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后，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圣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于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于苛求，并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jié)。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tǒng)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后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xiàn)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zhí)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而對于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現(xiàn)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干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zhí)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采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臺閣，位入中樞，官階愈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愿意深入鄉(xiāng)村民間，做一個里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輪美奐的偉大建筑，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潢，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后，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