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這里，我們必須提起大家的注意，中國幾千年來的禍患，都是由邊疆問題所引起。從秦漢以來的邊禍，如南北朝、五代、遼、金、元等時代，禍患常起于西北、東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時代，幾經(jīng)戰(zhàn)伐的混一，已連線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達黑龍江畔到沿邊入海，至于朝鮮。自清朝中葉以后，海運開放，新來的邊患便由西南到東北幅員萬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的侵華戰(zhàn)禍，他們仍然是利用滿蒙做起點。過去如此，將來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謀國的人，不能不先須留意中國的邊疆政治問題。中國古人的成語所說“天塌西北，地陷東南”，實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們在前面大約講到清初康熙對統(tǒng)一大清江山的內政和儒家文化的關系。但在滿蒙之間，還是各懷二心，并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情有別鐘，應付起來并不容易。可是由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早已心中有數(shù)，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戰(zhàn)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里突出的喇嘛密教。在過去的歷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北宋時期的遼、金、元等，雖然都是歸向于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基礎上，但北方的各個民族，注重佛、道的情緒尤過于儒家。這是歷史的慣例，也是由西北到東北各民族的習性。問題研究起來，并不簡單。有關密宗喇嘛教的發(fā)展來源，又屬于專門的問題，在這里也姑且不說。 康熙對于這個問題，當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統(tǒng)一中國以后，就回轉來要確實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便親征噶爾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后便用尊重喇嘛教來作為長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倫召集蒙古各族王公會盟，便對明朝永樂時期宗喀巴所創(chuàng)黃教一系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卻丹，封為國師。使章嘉和在前藏的達賴、在后藏的班禪等，為安服邊疆，協(xié)調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這樣一來，就可省卻軍政的勞役和經(jīng)費。至于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圖克圖，名章嘉扎巴俄巴，是青海紅崖子溝張家村人，原稱他是“張家活佛”。當康熙親征噶爾丹時，認為張家活佛名號不雅，便從第二代起改名為“章嘉”，從封為“國師”的尊號以后，就經(jīng)常出入皇宮，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實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確是有道的高僧。 西藏第五世的達賴喇嘛羅卜藏嘉穆錯，對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見解，都有特別的造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從他求學。五世達賴在皇太極的時期，已經(jīng)派人到盛京（遼寧沈陽）獻書進貢。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親自到北京朝見。順治待以上賓之禮，住在宮內的太和殿，又特別建一所西黃寺給他住持，封為“西天自在大善佛”。到了康熙三十四年，達賴左右的權臣第巴，秘密和噶爾丹等勾結，假借達賴名義，遣使向清廷奏請撤回西藏、青海等處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內情，嚴斥第巴，不準所請，跟著便有御駕親征噶爾丹之役。五世達賴身故后，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轉世的六代達賴有真假雙包案，也就是西藏歷代流傳第六代達賴文學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鬧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經(jīng)議政大臣等會議，認為拉藏及班禪呼圖克圖與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一案?！敖窠?jīng)侍郎赫壽奏請，波克塔胡必爾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數(shù)年后授封。今既熟諳經(jīng)典，為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冊印，封為第六世達賴喇嘛?！睆拇艘院髿v代的達賴喇嘛，幾乎都有故事。直到乾隆五十七年發(fā)給金瓶抽簽，才定下了以人定勝天的解決辦法。至于這個乾隆時代所頒發(fā)的金瓶，到現(xiàn)在還照舊應用。據(jù)《注釋清鑒輯覽》所載史料如下（括弧內為原書之注釋，并供參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畢爾罕嗣續(xù)掣簽例： 廓爾喀既平，帝欲乘用兵余威以革藏中積弊，故留兵戍藏，使駐藏大臣之權與達賴、班禪相埒，以控制之。先是宗喀巴倡黃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轉生，不必以肉身世襲。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并居拉薩（前藏之都會），嗣宗喀巴法，為黃教徒宗主。宗喀巴圓寂之時，遺囑達賴、班禪，世世“呼畢納罕”轉生，演大乘教，以濟度眾生。“呼畢納罕”者，華言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領藏地，后嗣世襲其號，西藏始為釋教宗主，其所奉皆紅教。迨及后嗣，漸流侈情，綱紀廢弛，盡失佛教本旨。時宗喀巴學經(jīng)于札什倫布之薩迦廟，既深觀時數(shù)，當改立教，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為番眾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喇嘛曰紅教）。 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為藏王，自是黃教徒之勢益張。傳至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及卒，有第巴專國事（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事，故二世根敦堅錯者，始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唆準噶爾使入寇，藏中大亂。后第巴為拉藏汗所誅，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達賴喇嘛，諸蒙古不復敬信，而別奉里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與藏中所立，互相是非。蓋宗喀巴有一花五葉之讖，故自六世以后，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只憑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巫師也（達賴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世出于后藏；第三世出于前藏；第四世出于蒙古；第五世出于前藏，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積久弊生，兄弟子侄，往往繼登法座，等于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jù)要津，罔權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至是特創(chuàng)掣簽法，頒金奔巴瓶一，供于西藏大昭寺，遇有“呼畢納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簽瓶中，誦經(jīng)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降神之法，一旦達賴示寂時，則垂仲即將“呼畢爾罕”之姓名、生年、月、日，各書一簽，藏于金瓶內。喇嘛誦經(jīng)七日后，招集各“胡圖克圖”于佛前，駐藏大臣臨席而后掣簽，若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同為一人時，則置空簽一枝于瓶內，若掣出空簽，則以為無佛佑，更別為掣簽云）。而各札薩克所奉“胡圖胡克”其“畢呼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 蒙藏兩地，從元明以來都是堅信藏傳的喇嘛教為無上密法，對于內地的佛教各宗，除禪宗以外，都輕視排斥。康熙既能善于處置蒙藏兩地胡圖克圖（意為無上大師，俗稱活佛），各有差別待遇的辦法。以他的日常作風來說，決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他當然對佛學也需要進一步深入的了解，平常只是絕口不談而已。他最喜歡親自題賜各佛寺的匾額，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經(jīng)三上五臺山，實為以往帝王少見的舉動。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歲的年代，平定臺灣及三藩之亂以后，就上五臺山，住了一個月左右。因此后世的人們就拿他做文章，說他是去親見出家的父親順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三十七年正月，是平噶爾丹以后的第二年，又上五臺山。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臺山住了十多天。 五臺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們依據(jù)佛經(jīng)的敘說，認為五臺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眉山是大行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大愿地藏菩薩的道場。文殊師利又是蒙藏兩地喇嘛密教最為尊崇的宗祖。五臺山上的佛寺，過去以密宗的喇嘛廟為主，只有少數(shù)如內地的禪寺。康熙的鐘情五臺，與其說他是去見出家了的父皇，毋寧說他是借機澄心靜慮，親自體認“內圣外王”之道，治內地，須用儒家，治滿、蒙、藏地，須用佛教吧！不過，這是說明康熙時代的外示儒學，內用佛老作用的要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