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過“文革”的國人，尤其是上海人，說起曾經(jīng)的上海市委書記“徐老三”(即僅次于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相信大家不會陌生。而張、姚長年在中央，“徐老三”則成了上海名副其實的一把手。

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賢。

“文革”前一年，年少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宮，聽過徐景賢的文學講座。那時的他作派儒雅，說話慢條斯理；他寫過通訊《黨的兒子穆漢祥》、話劇《年輕的一代》、散文《生命如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個文化人。

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好制度能把壞人變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壞人；一個壞制度卻能把好人變成壞人，或者讓好人違心地幫著干壞事。史無前例的“文革”印證了這一點。

一時間，發(fā)動者號召人們造反、奪權(quán)，上演著層出不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有著很強“黨的組織觀念”的文化人徐景賢，也從市府機關(guān)沖出來響應(yīng)造反。

記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學，由于革命大聯(lián)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復(fù)課鬧革命”的典型。徐景賢代表市領(lǐng)導(dǎo)在學校禮堂講話。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凈的他卻提高著嗓音、舞動著雙手，嘴里的革命詞匯一串連著一串；最后是舉臂高呼：“革命小將們，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終勝利是屬于我們的，大家說對不對？”全場隨即響起振耳欲聾的回應(yīng)。也就在這時，才讓我看到這位文化人，已經(jīng)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跡。(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一年后，我在寒風昂揚、哭聲嘹亮的氛圍中，登上火車去插隊落戶。當時工宣隊師傅激動地挨著車窗通知：市領(lǐng)導(dǎo)徐景賢同志、馬天水同志要來歡送革命小將！我坐在車廂里木然無語，那種遠離親人的悲傷正在內(nèi)心蘊釀，哪有閑心去關(guān)注徐景賢們？

正當徐景賢們“無限風光在險峰”中奪權(quán)掌權(quán)時，我和知青們“坐地日行八萬里”的戰(zhàn)天斗地，恰似“兩股道上跑的車”，毫不相干。

后來，審判“四人幫”了，才重新關(guān)注起徐景賢。那時在大學里不容易看到電視。正好同寢室溫良在吉大隔壁的獸醫(yī)學院認識人，每晚跑過去看。盡管沒幾個鏡頭，但還是讓我看清了站在審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沒了神采飛揚，多了滿臉晦色。

此后，徐景賢從我的生活里銷聲匿跡。

世間的事有時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時，竟然與徐景賢同了桌，座位還緊挨著。

這時的徐景賢，佝僂著背，全然失卻了原有的挺拔（后來才知道，原一米八的個兒，縮小成一米六幾）；走起路來一蹶一拐，是嚴重關(guān)節(jié)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長了的整個臉顯得又瘦又癟。然而他卻是熱情洋溢，滿臉堆笑，雖說是七十開外的人了，但聲音清晰，思維敏捷。當他知道我是搞房地產(chǎn)的，便詢問了許多有關(guān)房子建造、銷售方面的問題。我當時帶了本自己寫的策劃小冊子，便隨手送給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過是逢場作戲，沒話找話而已，對策劃之類感興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也就過了沒兩天，徐景賢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他讀完了小冊子。接著問道：“想請教一個問題，判斷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據(jù)的是啥？”我說：“是地段，也就是土地價值高的房子，就這一項核心和關(guān)鍵的指標，決定了該房產(chǎn)的基本價值?！?/p>

“哦，這就像購買數(shù)碼相機首先要問像素，購買鉆石首先要問幾克拉，購買音響要關(guān)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連說出了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學問人。

最后他謙虛地說：“你的策劃書寫得很有文學性，給我補上了一堂建筑營銷的課程?！?/p>

就這樣，一本小冊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觸。雖說他過去擔任的是黨務(wù)工作，但畢竟是在工商業(yè)發(fā)達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聰明好學，所以，對于城市規(guī)劃、環(huán)境營造直到建筑樣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語言。

雖然有共同語言，但畢竟他有造反的歷史與那十八年牢獄的污點。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過多次，均沒有登門。徐景賢為人好客，有一次他讓我上樓喝杯茶，我推托著沒上去。其實，那時他已經(jīng)是個公民，我這有色眼鏡戴得是不是很沒道理？

因為十年“文革”，對于我是一個慘痛的回憶?？墒?，時至今日，還沒將文革真實面貌完全公示于眾，那這段歷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劃上句號。

可惜，有資格說清“文革”的，幾乎沒有給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語便撒手人間。徐景賢說，他屈指算算，也沒有誰能夠挑起書寫的這副擔子。于是，他反思，他懺悔：他向劇作家、演員認過錯；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學生道過歉；他不怕觸及禁區(qū)，他要將一個自己知道的真實的“文革”完整回憶起來，這是他心靈上的一次洗禮。經(jīng)過幾年的案頭準備，寫成了一部回憶錄：《十年一夢》。

這本《十年一夢》，讓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讓自己的“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讀了兩遍《十年一夢》。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憶，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卻讓人耳目一新。我開始關(guān)注、接近了徐景賢。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個民族不斷地推向野蠻的深淵：那是物質(zhì)生產(chǎn)力與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間，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經(jīng)書寫過推波助瀾的造反宣言，也曾經(jīng)組織武裝民兵“誓死保衛(wèi)黨中央”。正如俗話所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無不如此。上帝呼喚人走向高尚，魔鬼卻誘惑人走向骯臟。

確實，徐景賢在“文革”中做過不少“骯臟”的事，但他也曾展現(xiàn)過“高尚”的行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親朋好友并未“升天”。連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弟在湖北插隊好些年，他也沒讓調(diào)回上海；親戚中有人想?yún)④?，他也不給開后門；父母在破舊的石庫門倒馬桶倒了數(shù)十年，沒煤氣衛(wèi)生設(shè)施，他也始終沒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條件。

一次閑聊。作家程乃珊告訴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騎車上班，不料車身擦到了旁邊行駛的小轎車后輪部位，這位同事趕緊剎了車，幸好人沒摔倒。這時，從小轎車里下來了徐景賢，身為市委書記的他彎下腰來看騎車人的雙腿受傷了沒有，并且一個勁地賠禮道歉……就這樣一件小事，讓大家對徐景賢有點肅然起敬。

也有我親眼所見的。一次聚餐，在飯店門口的垃圾箱旁邊，散落著幾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賢彎著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將它扔進垃圾箱里。一個小動作讓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質(zhì)。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賢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待清楚、態(tài)度主動，尤其是他恪守“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中央原來估計接管上海“斗爭將十分復(fù)雜，任務(wù)將十分艱巨”，為此組成了有17名省部級、58名司局級的強大陣容；但接管的實際過程卻非常順利、平穩(wěn)。這其中不能抹殺徐景賢等人服從與配合的作用。

法庭準備對他作出不予起訴的寬大處理；將馬天水作為上海的首犯判處18年徒刑。誰知馬天水突發(fā)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幫”的重鎮(zhèn)，要落實一名首犯須重判。當時上海還有一位市委女書記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讓她充當首犯說不過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訴的徐景賢頭上：判了18年。

徐景賢關(guān)在上海的提籃橋監(jiān)獄。他屢屢說起：要不是家庭的溫暖，他是無法熬過那漫長的牢獄生活；而他的家人頂著常人無法想像的壓力，只是為了換回18年刑滿后的團聚。太太葛蘊芳知道他喜好讀書，由他事先開出書目，她就四處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著沉重的書袋，從徐家匯換乘3輛公交車到楊樹浦，一月一次從沒間斷。是解渴的書籍，是親情的力量，在他心靈上支起了強大的支柱。

是的，他總覺得對不住妻子、對不住一雙女兒。妻子葛蘊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是個老資格干部，也受到丈夫的眾多牽連（好在如今也享受了離休干部待遇，今年國慶前夕，榮獲了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中央軍委頒發(fā)的離休干部“建國70周年紀念章”）；女兒們正值中學畢業(yè)，父親的入獄，讓她們上大學無望，只能分配到食品廠等最差的崗位；后來兩個女兒相繼成家，當父親的都不在身邊。他說，在監(jiān)獄里看到了小外孫的照片時，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鎮(zhèn)汽水似的痛快舒暢。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同他一起關(guān)押的“四人幫”頭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獨徐景賢拖著嚴重的關(guān)節(jié)炎還在獄中服刑。葛蘊芳大著膽子，給前后兩任市委領(lǐng)導(dǎo)寫信，都石沉大海；后來硬著頭皮給鄧穎超的秘書寫信。

葛蘊芳還記得：1972年，鄧穎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領(lǐng)導(dǎo)家屬院來，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賢家（只是沒去張春橋家，因為當時說張的妻子文靜歷史上有問題）。鄧大姐握著葛蘊芳的手說：“小葛啊，景賢同志緊跟主席干革命，你們可要支持景賢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著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

鄧穎超秘書雖與葛蘊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勢利，有同情心。他乘患病的鄧大姐短暫清醒之際，將徐景賢的情況告訴了她，鄧大姐隨即提筆批了“請上海市委酌情處理”幾個字。就是這幾個字，沒幾天就讓徐景賢保外就醫(yī)，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滿釋放，1999年恢復(fù)公民政治權(quán)利。

刑滿后，沒有單位的他，又出現(xiàn)了一個頭痛的問題：關(guān)系落在何處？養(yǎng)老金誰來發(fā)？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廠工人，出獄后就落在原單位國棉三十一廠，由廠里發(fā)放養(yǎng)老金；而徐景賢原來在市委工作，刑滿后怎么還能占著領(lǐng)導(dǎo)干部的編制？輾轉(zhuǎn)多時，最后只好由市人委機關(guān)事務(wù)管理局發(fā)放生活費。一開始只有幾百元，后來加到一千元，還是不夠開銷。他喜歡看書、讀報，光這兩項就占去了大部分退休金。

為了補貼家用，徐景賢與老伴只能相隨女兒們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賢悄悄告訴我：家里女兒身體不好，女婿剛辭職還沒工作，能不能幫個忙，替他女婿介紹個工作？我見他確實困難，盡管當時沒有把握，但還是一口應(yīng)承。

后來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短時間里就提升到重要的崗位上。徐景賢夫婦對我很是感激。我開玩笑地說：“徐老師是原市委書記的職務(wù)，那是部長級頭銜啊。想當年我要幫忙都不知道門在哪兒呢？現(xiàn)在成了朋友了，面對面沒了距離事情反而好辦了?！?/p>

每個人，不管貧富，不管貴賤，上帝都是以一個“生”字展覽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個“死”字統(tǒng)統(tǒng)予以收回。干凈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賢獨自一人出門去與朋友相聚；午餐還與朋友們一起舉杯慶賀。下午兩點回家，睡了半小時，便在沙發(fā)上看書。太太葛蘊芳正在廚房間，聽得外面一聲奇怪的叫聲，急忙跑出來，只見徐景賢已經(jīng)癱在沙發(fā)上不醒人事，任憑妻子大聲呼喚，他始終沒有醒過來。手里還捏著他愛看的那本書。他沒能夠等到一個月后的75歲生日。

他走了，親人們按照他的遺愿，將他的遺體全部捐獻給醫(yī)學事業(yè)。

說走就走，盡管這是人生最完美的從容；也是人生最瀟灑的謝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遺憾。

記得徐景賢曾告訴我：《十年一夢》只寫出了60%的事實，還有40%在肚子里。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寫出來的原因。

徐景賢去世后，太太葛蘊芳花了數(shù)年心血，收集整理了丈夫留下的許多文稿和資料，編輯出版了一本《徐景賢最后的回憶》。這本書內(nèi)容更為翔實，反思也更為深刻。為那段歷史留下了一份難能可貴的真實。

記得我曾經(jīng)問過徐景賢：當時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奪權(quán)的全過程更是上面親自部署直接指揮，你只是個執(zhí)行者啊。他答非所問道：“誰讓執(zhí)行者沒有了精神呢？”他壓低了音調(diào)，自言自語道：“當年，因為丟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錯事……”

我讀懂了他的話。這種精神就是一種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陶淵明堅守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哲學家杜威說過知識分子的特性：“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眼睛、腦力當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腦力；二是個人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負完全責任，不怕權(quán)威，不怕監(jiān)禁殺頭，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

一場“文革”讓這些精神都喪失了，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民族都沉淪了。這環(huán)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在“文革”的環(huán)境里生活過，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應(yīng)該反思？

見證“文革”的徐景賢走了。他的反思卻留給我們太多的深思。

回首往事，我們不能讓全民族遺忘“文革”。

為了讓骯臟的“文革”在中國大地上絕跡，有著高尚傳統(tǒng)精神的中華民族：拒絕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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