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翻譯兩良師

楊開顯

1973年2月，我作為重慶造紙廠子弟中學的班主任老師，送走了春季畢業(yè)的一屆學生后，有一段較以前輕松的日子。那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知識分子的地位被貶到最低，人人都不想當老師。雖然我內心仍堅持知識分子是國家的精英的觀念，但在那個黑白顛倒的荒謬時代，這種理念比起重如重重大山的極左思潮來，只能是輕如一縷云煙。

于是，我抱著憤世嫉俗的態(tài)度，決定申請下廠去。我是教物理的，就先以到電氣車間參加實踐為由，提出申請。進了廠以后，我心里盤算：想辦法脫離學校教師編制，再進入廠里職工編制。我的這一申請，竟然得到了批準。

我來到電氣車間，就開始了名義上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我進入一位劉姓八級師傅和一位杜姓六級師傅負責的班組。劉師傅的兒子與我是朋友，杜師傅以前就認識，他的女兒是我的學生，兩人對我非?？蜌狻⒂押?；其他10來個年輕師傅有的我也認識，對我也很友善。我大多是隨杜師傅在廠里各車間、科室轉悠，解決出現(xiàn)的一些電氣故障，有時也安裝用電器和機電設備等。在車間里相處頗為和諧，外出工作也不緊張，這令我想起工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車工緊，鉗工松，吊二啷當學電工”。

一次，杜師傅和我來到技術科。我們花了半個多小時在房間里裝了一個插座，換了一臺電器后，就與科里工程師和技術員聊起天來。聊了一會兒，我看到隔壁房間有一些書刊，走近一看，驚奇地發(fā)現(xiàn)，竟有少量的外文期刊，其中有一種期刊是俄文的《造紙工業(yè)》。我立即仔細地翻閱起來。可是造紙技術的詞匯太多，我閱讀很困難。這時，我又發(fā)現(xiàn)書架上有幾本《俄華造紙技術詞典》和《俄漢綜合科技詞典》等工具書。于是，我立即借了這些詞典和兩本《造紙工業(yè)》期刊。我為什么沒有多想，就借了這些讀物呢？因為到我離校進廠時，英語沒學好，俄語也荒疏了幾年，我再不把俄語撿起來，恐怕就要付諸東流了。(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回到家后，我就閱讀并借助借來的詞典翻譯起《造紙工業(yè)》上的文章來。在翻譯《芬蘭的紙漿和紙的生產》一文時，比較順暢，因為專業(yè)詞匯不多。但在翻譯《用生物方法處理制漿造紙廢水》一文時，則遇到的困難較多，因為文中專業(yè)詞匯和我不熟悉的制漿造紙及環(huán)保方面的技術內容較多。我埋怨廠里為什么不訂一份物理專業(yè)的外文期刊，弄得我遇到這么多困難。

確實，我譯造紙技術和環(huán)保技術的文章感到頗為吃力。我從前作的一些翻譯訓練大多是文學、社科和應用等方面的。記得剛學英語不久，就自不量力地要翻譯詩歌。當時好像是在一本活頁文選上看到拜倫的一首英文詩《樂章》，于是就翻譯起來。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譯出后，與査良錚的譯文對照，真是差得太遠了，好像還有錯誤。自此，就不敢譯英文詩，只是譯一點函電、時政和應用文等。而譯俄文的普希金的一些詩與高爾基的《海燕》和《鷹之歌》等時，則不是太費力，經(jīng)與名家譯文對照，相差也不是太遠。但科技翻譯尚未試過，故這次翻譯起來自然感到困難。不過，我還是硬著頭皮把《用生物方法處理制漿造紙廢水》這篇文章譯了出來。

過了一段時間，我找到了廠革委會副主任陳式國，說我要投稿。他非常支持，讓辦公室主任給我蓋了章（那時投稿是要單位蓋章的，以此防止所謂階級敵人投寄所謂反動的文字）。我把上面譯出的兩篇文章先后寄給了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辦的《外國科技動態(tài)》雜志。這份雜志在文化遭到革命的六七十年代屬為數(shù)很少的國家級公開刊物之一。我一個無名小卒要想在上面發(fā)表文章，自然十分不容易。可是，令我驚喜的是，兩篇文章竟然刊登在第2年（即1974年）的第1期和第8期上。文章刊登出來后，有一個好學的廠內青年同事見到我就稱贊我，說我是他們學習的榜樣。而我也有點吃驚：廠里竟然還有人關注這種雜志。還有看到文章的兩三個工程師，他們交談時說我翻譯得好，超過了他們五六十年代時的水平。我聽到這些，心里像有蜜一樣化開，這是在那個沒有報酬的年代獲得的最好的精神獎賞。

我繼續(xù)從《造紙工業(yè)》這兩期和后又新借的幾期中選取文章翻譯，先看正文前的摘要，再決定取舍。我選了《廢水的多級生物處理系統(tǒng)》一文，著手翻譯起來。這篇原文的專業(yè)術語很多，技術內容又較深，而且有難懂的公式和圖表，應該屬于高新技術一類?？晌覅s硬著頭皮啃下去，譯出來了。但我知道，僅僅依靠外語水平而缺乏化工和環(huán)保方面的知識，要譯出這類文章，無疑是強人所難，要鬧出笑話的。我決定要找專家校對一下。

于是，我先后找了廠里的權威工程師（那時還沒有高級工程師之說）張松壽和許西伯等先生，前者英文好，后者俄文好。兩位先生非常客氣地接待我，對我在那個只講政治，不講讀書，不講科技的時代，竟然還翻譯科技資料大加贊賞。他們耐心仔細地從化工和造紙技術上給我以指導，我非常感謝。但他們對環(huán)保新技術方面不怎么熟悉，因而譯文的專業(yè)質量得不到保證。

不過，不知是從他們兩人還是從總工程師董謂等人口中，我得知了重慶建筑工程學院衛(wèi)工系不久前來廠進行造紙廢水的治理工作。這就好了！我立即想到一個人，她就是蔡素徳女士，我的譯文可以通過她請建院衛(wèi)工系的專家教授幫忙校對。

蔡素徳老師是我在造紙廠中學的同事。她是1970年秋從廠技校調至廠中學來的，教化學；兩三年后她又調至重慶建院化學教研室。這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大姐式的人物，她高大、漂亮、富有教養(yǎng)、氣質高雅；她和另一位大姐式的同事張瑞蘭老師似乎與我比較接近，可能是我還比較愛讀書，為人不庸俗，而且出身所謂的臭知識分子家庭。她平常關心我的工作，也關心我的生活，甚至調建院后還給我介紹建院的女朋友哩。這也許就是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吧。

我決定去拜訪蔡素徳老師，她調離廠中學時不也一再邀請我到她建院的家去玩嗎？是1973年仲秋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guī)е小稄U水的多級生物處理系統(tǒng)》等譯文的筆記本來到蔡老師的家。當她開門見到是我時，我感覺她顯得很高興。她很客氣地請我坐下，說讓我稍等片刻，就轉身進里屋去了。一會兒，她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兩個水煮雞蛋，水面上還浮動著片片油花。我立即站起來說：不敢當，蔡老師，您太客氣了?？伤蝗菸疫t疑地一個勁地催我趁熱吃下，趁熱吃下。我只得端起碗，心有不安地品嘗著這甜美的水煮雞蛋。我心里想，70 年代是一個食物十分匱乏的時代，雖然比60年代初那3年大饑荒好一點，但糧、油、肉、蛋、糖等很緊張，都要憑票供應。我這樣享用，是不是太奢侈了一點？

我還沒有說明來意，蔡老師就讓我聊一聊學校和廠里以及一些同事的近況。她雖然在學校和廠里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因她的為人，同事們都尊敬她，喜歡她。看得出來，她對學校，對廠子也很有感情，而且還關心著她看好的同事，她也與他們保持著聯(lián)系呢。38年后，學校老師有一個聚會，她作為成就斐然的教授，欣然偕她在廠里的同事——也是與老師關系密切的家長——一起來參加，其樂融融，其情切切。可惜這一次聚會我沒有參加，我當時出國去了。這是后話。

在我們聊到工作和學習時，我就便提到我翻譯的造紙污染方面的文章，并拿出譯本和原文雜志來給她看。她非常高興，眼中閃出喜悅的光，立即仔細翻閱起譯本來。我順勢提出一些譯得可能不專業(yè)或有問題的地方，并把主要的指給她看。她看后，對一些地方從化學專業(yè)的角度作了解釋，并說怎樣怎樣才符合專業(yè)的說法。我一一記了下來。但她說她只懂英語，不懂俄語，不能解決我的根本問題，她可以為我引見衛(wèi)工系的系主任趙玉龍教授。我心中一陣叫好，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嗎？蔡老師真是善解人意，我喜形于色地表示由衷的感謝。這時，她看了看表，時間還不晚，就說一起找趙主任去！于是，我們從她的離后校門不遠處的家，走到離前校門不遠處的趙玉龍先生的家。路上我興致勃勃地談到翻譯中克服外語和技術上的難關后的喜悅心情。她對此表示贊賞，說一個人，特別是青年，就是要有追求，要有鉆研好學的精神，可惜現(xiàn)在的人都不讀書學習了，整天嚷嚷學政治，搞斗爭，不生產，這樣下去國家怎么得了喲！我對她憂國憂民的思想深表贊同。

到了趙玉龍先生家后，蔡老師與他寒暄之后就把我介紹給他并說明來意。他表示歡迎，并說十分樂意像我這樣的人到他這里來學習交流。他為我們沏上茶后，就與我擺談起來。趙玉龍先生是東北人，大約40歲左右，身體高大壯實，紅光滿面，他與蔡老師的丈夫均為留蘇學生，現(xiàn)為不同系的同事。他拿過我的原文雜志和譯本，就認真地看起來。這邊我與蔡老師靜靜地等候著，偶爾也小聲交談幾句。他看了一會兒后，連說幾個不錯，不錯。他讓我把譯本和原文雜志留下來，待全部仔細校閱后再與我交流。

黃昏臨近，天色暗下來。蔡老師和我與趙老師握別，我也與蔡老師告別，回家了。

約一兩個月后，我又來到建院。我先在蔡老師家閑聊了一會兒，再一起到趙先生家。趙老師依然紅光滿面、精神飽滿，他握了我的手后說：所譯的《廢水的多級生物處理系統(tǒng)》等看完后，總體感覺不錯，沒有多少錯誤，只是一些地方有的不太符合專業(yè)的說法，有的沒按約定俗成的方式處理。他說他已用紅色字體改過來了，有的還作了標注。我連聲說謝謝，我感覺我當時心里好像有東西要涌出來對他表示感謝。

回到家后，我花了一個晚上，對著原文，看著他校改和標注的地方，認真地學習起來。我至今記憶清楚的是，他把我譯為“凈化”的地方，百分之九十幾地改為“處理”；我譯為“建筑”或“建筑物”的地方，他大多數(shù)改為“構筑物”。此外，還有一些不規(guī)范不專業(yè)的譯法他都一一作了訂正。在我看完他校對的地方后，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翻譯這樣的專業(yè)技術資料，好像沒有幾處根本性的錯誤。我合上本子思忖了一下，這也許與我生活工作在造紙廠這個環(huán)境有關，盡管我沒有學過造紙專業(yè)和環(huán)保專業(yè)，但我在翻譯時，自然而然就會向著看到聽到的那些語匯和說法靠攏。此外，我不是文科生，也使我翻譯科技資料時發(fā)生錯誤較少。

第二天，我將譯出的《廢水的多級生物處理系統(tǒng)》投寄到黑龍江省科技情報所辦的《國外公害防治》雜志（該雜志是趙玉龍教授告訴我的）。數(shù)月后，譯文被刊登出來，而且還寄來1974年的精美掛歷兩幅（那時沒有稿費）。我再次感到驚喜，而且有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

此后，我又把譯出的《伊茲馬伊爾聯(lián)合加工廠的凈化構筑物：運行經(jīng)驗》等文章帶到趙玉龍先生處。他總是耐心地仔細校對。我每次拜訪他和蔡素徳女士時，他倆都像對待小兄弟一樣，推心置腹地與我談學習，談工作，希望我不要被眼前的不良政治氣候所左右，要堅信學習知識將來是一定有用的。當然，我也把《國外科技動態(tài)》雜志等刊登我譯文的喜訊告訴了他們，他們也為我高興，鼓勵我要繼續(xù)下去。

后來，我請一位學生在廠里工作的姐姐幫忙把原文中的圖描下來；又請廠里一位女打字員把全部譯文打印出來，并裝訂成冊，再套上一個封面，取名《制漿造紙生產污染防治譯文集》。

1974年秋的一個星期天，我?guī)?本我制作的小冊子《制漿造紙生產污染防治譯文集》，興沖沖地來到建院。我先來到蔡老師家，把譯文集送給她，我說請她笑納，并批評指正。蔡老師把譯文集翻閱起來，仔細看了看，連說很好，很好，并祝賀我做了一件好事。我說我再把譯文集給趙老師送去。她說趙老師出差去了，剩下的幾本譯文集由她轉交就行了。

大約兩三個星期后，蔡老師傳來趙老師的話，說他看了譯文集后很欣慰，很為我高興，他要將譯文集作為教學和科研參考書。他還特地請蔡老師問我：愿不愿到建院衛(wèi)工系工作，可先在實驗室工作，以后再干科研。我得知這一消息后，心中有點激動，因這么一個不成熟的小冊子，而且還不是我專業(yè)內的工作，趙教授竟這么看得起我！我想，也許是我初次涉及造紙和環(huán)保專業(yè)的翻譯竟然錯誤很少，使他有點看好我；此外，我的認真和努力在那個時代是稀缺品質，這也使他有點欣賞我；另外，估計蔡老師在他面前說了我最近離開中學到廠里電氣車間的情況，她在他面前少不了有對我的稱贊。

我最終沒去找趙老師談到建院工作的事情，因為我一直從事物理教學工作，對化工、環(huán)保專業(yè)陌生，況且我是偶然看到《造紙工業(yè)》原文，一時興起翻譯起來的，并沒有深厚的技術翻譯根底，更沒有這方面扎實的專業(yè)知識，所以還是在自己駕輕就熟的園地耕耘，不敢到陌生的領域去開拓進取。

這時，上面有政策，說要普及高中。廠里也要辦高中，而廠中學又很缺高中教師，于是我就被調回中學，充任高中物理教師。我就這樣中止了制漿造紙生產污染防治的情報資料的翻譯，我與蔡老師和趙老師的來往也就自然減少。到改革開放時，建院的衛(wèi)工系似乎撤銷而改為另外的系，作為系主任的趙玉龍先生被調往天津市建委，從此我再也未與他來往過，但他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我一直銘記在心。

后來，我從重慶造紙廠調至重慶市科委科技情報處。我的工作范圍涉及到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企業(yè)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fā)，因而自然與蔡老師仍有聯(lián)系。她不但教書，而且也從事科研。90年代初，我原來廠里的同事、朋友何文章引進外地技術，主持開發(fā)了“日月牌多用光亮劑”。我作為自始至終的支持者和參與者，特意聘請蔡素徳教授作為該項目鑒定組的副組長。該項目1992年通過技術鑒定后在北京參展，獲得“北京·中國新產品新技術博覽會銀獎”。

而我對蔡老師的科研課題也有所了解。她后來完成的“重慶地區(qū)酸沉降物對環(huán)境影響及對策研究”和“抗酸沉降建筑涂料的研究”等課題兩次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二等獎。課題完結開鑒定會時她也請我參加，我由衷地祝賀她取得這么大的成績。蔡老師由于科研和教學的突出成績，從1992年起，就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而我中止了的環(huán)保技術翻譯，一度又有所恢復。我調到新單位后，仍與廠里有聯(lián)系。廠里的制漿造紙廢水排放到嘉陵江，多年來引起人們的反感，也受到環(huán)保部門的批評和處罰，但始終解決不了這個污染。我試圖從國外找找有否解決廢水問題的辦法。80年代中后期，我又在廠技術科資料室借了1986年第10期和第11期的《造紙工業(yè)》雜志。我閱讀了所刊文章的文摘后，選取了其中的兩篇——《完善廢水的分析檢測方法》和《快速測定廢水中銨離子濃度的方法》。我白天忙完單位的工作后，晚上就著手翻譯這兩篇文章。前一篇文章翻譯難度較小，我較快地完成了初稿。想不到的是，翻譯后一篇文章時，遇到了不小的難題，如80年代以來的新技術和繁復的數(shù)學公式等。我以前翻譯環(huán)保技術奠定的基礎似乎對這篇文章沒起到太大的作用。這時，我又想起了趙玉龍老師和蔡素徳老師。但趙老師早已在天津，那時沒有網(wǎng)絡，不方便直接請教。我想憑我以前的經(jīng)驗，請教一下蔡老師，也許能解決一些問題，因為所譯內容雖是環(huán)保技術，但實質上都是化工問題。

我在1987年秋冬之交的一個星期天，來到蔡老師在建院的新居。我拿出后一篇文章的譯稿，逐一念給她聽。一般容易的地方，我念得較快，而困難的地方，我念得很慢，有的地方，她還拿去譯稿，并對照上下文，仔細確認是否譯得符合規(guī)范或者是否譯得正確。我又拿回譯稿，再與全文核對，并查查專業(yè)詞典，按照她的意見，敲定譯文或術語。我們就這樣忙活了大半天，基本上完結了譯稿的校審。

一兩個星期后，我借了幾篇測定廢水中銨離子的專業(yè)文章，仔細研讀，以期從中受到啟發(fā)和啟示，進一步校改和規(guī)整我的一些譯法。就這樣，我用笨拙的辦法完成了我認為拿得出手的譯稿。我將這兩篇譯稿分別寄給了重慶市輕工局主辦的《重慶輕工》雜志和黑龍江省環(huán)境保護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國外環(huán)境科學技術》雜志。四五個月后，1988年二三月份，兩篇譯文均刊登出來。

此后，我的軟科學研究工作和科技編輯工作被加大了力度，對科技翻譯或科技情報的翻譯似乎無暇顧及。而此前，因為我業(yè)余愛好文學，我又開始了文學及詩歌的翻譯。但我在科技翻譯之路上遇到蔡素徳和趙玉龍兩位良師益友的幫助和指導，不僅使我工作上受益良多，而且也使我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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