的時候多。他那時才二十余歲，是我們四人中最小的一位。他身份是工人，心里卻是知識分子。他后來進一步讀了書，也在廠里當過教員。他從十幾歲就開始閱讀大量中外文學名著，繼祥家的書他都淘來看，其他弄得到的書也無不一一讀個夠，并且還不時寫下讀書筆記。他當時是多讀，多聽，多看，學習知識，積累生活，夯實基礎，為小說創(chuàng)作作準備。他那時已開始練筆，把小說習作留在一個個仔細裝訂好的小本子上。他有時也在我們的龍門陣中插入他聽到的文壇大小道消息；也大談他喜愛的西歐、俄羅斯作家和我國現代作家及其作品。

我們吃著四五碟簡單的小菜，飲著兩三瓶低價的白酒和啤酒，就這樣從上午十點多鐘邊吃邊飲邊談邊聊，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多鐘。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長最愜意的盛宴。飯后，我們到大獻所在車間的三氯化鐵工段，洗了一個澡。龍生是回不了家了，當晚就住在我家。

從那以后幾年，我們每年都要在繼祥家聚會。每一次聚會都是我們的一次盛大節(jié)日。我們仍海闊天空地談文學，談理想。我們不時交流新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龍生十分活躍，他經常邊飲邊讀他新創(chuàng)作的詩歌。我有時也交流幾首，但很少朗誦。我至今還記得龍生飲酒時朗誦詩歌的那種憨態(tài)可掬的樣子。但有時他也嚴肅而深情地吟詠著。我記憶猶新的是他那首歌頌母校的詩的最后一句：“母校，你年青了，卻老了你的兒子！”這一句詩在我們心中引起了共鳴，令我們十分感慨，心久久不能平靜。我還記得他飽含激情朗誦的那首懷念磨灘河的詩：“不管歲月的利刃在我的額頭/留下多少條又深又長的溝壑，/無論命運的巨手把我拋擲到/多么遙遠、偏僻、荒涼的角落，/我永遠深情地懷念你呀，磨灘河！/我向你獻上這深情懷念的歌！”這首詩讀來如瀑布般一瀉而下，又如黃河般九曲回環(huán)，令人心蕩氣旋，十分感人。

我們就是這樣在文學的海洋里從古游到今，從中游到西，享受著文學的美味佳肴。這是我們一生中最豐盛的精神饗宴，也是我們一生中最值得留戀的日子。

五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的多次文學聚會中，還有一次令我們難以忘懷。一想起它，我們心中就溫馨流溢，情誼涌動。那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喧擾的夏日煌然離去，寧靜的秋天悄然來臨。那一天，天公作美，秋高氣爽。繼祥、龍生、大獻和我，還約了天原廠的兩位工人梅興學和譚遠世，他倆是大獻的好朋友，也是文學愛好者。他們三位帶上鍋盆碗盞、煤油爐和蔬菜肉類等，而繼祥、龍生和我則空著手。我們六人一起前往江北區(qū)的一個叫五一水庫的景點。一路上，我們興致勃勃，笑語聲聲，很快就到了五一水庫。我們將攜帶的菜和器物扔在水邊綠草地上。望著這一灣清澈的碧水和岸邊青蔥的草叢，秋日映照，清風徐來，漣漪泛金，樹影婆娑，真令人情融氣順，心曠神怡。我們仰望藍天，敞開胸懷，飽吸著這清新濕潤的空氣，禁不住對這宜人的湖光秋色抒情一番。

我們先是坐在岸邊草地上，繼續(xù)著每年一次或數次聚會時的老話題——文學。繼祥侃侃而談。龍生朗誦了他的近作。我也朗誦了一首愛情詩《無題》，記得前四行是：“既然邁出了第一步，/卻為什么沒有第二步？/既然感情的洪流把理智的閘門沖開，/卻為什么不奔瀉而來？”大獻談到他的小說習作。梅興學和譚遠世也加入到我們熱情的海吹神侃中。

“我們下水吧！”記不清是誰提的議了。于是，繼祥、龍生、興學和遠世紛紛脫掉衣服，雙手作了幾下擴胸運動，雙腳跳動了幾下，將涼絲絲的湖水往胸口澆了幾下，就順著湖邊下到湖里。我十三歲在游泳池學會游泳后，只游短途，以后很少下水，這次怕游不下來，就沒有下水。大獻好像不會游泳，也沒有下水。

四人歡快地游著。不知誰提議到湖中的一個小島上去看看。但我和大獻在岸上，咋辦？好在湖上有很多水葫蘆，于是大家把水葫蘆收攏來，堆在一起，很快就把這些水葫蘆扎成一個筏子，作為我們上島的“一葉扁舟”。就這樣，我們“葫蘆巧渡情更深”地上了島。在島上，大家盡情地游玩、嬉戲，忘記了世態(tài)的炎涼、社會的不公，完全沉浸在此時我們心中的這個世外桃源中。

玩夠樂夠后，我們返程了，回到了湖岸草地上。我們感覺餓了。于是，點燃煤油爐，架上鍋，舀進兩瓢清純的湖水，就開始煮飯了。這時，來了一位農民，我們招呼他到我們這兒來。他愉快地接受了，與我們坐成一圈，加入到我們的龍門陣中來。他似乎覺得我們吃得有點簡單，就從湖里弄了幾條魚上來。于是，一鍋香噴噴的鮮美魚湯令我們垂涎欲滴。我們十分感激這位農民朋友。我們七人邊吃邊聊。這位農民還給我們講了五一水庫這個地方的傳說，說這里很久以前還住著九條龍哩。我們本來就覺得五一水庫的名字太媚俗，這時就根據農民的故事，在我們這個圈子里把五一水庫改名為九龍湖。果不然，二十多年后，五一水庫地區(qū)被轟轟烈烈地開發(fā)出來，建成了重慶著名的高檔社區(qū)——龍湖花園。真是滄海桑田啊，這是我們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農民離去后，我們繼續(xù)天南海北地神侃仙聊，主題嗎，仍然是文學。我們觥籌交錯，酒酣耳熱；草地上已杯盤狼藉，凌亂不堪。這時大家似乎變得有點狂放起來?？粗@一湖帶給我們無比快樂的秋水，望著湖底深遠的藍天白云，我不由得想起英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騷塞這些大師，于是心中詩意萌動，遂提議大家唱和唱和，每人賦詩一首，并步我的韻。大家一片歡聲，表示贊同。

于是，我考慮了一下韻腳，就隨口吟出一首七言古風：

一湖秋水一片春，葫蘆舟上友情深。

醉臥湖畔詩人夢，喜看鏡天六顆星。

吟完，我補充道，我們六個人將來都要當作家，成為詩星而躍上文壇。大家一陣歡笑，頻頻點頭。

此刻，龍生正凝神思索，很快也口占一首：

九龍湖畔秋似春，湖深不及友情深。

莫忘痛飲三鍋水，無論誰作詩空星。

大家又是一陣歡聲笑語，紛紛道：喝了三鍋魚湯，以后無論誰當了大詩人，都不要忘了今天在座的幾位朋友，“茍富貴，勿相忘”嘛。

興學這時興致也很高，他微微晃動了幾下頭，說道，我也來一首：

九龍湖水平如鏡，千年蒼龍尚呻吟。

他日屈子賦“九歌”，躍出深水上青云。

他吟完詩后解釋道：我們今天是吟誦湖，與“河泊”有關，我第三句中“九歌”有祭“河泊”之章，這就與湖聯系起來了。大家又是一片叫好，只是興學的詩沒有按事先約好的步第一首詩的韻。

在熱烈的笑談中，繼祥請大家安靜，我們就屏住氣聽他的朗誦：

龍溪湖畔喜迎春，葫蘆巧渡情更深。

今日痛飲九龍水，來年文壇升巨星。

詩一朗誦完，大家情緒更高，來年就要當文壇巨星，真是痛快痛快也！

大獻和遠世沒有參與唱和，但與我們一起談笑風生，春風得意，暢想著未來的作家之夢。

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當下夕陽雖西沉，但未來旭日會東升。我們披著落日的余暉，揣著作家的夢想，彼此依依不舍地離去。

四五年后，我們幾位開始發(fā)表文學作品，出版文學著作。繼祥、龍生、大獻和我分別在散文、散文詩、長中篇小說、報告文學、影視文學、新舊詩歌及詩歌評論（包括新舊詩歌格律研究）、文學翻譯、傳記文學、文學理論及評論方面辛勤耕耘，并有所成就，多次獲獎。繼祥、龍生和大獻成為重慶文壇的佼佼者或者領軍人物。除繼祥退休較早外，其他三人分別為重慶市詩詞學會副會長、重慶市作家協會副會長和重慶市翻譯家協會副會長。我則繼續(xù)耕耘在科圃文苑，不得不一輩子作科技和文藝兩棲人。但我們都圓了當年做的作家夢。只是興學和遠世三十多年來斷了音訊，但想必他倆不會不事業(yè)有成。我們那一年在龍湖岸邊的“醉臥湖畔詩人夢，喜看鏡天六顆星”的理想應該算是實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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