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堂兄

大堂兄的生命停在了85歲上。

大堂兄只比我的父親小3歲，我比大堂兄小了22歲。

父親的工作地點在千里之外，父親與我的接觸就是每年的那點探親假。母親帶著我們兄妹3人，在外頭要掙工分，要種自留地；在家里要做飯，紡花，織布，縫衣服。

當(dāng)年的農(nóng)村，要想不受人欺，不受人歧，那就得憑權(quán)力、憑拳頭、憑力氣、憑人多。母親帶著幾個孩子，哪一頭都靠不上。

我的童年沒有活得太憋屈，現(xiàn)在回想，有很大成分，那是有我的大堂兄他們在。(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年輕的時候，大堂兄從部隊轉(zhuǎn)到了上海的一家工廠，1960年代初，國家經(jīng)濟政策調(diào)整，大規(guī)模精簡職工，減少城鎮(zhèn)人口，大堂兄回到了農(nóng)村。

我的父親兄弟3人，父親排行老三。大堂兄是我大伯父的長子。公元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之交的那三年困難時期，父親的弟兄們分了家。那是保命的年代，只是匆忙分灶吃飯，家產(chǎn)并沒有明確劃分。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加上他們的孩子，按說他們是強勢，但他們并沒有到自己家人面前來強勢。分家之后都還是親如一家。

大堂兄有一時期給生產(chǎn)隊喂牲口。寨子的墻上挖個窯洞，牲口平時就在窯洞里喂養(yǎng)。窯洞里有土炕。土炕可以供多人并排躺下。在大堂兄喂牲口的那些日子里，晚上我就與大堂兄睡在土炕上；睡在土炕上的還有我的哥哥以及大堂兄的大兒子。我這時大約上小學(xué)二三年級，也是在這時我似乎才感到了大堂兄的真實存在，我對大堂兄比較深刻的記憶也是由此開始的。

大堂兄的長子比我大一歲。在學(xué)校我們是同一個班。我不記得我們有過矛盾。我的印象里，大堂兄對我從來不曾有過責(zé)備。回望早年，我的個性是有點偏倔的，而就是這些短板，大堂兄卻予以肯定。我雖然不認為倔脾氣有什么好處，我還是對大堂兄的“肯定”視作知己；在后來的人生道路上，因我的倔而屢有不順，我仍然對大堂兄心存感激。

后來，大堂兄當(dāng)了生產(chǎn)隊長。大堂兄視力不好，也沒有過上太多學(xué)。生產(chǎn)隊長領(lǐng)著數(shù)百口人，管錢，管物，管每天的分工，管何時下什么種子、收割什么莊稼，還管著數(shù)不少牛、騾馬和毛驢。對什么人說什么話，對棘手的事如何處理，也正是在這時，大堂兄的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現(xiàn)。生產(chǎn)隊開會的時候，他不用稿子，滔滔不絕、條理清晰能講幾十分鐘。在我的眼里，大堂兄就是戰(zhàn)場上的蒙哥馬利、艾森豪威爾，當(dāng)然，那時我還沒有聽說過這兩位大人物。

我的父親從小就到外地工作，村里的人他認識的不多，大部分人也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于是，我的身份定位就成了這樣：當(dāng)不認識我的人問到我是誰的時候，旁邊有熟悉我的人就會介紹說“這是誰誰誰的弟弟”。這“誰誰誰”就是我大堂兄的名字。不認識我的人，聽到大堂兄的名字，馬上就會點著頭說“哦哦哦！”，表示明白了。我頓時就感到，我的身價也跟著大堂兄增值了。

我離開老家四十多年了。早年，每次回去我都會專門到他家里坐坐，我不抽煙，我會從口袋里抽出香煙遞到他手上，再用火柴幫他點燃。

近十年來，大堂兄患了病，語言產(chǎn)生了障礙，有的親人的名字他都叫不出來了。大堂兄不能和我侃侃而談了，我還是到他那里坐坐。坐在大堂兄旁邊，我的身上是溫暖的，我的內(nèi)心是柔軟的。

幾十年來，我之所以努力把自己活好，這其中就有來自于大堂兄的動力。如今，我的大堂兄走了，我鄉(xiāng)愁的美味也在逐漸地淡去。

我以鄉(xiāng)愁的美味逐漸地淡去來祭奠我的大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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