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明代已盡的氣數，滿族愛新覺羅的入關，便是中國近代史到現代史的關鍵所在。當滿人入關稱帝以后，在過去兩百多年的時間，始終存在滿、漢民族意識情緒的斗爭。但從滿族的立場來說，因為明末時期明朝的政權已經物腐而后蟲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請我們入關來澄清宇內。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這有什么不對。雍正《大義覺迷錄》的立論，就是由這個觀點出發(fā)。 事實上，從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來講，暫且不說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但從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遼、金、元這個時期，大約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權上稱王稱帝和民族性的爭奪。但在華夏文化的立場來講，無論遼、金、宋、元、明、清，實際上仍然都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礎上發(fā)展演變。只在空間區(qū)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時間的軌道上有朝代之別，從中華民族整體的統(tǒng)一文化來講，始終都是一致的。尤其滿族與遼、金在氏族的血統(tǒng)系統(tǒng)上，關系更為密切，這又是歷史上的一個專題，暫且不論。 滿族在明神宗萬歷十六年（1588年），從努爾哈赤統(tǒng)一建州衛(wèi)（吉林?。?，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及玉皇觀等寺廟。正值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開始，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創(chuàng)造滿文，但那也只是從言語讀音的區(qū)別上，創(chuàng)立了文字的符號系統(tǒng)。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體制，仍然都是學習華夏文化的傳統(tǒng)，并無另有滿洲的文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建元天命，自稱國號為“后金”，這很明顯的便自認為是金人的后裔。 再到明熹宗七年（1627年），努爾哈赤卒，由皇太極（清太宗）繼位，改元天聰以后，政治體制也更加漢化。尤其在天聰三年即設立“文館”，并將以往由征明所俘虜的儒生三百人，分別考試優(yōu)劣，逐漸錄用。天聰四年，議定官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tǒng)學明朝體制，并令滿族子弟皆須讀書。當時初建的文館，后來再加改制，到了入關以后，在順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擴充成為“內閣”了。所以入關之初的儒臣如范文程、顧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鑲黃旗的明儒漢人后代。 皇太極在天聰五年開始，為什么命令旗人子弟皆須讀書呢？如史料所載： 上（皇太極）諭諸貝勒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讀書，聞有溺愛不從者，不過謂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不知昔我兵之棄灤州（河北地區(qū)）四城，皆由永平（河北盧龍）駐守貝勒失于救援，遂至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今我兵圍（明朝）大凌河（遼寧），越四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已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杏（皆在遼寧）猶未下，豈非讀書明理，為（明）朝廷盡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令讀書。 這就是皇太極在當時已經體會到讀書明理，與忠貞愛國的情操，確實具有重要關系，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讀書。后來再發(fā)展到要求武將也必須讀書。但在當時所讀的書，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書”最為重要。 從開建文館，錄用明朝遺留在東北各地的儒生，歸入旗下以后，不到兩三年，他們果然成為為大清出謀劃策、文韜武略的中堅分子。如寧完我首先上疏言事，建議厚待漢人。接著便有貝勒岳托提出優(yōu)待漢人賜婚等等的辦法。然后，就有朱延慶、張文衡等先后上書，請即征明的建議，他們當然都是出身文館的明儒后裔儒生。但皇太極的頭腦并不簡單，不失為具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他對征明會議的講話，就大有可觀之處。如說： 進言者皆欲朕速出師，以成大業(yè)。朕豈不愿出此！但今察哈爾新歸附，降眾未及撫綏，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輕于出師！朕于舊人新人，皆不惜財帛以養(yǎng)之（如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傾服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必勝。朕反復思維，我國既定，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城乎？抑圍而守之乎？若欲請和，宜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應作如何安輯？我國貝勒及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宜作何禁止？爾高鴻中（時為刑部承政）、鮑承先（時為文信榜式）、寧完我、范文程（沈陽漢族旗人）等，其酌議以聞。 同時，又諭文館諸臣擇史有關緊要者，據實匯譯成書，用備學習。如說： 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于遼、宋、元、金四史，擇其緊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國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統(tǒng)緒墜，與其用兵行師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匯譯成書，用備觀覽。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為天之子耶？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稱天子。今朕蒙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遽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乎？ 接著就以歸降漢官為各部承政，并遣大學士范文程祭先師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