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jù)本文鄒穆公的發(fā)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土有責的高級干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diào)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fā)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后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jié)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扎下根基的，則歸功于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范，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huán)節(jié)，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jié)上的深厚修養(yǎng)與發(fā)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于臣節(jié)、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王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yè)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jīng)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xiàn)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并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yōu)椤邦B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yǎng)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jié)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tǒng)統(tǒng)戰(zhàn)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xù)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系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zhàn)役中遇到戰(zhàn)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后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zhí)刑，死后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jié)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jié)操的養(yǎng)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系不大，并不是說在帝王養(yǎng)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jié)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xiàn)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zhàn)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土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盡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范，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nèi)的全民盡忠，那么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復，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