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代，看完了郭沫若的新編歷史劇《孔雀膽》，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心情多少年也不曾平息。和愛人討論了好幾年，而且每次討論，我倆都會有激烈的分岐。《孔雀膽》是說元朝末年，群雄烽起。大將明玉珍派明二部直搗昆明。云南的梁王及其全家子女被擒。危難之際，大理總管段功毅然出兵，解救了梁王。

梁王為感激段功救命之恩，遂拜段功為云南平章政事，并將心愛的女兒阿蓋許配段功。丞相車力特穆爾，陰險奸詐，和王妃忽地斤私通，且垂涎阿蓋，并有篡奪王位的野心。見段功受梁王寵愛，引起他深深的嫉恨并向梁王進讒，宰相車力特穆爾與王菲忽地斤同謀，借段功給梁王送壽禮之際，毒死王子穆哥，嫁禍段功。梁王怒極，把孔雀膽毒酒交給阿蓋毒死段功，未成。一計未成，又生一計。車力特穆爾邀段功去東寺進香，段遭埋伏，被亂箭射死。車見段功已死，企圖污辱阿蓋，被梁王發(fā)現(xiàn)，車力特穆爾兇相畢露，二人搏斗。阿蓋趁車力特穆爾不備，將車力特穆爾刺死，為段功、穆哥報仇雪恨，忽地斤無地自容，跳河自盡。美麗善良的阿蓋用孔雀膽毒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梁王無限悲痛，悔恨自己昏庸，輕信讒言，釀成一場悲劇。記得我們的分歧主要是王妃忽地斤既然和車力特穆爾私通，又怎么會允許他害死自己的親生兒子穆哥，又怎會允許車力特穆爾對阿蓋公主產(chǎn)生好感；在車力特穆爾用壽桃餅毒死穆哥之后，梁王問阿蓋是否知情，阿蓋心中異常悲苦。梁王見阿蓋悶聲不語，要她把所有的毒餅全吃掉。而阿蓋她情愿陪穆哥一起死；阿蓋勸段功及早除掉車力特穆爾。段功搖搖頭說：“把他殺掉了，豈不顯得我真有野心；這些問題我倆都有分歧。應當承認，我的愛人那時還很年輕，內心中充滿著善良、誠懇，對這些問題他當然會很不理解。當時，我記得我曾用《日出》《雷雨》中的情節(jié)來說服她，但我們常常還是不歡而散。那種情境，似乎還在眼前。雖然她已經(jīng)逝去33年了，但是那逝去的光陰，似乎并未走遠。

郭沫若的歷史劇，其實我都比較細看過。從《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膽》、《虎符》、《王昭君》、《卓文君》到《蔡文姬》、《高漸離》、《南冠草》、《武則天》、《鄭成功》，可以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反封建、抨擊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喚起人民的民主意識，促進群眾的革命熱情都有著巨大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不可否認，郭沫若先生從年輕時代開始，他的革命意識、戰(zhàn)斗精神、奮斗激情和淵博的知識，都是少有人可以與之倫比的。而且對反帝、反封建、反軍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個性非常突出，有著不同尋常的人物性格，每個人物形象都具有著極大的沖擊力、感染力、震撼力。他的《孔雀膽》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版的《柔密歐與朱麗葉》。當然，有些歷史劇是先生在解放后寫出來的，但就是在這些作品里，也賦予的人物積極正面的形象，賦予了嶄新的思想意義，也是很杰出的。在場景和道具設計方面，先生都是力求簡潔、合時、恰當，能確實起到了展現(xiàn)時代背景，表現(xiàn)人物思想性格上。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郭老的感情的投入，語言的激情和恰如其分，使得在情節(jié)上更加深入人心，在人物展示上更富有感染力，給人留下更深刻強烈的印象。郭老在《歷史劇》中的詩語也都是飽蘸激情的，那種氣勢、那種含蘊、那種情態(tài)，都是到了爐火純青、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歷史劇中，他也是這個風格。似乎是孕于腹胸之中，已經(jīng)到了爆發(fā)的程度。而一旦啟筆，便噴薄而出、浩浩蕩蕩、一瀉千里，奔騰不絕。這是文人的氣概，也是才子的風格。他的語言總是有著熱烈得近乎燃燒的情緒，他的語句飽含著激情。就象在他早期的詩歌中，無論早期的《鳳凰涅槃》、《天狗》、《晨安》、《霽月》，還是《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抑或解放后的《天上的街市、《長江大橋》等詩作一樣，都是如“烈焰噴發(fā)”、“激情澎湃”、“一氣呵成”，這就是郭老的風格 。郭老的才華和學識是多方面的，考古、甲骨文、戲劇、歷史學、書法，都是極具水平的。他集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于一身，在我國的歷史上、在東方文化界也是少見的人才。和沙翁相比，郭老比他晚生了328年。郭沫若（1892——1978），莎士比亞（1564——1616）他們兩個，生長的時代背景不同，莎士比亞出生在我國的明朝時期，而那個時期，歐洲已經(jīng)進入了文藝復興時代，而我國尚處于封建時代。文藝復興的意義是不僅打破了神權壟斷，而且思想的解放，使得資本主義開始在西方萌芽和滋長。莎士比亞戲劇的產(chǎn)生，極大地提高了英國在歐洲的形象，使得歐洲人的文化、思想、經(jīng)濟生活、政治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而我國的封建時代，只少比歐洲長了400多年。但是，郭沫若戲劇在20世紀初的作用，絲毫也不亞于莎士比亞戲劇在歐洲的影響作用，只是所起社會作用的形式不同而已。

《屈原》這部戲劇在中國、日本、蘇聯(lián)的上演所取得的成功，因此這部戲劇已被被視為世界戲劇藝術的最高峰。我認為，這部作品很接近于莎士比亞的作品，也是非常偉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在這部戲劇中提出的理想和正義在今天仍有現(xiàn)實意義。他的所有的歷史劇，在當時的轟動效應，也是東方的奇跡。在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起到的作用，也是空前絕后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只不過在當時我國剛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的時候，在歷史條件上，在世界局勢上，還沒有具備當時西方的形勢。郭老寫出的歷史劇總計有《屈原》、《高漸離》、《虎符》、《孔雀膽》、《南冠草》、《王昭君》、《棠棣之花》、《卓文君》、《蔡文姬》、《鄭成功》、《武則天》等十多部歷史劇，可謂“春蘭秋菊，各具一時”，在歷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1944年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的那年，他寫出的《甲申三百年祭》，雖然不是歷史劇，不是什么文學作品，但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卻有著格外重大的意義。

郭沫若的政治生涯，從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第三廳主管宣傳工作的廳長，到16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40年9月 辭去三廳廳長職務，以抗議國民黨政府強行改組政治部。11月 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組成文化工作委員會，任主任。 1949年 3月 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布拉格會議。 建國前夕 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lián)合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副主席。 10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1950年 3月 當選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理事長。 5月 學術名詞統(tǒng)一工作委員會成立，任主任。 1954年6月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6年 任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推廣普通話委員會副主任、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主任。1958年 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郭沫若作為一個性情中的人物，他的一生曾有過許許多多的缺點和錯誤，到了晚年，在性格、品格、以至于大是大非等許多方面都有些錯失。但是這并不影響它作為一個文學大師的輝煌業(yè)績。尤其他在歷史劇的方面的成就，仍堪與莎翁一較高下。特別是在我國現(xiàn)在國際影響日益提高的的情況下，為了加大我們軟實力的影響，應該把我們自己的莎士比亞形象更加發(fā)揚光大，予以挖掘、推廣，推向世界，不能總津津樂道西方的文化政治影響。我們的文藝精華也非僅僅是《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聊齋》等小說，和唐詩宋詞等。(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康有山2017年1月14日于哈爾濱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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