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學子程正洲

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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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正洲1947年冬出生在故鄉(xiāng)湖南桂陽縣天塘村。我們弟兄的名字是由正字輩加出生地組成的：大姐正江1936年出生在南京；大哥正海1938年出生在上海；我1940年出生在重慶；三弟正湘1942年出生在桂陽縣城；因為四弟正潭(同塘字)1945年出生在天塘，所以父親給五弟取名正洲，意在放眼世界。

1947年春天，父親去上海跟爺爺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夏天，留在天塘鄉(xiāng)下的母親把我們?nèi)苄纸唤o一個老婆婆看管，她帶著剛滿兩歲的四弟，打算乘汽車經(jīng)湘西回秀山探望分別十三年的外婆。沿途山道險峻，汽車在所里附近翻在溝里，母親被甩出車外壓傷了右腿，痛得不能動彈；人們過來搶救，發(fā)現(xiàn)四弟被油桶壓住了，原來翻車時四弟被甩到一個坑里，油桶滾過來架在了坑上面，四弟在坑里竟毫發(fā)未傷；而在母親肚里的五弟也安然無恙。

母親在所里住了很長時間醫(yī)院，被壓斷的小腿脛骨逐漸愈合，她只得又回到天塘。從此，母親再沒能回秀山見外婆。母親張國華1915年出生于四川秀山的一個地主家庭，外公在她出生前被土匪殺害，外婆一手把母親她三姊妹撫養(yǎng)成人。1934年母親隨五姨媽（五姨父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秘書科長）到南京讀女子法政學校，畢業(yè)后與考入交大的父親結婚成家。(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1948年春，母親帶著我們五弟兄（大哥十歲、五弟半歲），坐轎子、搭木船、乘火車、登輪船，離開了偏僻寧靜的山村，見到了兵荒馬亂的社會、顛沛流離的人群，來到繁華熱鬧的上海。

1948年秋郭春濤(1)先生和秦德君(2)女士介紹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投身中共領導的地下革命活動，策動了母親的表弟楊滄活（當時任吳淞炮艇大隊副大隊長）和一些國民黨海軍官兵起義等，但因為郭春濤先生1950年在北京病故和秦德君女士蒙冤而未得到當局的承認；而父親作為身份掩護擔任的“青年軍202師中校教官”等職務，在1951年鎮(zhèn)反運動中，卻被認定為國民黨留用人員和歷史反革命被列為鎮(zhèn)反的對象；并于9月調(diào)到“華東革大”第四期交待歷史問題，1952年5月結業(yè)就集體被派到新疆支邊。于是，父母帶著我們弟兄姊妹七人，離開了我們程家四代人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上海復興中路496號，來到了新疆。

注：

（1） 郭春濤（1898—1950）湖南炎陵人。民革的創(chuàng)始人和領導人。解放后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

（2） 秦德君（1905—1999）重慶忠縣人。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任2—7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2

到了新疆迪化后，父母先安排在商業(yè)廳工作，后又調(diào)到新疆畜產(chǎn)公司當科員。我們家住在二道橋附近兩間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房里的主要擺設就是兩張用木板拼成的大床和父親在墻角搭的一個擺滿馬列著作和文學名著的簡易書架。由于子女多，我家的生活相當拮據(jù)。

1954年秋的一個星期日，這時五弟已在烏市九小讀一年級了，大姐也回家來了（她在省一師讀書很少回家），全家團聚在一起吃飯，父親這位三十年代的交大學子感慨地說：“今天你們兄弟姊妹七個都聚齊了，這樣的日子不會太多了，不久你們就會遠走高飛，各奔東西——我要把你們七個都培養(yǎng)成大學生！”

1955年的一天清早我背著書包準備出門去上學，父母和弟妹們在里間還沒起床，忽然聽到五弟從里屋問道：“二哥，你今天還不還《水滸》？”我順口答道：“你要看的話，我就不還了。”他應了一聲。我走出家門好一陣子才想起來，五弟才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呵！

還是五弟在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一次父親下班從辦公室?guī)Щ貋韯偟降摹吨袑W生》雜志，上面刊登著數(shù)學家高斯小時候就能很快解答“1+2+3+……+97+98+99+100”這道計算題的短文，父親就把這道題抄了下來，試問五弟會不會做？五弟想了一下，很快就列出了式子并得出答案：1+99、2+98、3+97、……49+51、50、100，共50個100，余50，得5050。令人驚奇的是，五弟的解答方法跟《中學生》雜志上少年高斯的解答方法并不相同！常言道，三歲看大八歲看老，這時五弟還不到八歲，果然，以后他就成了數(shù)學老師了。

五弟九歲的時候，一次他和大哥下象棋，我們幾個在一旁觀看，但都沒有做聲，眼看大哥不敵五弟，怕大哥耍賴，我們?nèi)苄侄歼h離棋盤，做出不在意的樣子。果然大哥眼看就要輸了，忽然眼珠朝上一翻，四下把我們幾個瞄了瞄，猛地雙手一托，把棋盤掀翻了！五弟卻依然坐著不動，那神態(tài)倒仿佛五弟是老大，大哥是老小似的。五弟在玩耍時也往往超然不群，大人們見到常說，這孩子長大后會與眾不同。

1956年肅反時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1957年反右時父親又被定為右派；1958年5月父親因歷史反革命和右派被判刑10年。母親以“同情”右派的丈夫為由被開除公職，雖經(jīng)中央監(jiān)察部三次撤銷處分而被新疆拒絕執(zhí)行。——我家遭滅頂之災！于是，母親帶著年幼的四弟、五弟和小妹到西安投奔在陜西師大就讀的大姐，大姐正江毅然中斷了大學學業(yè)，參加工作來接濟弟妹。母親則給人洗被褥、賣冰棍支撐家庭。

3

我父被以“右派兼歷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我們弟兄姊妹成了名副其實的黑五類子女。當年我被當做能向組織靠攏爭取進步的青年，而得以僥幸考入大學。僅隔兩年，1960年夏季，更加強調(diào)教育要講階級路線，“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從此一律不準升學，當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績第一，——都不準升學。

1961年暑假，我做小工掙得百十元錢，買了一張往返內(nèi)地的半價學生票，踏上探親之旅，沿途到處都是要飯的、因饑餓逃荒的。

我在西安東郊韓森寨的一棟破舊平房的一間小出租屋里找到了家。房間只有十來平米，光線暗淡，除了兩張床，一張桌子，沒有別的家具。正在讀初中的五弟和讀小學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倆面色青黃，骨瘦如柴，小小年紀卻難得見到笑臉，可憐兮兮的樣子。特別是，他們因家庭出身不好沒能加入少先隊，——這在當時對于孩子們來說，是最大的打擊，最大的歧視！直到天黑很久了，身體單薄、更加消瘦的母親和背著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原來活潑調(diào)皮笑口常開的四弟現(xiàn)在變得少年老成郁郁寡歡了。他去年才十五歲，在西安中考成績第一卻不準升學，只能賣冰棍謀生……

清早母親就和四弟出門去批發(fā)冰棍了。早飯每人只是一個小雜糧饃就咸菜。居徒四壁，五弟和小妹菜色的臉上又總是一副憂戚的面容，氣氛壓抑。五弟帶我到附近的文化館打乒乓球。我在大學是單打第三名，卻不是瘦小的五弟的對手。五弟還帶我到半坡博物館參觀。——我始終沒見他一絲笑容，苦難使他老成，他當時還不到十四歲呵。

一年后，全家被搬遷到華縣Z村，只有四弟一個人算全勞力插隊到農(nóng)村，每天工分只值幾角錢；母親在老年組，工分值更少。五弟和小妹都在讀中學，家里的貧窮可想而知。

4

1963年9月我大學畢業(yè)分配到邊城w縣工作，由于家里一貧如洗的深刻印象，我每個月都按時給家里匯20元作為五弟和小妹上中學的伙食費（那時內(nèi)地中學生的伙食費每人每月約10元，我的月工資是60元）。1967年11月，由于躲避武斗，我逃到烏市就給母親寫了信，告訴她我被迫逃亡就沒有工資和糧票了，不能按月給家里匯錢了。接著，w縣發(fā)生了震驚全疆的打死了十多個人的“12?6”慘案，我們回w縣更無望了。在烏市逃亡期間，我們給母校八一農(nóng)學院的造反食堂幫廚以維持生活，堅持了半年，新疆兩大派要大聯(lián)合了，大家被迫各奔前程。我也只得離開母校到陜西家里去。

1968年5月初，我離開烏市先到武斗恐怖籠罩著的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他在1960年不準上大學后分配到哈密農(nóng)村當教員，他全身心投入對農(nóng)村孩子的教育，受到一致好評，卻因父親是右派被打成“小黑幫”遭到殘酷的迫害。

從新疆經(jīng)甘肅到陜西沿途到處都是革命派戴著紅袖章手持長矛大刀巡邏，牛鬼蛇神則排成行低頭彎腰反舉著手遭到批斗。到了西安就更加觸目驚心：軍用汽車一輛接著一輛排著長串在大街緩緩駛過，每輛汽車由十多名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幾個掛著黑牌子，被軍人揪著頭發(fā)、反擰著胳膊的人游街示眾！經(jīng)打聽得知是，全國聞名的革命造反派“西鐵聯(lián)”的司機們?yōu)榭棺h遭到圍攻迫害而舉行罷工，影響到隴海鐵路的暢通被中央點名批評後，頭頭們竟落得如此下場。

我到華縣火車站正是清晨，剛下過雨，地面是濕漉漉的，車站四周也是冷冷清清的。我下了火車按照四弟畫的路線圖朝Z村走去，沿著鄉(xiāng)村小道不一會兒就找到了還沒來過的Z村的家。西安一別七年，弟妹們都長成大人了：個子都長高大了，臉上也都有了血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看到的臉色都是青黃色的。母親依然那樣瘦削，兩鬢有了白發(fā)，腰也有些佝僂了。看到我的到來大家都感到非常驚訝，問我是怎樣從火車站走過來的？我說，就是按照四弟以前畫的路線圖走來的呀。四弟說：“城里剛武斗過，不，應該說是剛打過仗更為確切！因為武斗隊員都是些復轉(zhuǎn)軍人，歪戴著帽，倒背著槍，說動手，甩掉煙頭就開槍的楞漢！仗剛打完，尸體還沒收，就有人從死人身上抹手表脫尼龍襪了……”大家感嘆唏噓一番，贊嘆我膽子大，運氣好。

Z村家里的住處十分寒酸，比1961年我在西安韓森寨看到的家里的簡陋的住房還差！一家五口住的僅僅是一間偏房，沒有窗子，門也只是個門框，對著屋門安置著一張弟兄們睡的大床，屋的另一端則橫向安置著一張床，是母親和小妹睡的。兩張床中間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搭了個棚子作廚房，安放著爐灶和一張吃飯的矮桌子，還有幾條小板凳。我到家的時候正是吃早飯的時候。小妹把熱好的以麩子為主的深棕色的饃饃端到小桌上，母親從壇子里夾了些腌蘿卜絲放在小盤里，早飯就準備好了。大家一邊吃飯，一邊談華縣兩派武斗的情況。以麩子為主的饃饃吃起來口感還是挺新鮮的，只是數(shù)量太少，我沒吃飽，大家顯然也沒吃飽。

吃過早飯，四弟、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活去了。母親一邊收拾房子一邊跟我拉家常。她說，你大哥因“同情反動家庭”1962年被新疆D市“開除公職”后回來的，文革開始經(jīng)常被批斗游街，他被迫四處流浪，不久前去了湖南老家。五弟和小妹從1966年就分別從高中和初中畢業(yè)了，可是現(xiàn)在還不算生產(chǎn)隊的正式勞力，他們只是當隊里有活兒干時臨時掙工分。五弟還是縣中文革的積極分子。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產(chǎn)隊的全勞力，每天滿勤出三響工，只能掙得五角錢。

母親接著說，只有你大姐一家還比較安定，你姐夫1963年從西北黨校下放到H縣政府當辦公室副主任，以后又調(diào)到某公社當副社長。你大姐也從西安某中學調(diào)到H縣中學當老師?，F(xiàn)在你姐夫是“走資派”靠邊站了，回城來了。你大姐在縣中也被當作“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挨批。他們都賦閑在家，都可以領到工資，算是“逍遙派”，他們的日子好過喲……我從北京回到陜西家里不久就進城去看望了大姐一家。

一天，生產(chǎn)隊沒有五弟干的活兒，五弟說，縣里保派想要單方面成立‘革委會’，他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況。他背上小挎包，自言自語地說：“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們都沒有錢……好，算了，就這樣，我走啦——”，我當時心里非常難受和內(nèi)疚，因為應該是我拿出錢和糧票來的。五弟走后，母親突然埋怨起來：“這些年我們的日子過得多苦誰過問啦！” 我知道母親是因為我沒有給五弟一些錢和糧票而生氣。我心里想，我是在錢盡糧絕走投無路才回家的呀！就憑我四年來每個月都給家里匯20元錢的份上，母親也不該如此責備我的。

過了幾天，五弟若無其事地背著傳單和材料回來了，只是臉色青黃，顯得瘦了些。他身上既無錢又無糧票，這些日子真不知他是怎么過的。1966年高中畢業(yè)的時候，五弟正洲的學習成績一直保持門門全優(yōu)。然而就在此時，中央決定“高考推遲半年”和“停課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展開，升學和工作都沒有著落了，五弟同許多青年學子一道義無反顧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已經(jīng)兩年了。他跟四弟是同一派的戰(zhàn)友，患難與共親密無間。就連母親——自“反右”以來對政治運動一直抱有抵觸情緒，——也從沒對他們弟兄倆近乎狂熱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說過“不”字！

生產(chǎn)隊若有五弟可干的活兒，他總是悶著頭拼命地干。

五弟在縣里附近活動的時候回家較晚，小妹給他留一鍋湯面條，主要是湯多，涼了就像一鍋稠面條，五弟飯量大，一小鍋能全部吃掉。

跟五弟一派的“井岡山”戰(zhàn)友們時常來家聚會，他們大多是些學生，都是些跟五弟一般氣度不凡的年輕人。我當時就把自己的這個印象對母親講了，母親也有同感。果然不錯，在幾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首次恢復高考時，他們，也就是被稱作“老三屆”的優(yōu)秀學子，大多跟五弟一樣，終于考上了大學！

五弟有時也認認真真地唱歌，聲音宏亮很動感情，當然，他唱的主要是為毛主席詩詞譜寫的歌曲。他還對我講起西安兩大派互相編歌諷刺對方的笑話：以交大李世英為首的一派諷刺對立的以“新軍電”為首的另一派慣搞打砸槍，套用《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的曲子，改詞為：“我們是‘新軍電’的紅衛(wèi)兵/打砸槍數(shù)第一/……敢批判、敢斗爭/革命造反永不停/徹底砸爛‘交老總’/堅決打倒李世英！”而“新軍電”則套用毛主席語錄歌《為人民服務》的曲子，改詞諷刺交大李世英一派出身不好的人較多：“我們的‘交老總’/和‘交老總’所領導的‘工總司’‘農(nóng)總司’/是革命的大雜燴……”從上述西安兩大派所編的諷刺對方的歌詞也可見陜西跟新疆（乃至全國）兩大派的基本組成和斗爭矛頭的指向大體是差不多的。我們弟兄不約而同都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其中原因之一顯然跟“血統(tǒng)論”的欺凌有關。

5

1968年6月的一天，母親接到父親刑滿就業(yè)后從烏魯木齊北戈壁農(nóng)場寫來的信。父親被以“右派兼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獄已經(jīng)整整十年了！想當年父親的被捕入獄使我們?nèi)以鉁珥斨疄?，十年刑期也似乎遙遙無期，如今父親的刑期總算是熬到頭了，而整個家庭卻在文革風暴中陷入更加險惡的境地。

母親去烏市看望父親了，臨走時對我說，家里糧食不多了，讓我盡快找新疆赴京談判代表。

Z村批斗牛鬼蛇神、兩派斗毆依然常常發(fā)生。

一天清晨，聽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門外一看，只見十來個提著步槍的人快步奔跑著，小妹已走出門去，機靈地站到路旁看熱鬧的人群中去了。我也走出門來想看個究竟，剛一出門就被幾個快步跑來的持槍大漢抓住了，不容分說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輛汽車旁，汽車上一個楞漢把步槍架在車廂板上，用槍口瞄準著我，左眼閉著右眼睜著作準備射擊的姿態(tài)，槍管閃著冷冷的烏青的光，令人不寒而栗！——我平生第一次面對死神恐怖的眼睛，莫非我就糊里糊涂地死在這里！我腦海里閃過不久前這里發(fā)生的武斗、槍殺……一陣恐慌襲來，渾身冰涼。其他槍手們咋咋呼呼又進村了，村口就只剩下在汽車上這個對我作瞄準姿勢的槍手，閃著烏青的光的槍管，木然呆立的我！四周一片寂靜，真是死一樣的寂靜啊……

又是一陣咋呼和雜亂的腳步聲，四弟也被幾個持槍大漢押著走來，與抓我來不同的是，四弟單獨走在路當中，押解他的人持槍走在路兩邊，還跟著些圍觀的群眾。這些天因為天熱，他和五弟是在村外麥場睡覺的。他穿著背心，披著那件小妹織的土布襯衫，臉色有些發(fā)白，走近汽車時，他剛強地拍拍胸脯用陜西話說：“有啥事找我，不關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這時聽得人群中有人說：“抓錯了嘛，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我被推到一邊算是釋放了。

隨著一陣咋呼，五弟也被抓來了。他若有所思地獨自走在空蕩蕩的路當中，不慌不忙慢慢走來，像個大人物似的。持槍的人拉開距離跟在路兩旁，沒有催促，也沒有動粗。四弟、五弟上了汽車，十來個持槍漢子也蜂擁上了汽車，汽車一溜煙離村而去。

我急忙回來和小妹商量，決定先找大姐想辦法，我匆匆忙忙朝大姐家跑去，怕四弟、五弟被抓去槍斃了，早就聽說這里常發(fā)生這樣的事。大姐聽我講完，立刻帶我快步到一個大門大院的單位，大門口有群眾組織的持槍崗哨，大姐對崗哨說了幾句話就獲準進去了。我站在門口等著。不一會兒，大姐出來對我說，四弟、五弟被安排干活兒呢，沒關系的。我想沒有生命危險就好。

大姐說，她雖然是“逍遙派”，可是她的學生哪一派都有，可以說上話的。果然，過了幾天四弟被釋放回家了。五弟卻仍被扣留著。大姐說，原來是“臨委會”用武力打跑了“籌委會”，想搞“大聯(lián)合”成立“縣革委會”，要五弟代表“井岡山”這一派簽字。五弟則推說自己不是“井岡山”的頭頭不能簽字；而“臨委會”則認定五弟是“井岡山”的核心人物，只要他簽了字就可成立“縣革委會”了?！驗槭±锊怀姓J一派掌權，于是“臨委會”演出這一齣武力劫持人質(zhì)的丑劇來。五弟不簽字就被繼續(xù)關押著。這樣一來，他反倒有了可靠的吃飯的地方了。有一回我同大姐到縣影劇院看文藝演出，五弟也到場了，與眾不同的是，他還有“警衛(wèi)員”跟著呢！五弟被關了十來天，始終推托不是“井岡山”的頭頭拒不簽字，后來由大姐出面保釋出來了，“縣革委會”當時也就沒能成立。五弟依然一如既往兢兢業(yè)業(yè)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依然常常身無分文、又無糧票地去西安……

我在陜西家里呆了兩個月幾乎從沒吃飽過肚子；新疆兩大派談判仍沒結果，我的心情一直十分郁悶；再加上這次差點送命的遭遇；——我于是離開Z村的家去北京找“三新”談判代表，在錢盡糧絕的境況下又蒙冤入獄。

6

1971年11月，我入獄三年多以后，由于偶然的機遇，母親找到了在烏市北戈壁勞改農(nóng)場服刑的我——天下就有這么巧的事，新疆有幾十個勞改農(nóng)場，我和父親恰恰在同一個勞改農(nóng)場服刑！母親含著淚問我怎么到這里來了？為什么不告訴家里？……接著講述了1968年10月3日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練節(jié)目慶祝革委會成立，遭到暴徒從對面糧食局用迫擊炮吊炸藥包的襲擊而遇難的經(jīng)過?！?/p>

我對母親說，我沒有犯法，是被冤枉的，我相信通過上訴可以獲釋，所以一直沒告訴家里。此后，全家通力為我打官司，在文革形勢極度混亂的情況下、在家庭極度貧窮的情況下，母親、五弟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訪。

1972年9月五弟到新疆W縣上訪之前，來到烏市北戈壁勞改農(nóng)場看望我。我那時已是一名“自由勞改犯”了，在機耕隊搞維修工作。我接到通知來到大院高墻外的管教李干事的辦公室門口，五弟穿著一身舊的藍色制服背著小挎包站在那里，肩寬背闊，偏分頭發(fā)略帶自卷，濃眉大眼，直鼻方腮，——竟極像三弟。我們交談之后，我就報告李干事回機耕隊去，五弟跟李干事又交談了一會兒，大步朝我走來，仔細詢問我案件的癥結所在，五弟能抓緊機會毫不含糊地跟我“串供”，說明他懂得打官司的一些潛規(guī)則，這也是五弟聰明過人之處。我身陷囹圄四年多了，對法制觀念有了一些認識，可是卻比五弟相差甚遠。

五弟后來回憶說，那年他到W縣上訪，從州城到W縣中途在S公社停車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費給旅客供應熱面湯，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熱面湯，泡上自己帶的干饃饃和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頓！——由此可見，在那貧窮的歲月，五弟和母親為我打官司，多次長途奔波上訪，為了節(jié)約每一分錢，是多么的艱難和辛酸呀！

1973年12月初，五弟從陜西家里起程去北京上訪。前面已經(jīng)講過，五弟自1966年高中畢業(yè)后就在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四弟則在60年代初就下鄉(xiāng)插隊當農(nóng)民了。也就是說他們在農(nóng)村干活掙工分，每天的工分值只有五角錢左右，經(jīng)濟十分拮據(jù)，哪里有錢買車票去北京？五弟只有依舊采用買短途票混上車再說的辦法，沒過幾站就被列車員查出來了。列車員把五弟帶到列車長辦公室。五弟對列車長說，我是為冤案上訪的，哪里有錢買票？這列車長并沒有趕五弟下車，而是叫他在辦公室等著，一直到了鄭州車站，列車長還給五弟指明去省政府信訪辦的路才叫他下車，——列車長認為五弟是到省政府上訪的，令五弟感動不已，深深地向列車長道了謝。也可見那年月冤、假、錯案太多，主持正義的、善良的人也還大有人在呵。在鄭州下了車，五弟又買了去北京的短途火車票……

到了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門口，五弟看到一位老者跪在路邊，膝下鋪著一張狀紙，百十來個中楷毛筆字，開門見山，說明親人遇害的經(jīng)過，言簡意駭，扣人心弦，路人莫不為之動容！——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告地狀。五弟以后經(jīng)常以此為范例，說明寫狀子的要領。

由于我在當時“一打三反”運動的高壓下依然堅持上訴，母親、五弟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訪，我的冤案在1975年初就得到了平反！——那時“四人幫”還橫行著呢。

7

1970年代，五弟和母親在極艱難的條件下，為家庭的冤案翻案奮起打官司而四處奔波，終于取得全部平反冤案的勝利，使我們家庭重見天日。

因為父親的右派改正問題，五弟到烏市找到自治區(qū)外貿(mào)局領導，該領導說，我們查了檔案，你父在反右中沒有言論問題，《右派改正的結論》是：“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和意見，在觀點上是錯誤的，但不足以劃為右派。”五弟當即反問道：既然沒有言論問題，怎么“觀點上是錯誤的”呢？那領導當場改為：“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主要是對領導提意見，不應劃為右派?！?/p>

前面講了，母親以“同情”右派的丈夫為由被開除公職，雖經(jīng)中央監(jiān)察部三次撤銷處分而被新疆拒絕執(zhí)行。1970年代后期五弟幾次到烏市找新疆外貿(mào)局和新疆畜產(chǎn)公司，怎奈原領導馬維華局長和王子紀經(jīng)理都在文革中遭群眾批斗身亡，現(xiàn)領導互相推諉。于是，1979年五弟到北京找到中國畜產(chǎn)總公司，接待的林云帆處長看到我母的書面申訴，說道：時至今日，還沒作處理，實在太不應該?！瓉硭褪嵌昵霸摪傅霓k案人之一。她當即跟中監(jiān)部協(xié)同擬就給新疆畜產(chǎn)公司的文件。于是，我母得以順利平反并辦理退休手續(xù)。

至于父親的“歷史反革命”平反問題，五弟找了新疆的有關部門，接待人互相推脫不予處理。1979年五弟到北京順道找到了秦德君女士，她還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文革中又經(jīng)歷了八年牢獄之災，依然精神矍鑠、溫文儒雅。

秦德君女士看了我父母的書面申訴，對我五弟說：怎么是這樣？你的父母為什么不早來找我？

秦德君女士出具了證明。全國政協(xié)、民革中央給新疆有關部門發(fā)了函?！谑?，我的父母辦了離休手續(xù)。

大哥正海的冤案也很離奇，1962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新疆D市以“堅持反動家庭立場”為由開除公職。粉碎四人幫以后各地都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大哥正海向自治區(qū)落辦、D市落辦申訴多年竟無實質(zhì)性的進展。五弟正洲千里迢迢來到D市，找到落辦負責人，單刀直入要看看當年的處理決定。那負責人也找來了檔案，從中取出了當年的定案文件，五弟一看，那文件只有幾十個字：“程正海堅持反動家庭的立場，在其祖母去世后，竟然大哭說，這回我們程家完了?！薄宓苷迣υ撠撠熑苏f，這是怎么回事，我們的祖母現(xiàn)在都還還健在呢。該負責人對這個文件也很驚訝。結局自然是徹底平反，大哥回原單位任教。

三弟正湘文革期間在哈密遇難是我們?nèi)?a target="_blank">永遠的痛。五弟也多次到哈密上訪，找到各級領導，要求追查兇手并緝拿歸案；要求歸還文革初期被查抄的程正湘的八本日記。

——由此可見，我們弟兄們命運如此多舛，誠如遇羅克所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先天的“罪人”，隨時可能被打入另冊挨批斗，甚至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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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我得到平反回到W縣農(nóng)機廠（原縣拖拉機站）任技術員。同時政府給我補發(fā)了工資，共六千多元，其中五千多元我都交給了來W縣的母親（一千元用于我結婚成家）。

1977年春，五弟請假來新疆W縣看望生病的母親，他這時在華縣某公社當臨干。1970年代初實行工農(nóng)兵推薦上大學，盡管五弟高中畢業(yè)的學習成績?nèi)珒?yōu)，是有名的尖子生，可是總無法通過公社生產(chǎn)大隊的政審關。甚至大姐正江托在大學的同學借五弟有繪畫的特長搞特招，也過不了公社生產(chǎn)大隊的政審關。1976年，已經(jīng)復職的姐夫郭尚勇向某公社書記推薦五弟，五弟才當上臨干，任某公社的文書。

五弟來W縣沒呆幾天就返回陜西上班了，可是正談得火熱的女友卻離他而去了。原來，他請假去新疆后，有人又炒作他的“家庭出身問題”，以至于那位模樣俊俏的姑娘、也曾是大姐的高中學生望而卻步了?！@對五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不久，又有人介紹了一個好姑娘，五弟就在1977年8月結婚成家了。過了兩個月，中央通知全國恢復高考，可是公社工作忙，直到11月11日，他才抽出空來復習功課，在一個月內(nèi)，復習了十九本課本。五弟終于參加了文革以來的首次高考，他覺得考得還不錯，可是等到發(fā)榜了，錄取通知書發(fā)的差不多了，怎么還沒音訊呢？他對大姐正江說了這件事。大姐立即到縣文教局查詢，才知道五弟正洲的高考成績在華縣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五，卻因為政審（家庭出身問題、文革時是一派學生頭頭等）被擱置了。五弟找到省招生辦，答復是現(xiàn)在本科都錄取完了，只剩下?？屏?，某師院的化學系和數(shù)學系還有名額。五弟認為必須抓住這個學習機會，怕以后夜長夢多，當即填報了某師院數(shù)學系?！邗沲闪耸荒曛?，五弟終于走進了大學殿堂！

后來大姐說，那位聽信讒言終止了與五弟戀愛的姑娘，得知五弟考上了大學，后悔得大哭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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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的一天，母親對我說，這些年你每個月給的25元生活費，以后就不用給了。因為你五弟上大學，弟媳當民辦教師每個月才15元工資，他們的孩子又小，所以我每個月給他們一些補貼。現(xiàn)在你五弟大學畢業(yè)工作了，你就不用再給我錢了。

那些年我和妻子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00元，每個月按時給母親25元生活費。

1980年前后，大哥正海回新疆任教；四弟正潭下鄉(xiāng)當了近二十年的農(nóng)民也回城當了工人（后來當上了縣建筑公司經(jīng)理和工程師）；小妹（后來當上了副縣級干部）回新疆接母親的班到外貿(mào)局工作?！壹覐氐鬃叱龇从?、文革的泥淖。

1985年7月，父親享受離退休干部赴內(nèi)地療養(yǎng)、我攜妻兒到內(nèi)地旅游，相約來到華縣Z村。這時的程家住房已是磚混結構的高大房屋，而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間沒有窗子的偏房了。此時，四弟正潭已是華縣建筑公司副經(jīng)理，五弟則是華縣某中學的教導主任。程家祖孫三代難得在反右之后的落難之地——華縣Z村團聚，從此告別過去，走向未來。

1985年8月，五弟為照顧年邁的父母，決定離開華縣某中去烏魯木齊(校領導曾擬提拔他當副校長來挽留他),到烏市后立即被第23中聘為高中數(shù)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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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正洲自1980年代初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以來，傾盡全力投入教育工作，多次被評為模范教師。1992年在烏市第23中取得中學高級教師職稱(當年老三屆同學在烏市僅有三人獲次殊榮)。同年，他帶隊的烏市第23中學生代表隊參加省級高中數(shù)學聯(lián)賽（五項奧賽之一），有3人獲獎，這是該校前所未有的，也是烏市除一中外極少見的。并且，他當過班主任的班級高考錄取率都特別高，也傳為佳話。

同時，五弟正洲還把先進的教育理念和學習方法耐心地對后輩們言傳身教，使他們終生受益。

1997年五弟之子尊平在烏魯木齊一中畢業(yè)，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復旦大學計算機系；在讀完本科后又讀碩士研究生；之后又考入都柏林大學讀博；后來在美國硅谷工作。

五弟正洲退休后從事高考備考及志愿填報指導工作，被譽為“高考志愿填報第一人”。

2019年11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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