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列寧2017》是齊澤克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際撰寫的政論，這篇文章只放出它的部分內容。

要討論1917年，我們也要從回憶、回想十月革-命的真實經(jīng)過，以及革-命滑向斯大林主義的反轉開始。共產(chǎn)-主義政權的一個重大道德-政治問題可以被歸納為“造神，卻也造罪”這個主題。與充滿血腥與監(jiān)禁的過去公然對立之后，一個共產(chǎn)-主義政權能夠幸存嗎？如果可以，是以哪種形態(tài)，又到什么程度呢？這種對立的第一個例子，當然是尼基塔·赫魯曉夫于1956年蘇共二十大期間所做的關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報告的第一個驚人之處在于，它將斯大林的個人品行認定為其罪行的關鍵因素，因此，相伴地，缺少對權力制度問題的系統(tǒng)分析；第二點在于，它竭力要保持“革-命起源”的純潔性：對斯大林的定罪局限于30年代逮捕和殺害dang的高層領導人，以及軍官的大清洗活動（恢復名譽相當具有選擇性，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仍然遭到貶斥，更不用說托洛茨基），而刻意忽略20年代末的大饑荒；更甚，報告宣稱dang轉回到了它的“列寧主義”根基之上，這樣一來列寧就成了被斯大林破壞和背叛的純正“革-命起源”。薩特在他1970年對報告的分析中簡明扼要地指出：

“斯大林的確發(fā)起了大清洗，把革-命的土地變成了警察國家；他相信蘇聯(lián)必須要通過集中營社會主義才能達成共產(chǎn)-主義。但正如一位事件見證者所指出的那樣，官方認為說出實情有用，是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更好的謊言了。而這個從官方嘴里吐出的真相，馬上就變成了被事實所確證的謊言。斯大林十惡不赦？好吧。可全蘇維埃社會又是怎么把他推上寶座，又讓他在上面坐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呢？”

王爾德戲謔地說：“說真話的孩子遲早挨打。那么，赫魯曉夫稍后的命運（他于1964年被政敵擊?。┧悴凰阕C明了這句話呢？在一個核心要點上，薩特的分析還是顯得不足：即使赫魯曉夫是在“為制度代言”——他說“機器本身健康可靠，出問題的是操作人員；這個破壞者的死讓全世界松了一口氣，一切都在重回正軌”——他的報告仍然帶來了破壞性的沖擊，他的干預也開啟了最終瓦解整個系統(tǒng)的進程，這是今天值得銘記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赫魯曉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罪行的報告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行為，在此之后，如威廉·陶布曼所言，“不管是蘇維埃政權還是他本人，都沒能恢復元氣”。盡管在這次大膽的行動中，機會主義的動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是有更多因素是不能用單純的計算來解釋的。這是過度的魯莽，無法用戰(zhàn)略推理的眼光來闡述。報告之后，局勢便再也無法倒帶，鐵腕領導的理論基石因此被毀滅；所以，也難怪整個干部系統(tǒng)都暫時陷入了癱瘓。在報告期間，有大約一打代表精神崩潰并且被緊急送醫(yī)；風格強硬的波蘭共-產(chǎn)-黨總書記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因心臟病而死，模范斯大林派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飲彈自盡。這里的論點不是說他們是“正直的共產(chǎn)-主義者”——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對蘇維埃政權不抱有任何主觀幻想的冷酷操縱者。真正崩潰的是他們的“客觀”幻想，是那個為他們無休止地追逐權力提供背景板的“大他者”形象。那個大他者，他們曾為之改換信仰（原先也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去相信的）的大他者，轟然瓦解了。

赫魯曉夫之所以賭博，是希望自己有限的告解能夠強化共產(chǎn)-主義運動——短期來看他的確達到了目的。應該牢記，赫魯曉夫時代是最后一個真正擁有共產(chǎn)-主義熱情、擁有對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信仰的時代。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美國，并向美國公眾發(fā)布挑釁性的講演，宣稱“你們的子孫后代將會成為共產(chǎn)-主義者”時，他堅定有力地表達了整個蘇聯(lián)干部系統(tǒng)的鋼鐵信念。而他于1964年去位之后，一種聽天由命式的犬儒主義就占據(jù)了上風，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戈爾巴喬夫以更極端的對立手段與過去決裂為止（此時布哈林等人終于被恢復名譽，但是至少對戈爾巴喬夫來說，列寧仍然是不可觸碰的參考基準點，而托洛茨基則繼續(xù)遭到貶抑）。

如上文所示，一次過去的共產(chǎn)-主義實踐的回憶錯位和重復就是像這樣組合運作的，但這種謬誤絕不是那些拒絕清算過去并因此重走舊路的共-產(chǎn)-黨人的專利。標準自由派和保守派對十月革-命的妖魔化同樣忽視了其中顯而易見的解放意義，把它貶低為一次血腥的奪權行動。兩派對這次革-命的不同見解導致雙方劍拔弩張，但這不意味著斯大林主義的脫軌就成了次要問題，因為人們完全可以說：斯大林路線正是布爾什維克計劃的一種必然，說明布黨那宏偉愿景的結局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這正好能夠闡明，為什么說他們的計劃帶有真正的悲劇色彩：這是從勝利之初就被斥為失敗的宏圖，卻又是真正帶有解放性的見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修通作為一種激進的共產(chǎn)-主義再思考，和為了在現(xiàn)代重新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手段進入我們的視野。也正是由此，只有那些真正忠于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人們才能對斯大林主義和它的產(chǎn)物所帶來的悲哀現(xiàn)實做出尖銳的批判。我們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列寧和他的遺產(chǎn)被當成了明日黃花，是已經(jīng)失效過時的“范例”。他不僅囿于時代限制，對許多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社會中心議題的問題視而不見（生態(tài)問題，性解放斗爭，等等），而且采取了許多不為現(xiàn)代民-主氣氛所接受的野蠻政治行動，又用全盤集中的國有工業(yè)體系思維錯誤地看待新社會，諸如此類。那么，與其徒勞無功地試著從斯大林思想的浮土中發(fā)掘原本的列寧精髓，拋開列寧、回到馬克思那里去，去找尋在二十世紀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實踐中出現(xiàn)偏差的理論根源，是不是更有裨益呢？

不過，當時的列寧難道不正是被類似的絕望所包圍著嗎？誠然，當今的左翼正面臨著一整個進步運動時代終結所帶來的分裂與崩解，這強迫著他們去重新定義自己事業(yè)的最基本坐標。但是，也正是這同樣的經(jīng)歷，才催生了列寧主義?；貞浺幌掳?，當1914年秋天，所有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是光榮的例外）都決定加入所謂“愛國陣線”的時候，列寧該有多么震驚。當?shù)聡缑顸h的日報《前進報》（Vorw?rts）報道社民黨人在帝國國會投票支持軍事行動時，列寧甚至以為這是俄國秘密警察用來欺騙工人的假消息。在這樣一個軍事沖突把歐洲大陸深深撕裂的時代，要拒絕“選邊站”的觀念和他祖國境內的“愛國熱忱”該有多么困難?。∮卸嗌賯ゴ笕宋铮òǜヂ逡恋拢┒荚蚩駸岬拿褡逯髁x躬身，哪怕只有短短幾周！

用阿蘭·巴迪烏的話來說，1914年的沖擊是一次“大災難”（désastre），是讓整個世界都深陷其中的災厄：它不僅讓田園詩式的資產(chǎn)階級信仰崩壞，同時也重創(chuàng)了伴隨其發(fā)展的社會主義運動。連列寧本人的立場也深受動搖——他本來在《怎么辦？》（Что делать?）一文中表現(xiàn)出了永不滿足和不畏犧牲的精神。這種全無希望（Verzweiflung）的時刻，卻為列寧主義的誕生敲開了大門，打破了第二國際以來的進化主義史觀——而列寧是唯一一個能夠堅定屹立風口之上的人，也是唯一一個能清晰闡明這一切災難背后真相的人。在迂回折返，仔細研讀黑格爾的《邏輯學》之后，列寧終于得以在這失望時刻重生，洞見那獨一無二的革-命機遇。

當今左翼所面臨的處境與當初孕育了列寧主義的處境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性，它的任務就是要“重讀”列寧?！爸刈x”并不意味著要回到列寧那里去，而是要承認“他已經(jīng)死了”，即他給出的具體解決方法失敗了，而且是遭遇了慘敗?！爸刈x”列寧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明辨什么是列寧所做的實事，什么是他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也要承認列寧的行為和那甚至能壓倒列寧自身的另一面思維之間的沖突。“重讀”列寧不是要做他做過的事，而是要總結他未竟的事業(yè)，反思他錯失的良機。

列寧最近一次登上西方媒體的頭條，是在2014年那次最終扳倒烏克-蘭親俄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的大規(guī)模騷亂期間。我們在電視屏幕上見證了基輔的抗議大潮，一次又一次地看見憤怒的示威者推倒列寧雕像。這種進攻的怒潮其實可以理解，因為這些雕像象征著蘇維埃政權的壓迫，而普京領導的俄國被看成蘇維埃政策的延續(xù)者，它繼續(xù)強迫其他國家臣服于俄羅斯的主宰。

我們也應當回想一下列寧雕像在全聯(lián)盟境內瘋狂增生的那個歷史場面：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之后，1956年一年以內，全境所有的斯大林像就完全被列寧像替換了。后者簡直就是前者的替身，這一點也被1962年某期《真理報》（Правда）頭版上的奇事揭露得一清二楚：

列寧形象（以勛章的形式）于1945年起出現(xiàn)在《真理報》刊頭（謹慎的推測是，斯大林希望進一步強化他在黨內的權威——既考慮到從死亡邊緣和資產(chǎn)階級歐洲影響下歸來的士兵有潛在的破壞力量，也是出于對“列寧臨終前曾發(fā)出反對他的警告”這一流言的警惕）。而到了1962年，斯大林在蘇共二十二大上遭到公開抨擊后，兩幅一模一樣的列寧像赫然出現(xiàn)在刊頭，就好像這個奇特的列寧分身是為了覆蓋那個不知所蹤的、其實從來都沒上過刊頭的“其他領導人”！

那么，為什么要把兩幅一模一樣的列寧像勛章并排安放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種怪異的重復中，缺席的斯大林反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這種隱性的存在本身正好回答了“為什么要放兩幅，而不是單幅列寧像？”這個明顯的問題。

盡管烏克蘭人試圖宣告他們與蘇維埃支配決裂、強調自身國家主權的決心，他們卻使用“推倒列寧像”作為行動的手段，這一點仍然顯得諷刺之極：烏克蘭的民族認同黃金年代并不是在沙皇俄國時期（這一時期烏克蘭獨立國家的論斷遭到嚴厲禁絕），而是在蘇聯(lián)成立的前十年間，到這個階段他們的民族認同才完全成熟。維基百科上，關于19世紀20年代的烏克蘭狀況的文章也記述到：

內戰(zhàn)之后，蘇維埃政府最終得以掌權，而此時烏克蘭已經(jīng)是一片赤地。超過150萬人死于戰(zhàn)亂，無家可歸者不計其數(shù)，而且蘇維埃烏克蘭還要面對1921年的大饑荒。有鑒于烏克蘭境內的慘狀，二十年代的蘇維埃政府在烏克蘭政策上做了相當?shù)淖兺?。由此，在民族主義領導人尼古拉·斯凱普尼克倡導的烏克蘭化政策的庇護下，烏克蘭蘇維埃政府支持了境內的民族文學藝術復興運動。烏克蘭文化和語言得以復蘇，烏克蘭化政策也成為了全聯(lián)盟范圍內“本土化政策”（Коренизация）的一部分。同時，布爾什維克致力于全民醫(yī)療、教育和社保的推行，以及對人民就業(yè)和住房的保障。新的法典頒布，婦女的權益極大提升，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xiàn)象一掃而空。而約瑟夫·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逐漸穩(wěn)固權力，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之后，上述政策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遭到撤銷。

這種“本土化政策”遵循了列寧明確闡述過的原則：

無產(chǎn)階級不能不反對把被壓迫民族強制地留在該國疆界以內。這也就是說，要為自決權而斗爭。無產(chǎn)階級應當要求受“它自己的”民族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離的自由。不這樣做，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主義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要想在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達成相互信任或階級團結是不可能的。（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

列寧一以貫之地堅信這一立場。十月革-命之后，列寧與羅莎·盧森堡之間立刻爆發(fā)了一場爭論，前者認為哪怕有“壞分子”奪權的風險，也要無條件支持眾多小國的政治分離權利，而后者堅持說，只能同意進步力量占主導的新生國家獲取完全的主權。在反對斯大林建立中央集權蘇維埃這一計劃的最后努力中，列寧再次呼吁賦予各個小國政治分離的自由（這樣一來，格魯吉亞就很有可能獨立），堅決要求承認蘇聯(lián)各加盟國作為政治實體的完全主權——難怪斯大林在1922年9月27日寫給政治局成員的信件里公開指責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在正式宣布蘇維埃俄國政府同樣是其他五個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政府之前的具體提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斯大林所選擇的前進方向：

如果會前決議由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表決通過，這一決議將不會公開，而是會在全俄蘇維埃大會召開之前傳達到各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并交蘇維埃各個機構及各共和國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或蘇維埃代表大會流通查看。如此一來，便可以在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宣稱：政府合并是各個共和國的共同愿望。（摩西·盧文《列寧最后的斗爭》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61）

中-央委-員會對自身政治基礎的影響與交流由此被完全切斷了，最高權力得以直接以強制推行它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情況完全變化到了原先的對立面：中-央委-員會現(xiàn)在只能通過那些最高權力想讓它通過的那些決議，就好像這是它自己的意愿。（但是也要注意，正是列寧自己在一年前強制通過了取締黨內派別的決議，他的“得意作品”成了他現(xiàn)在竭力對抗的進程）。讓我們回想一下一個明顯的例子：1939年，相同的戲碼在波羅的海三國再度上演，這三個國家“要求”加入蘇維埃聯(lián)盟，最終成了蘇聯(lián)的一部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的作為等于是退回到了沙俄時期的對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例如，作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俄羅斯對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殖民不再被作為帝國-主義行徑而受到批判，反而成了沖擊當?shù)嘏f社會惰性、促進現(xiàn)代化的進步之舉，受到官方的頌揚。

今天，普京的對外政策很明顯是沙皇與斯大林這條縱貫線上的一個延續(xù)點。據(jù)他說，正是革-命之后布爾什維克黨人帶來的轉變損害了俄羅斯的利益：“布爾什維克們出于一系列原因——愿上帝審判他們——把大片歷史上歸屬俄羅斯的南部土地劃歸烏克蘭共和國。這個決定沒有考慮到當?shù)厝丝诘拿褡鍢嫵桑@些地方正組成了今天烏克蘭的東南部?！?/p>

簡而言之，列寧因為嚴肅看待俄羅斯帝國境內各民族的自治權，以及質疑俄羅斯民族霸權而成了罪人。也難怪我們在俄羅斯閱兵式和公共節(jié)慶中還能看見斯大林的畫像，而列寧根本無跡可尋。

幾年前的一次大規(guī)模民意調查中，斯大林在“從古至今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中名列第三（有趣的是，斯大林是純種的格魯吉亞人），而列寧只能屈居第六。

今天的斯大林并非是因為共產(chǎn)-主義信仰而受敬仰，而是因為他恢復了俄羅斯的偉大地位（也就是因為民族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立場人們才去支持他），在列寧的反大國主義“偏差”之后“撥亂反正”。而對列寧來說，“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必然伴隨著保護弱國不受強國欺侮的舉動：一個主宰著其他國家的“大國”必須要將全部權力交還他國。這一點切中要害，彰顯了他們革-命家所宣揚的國際主義的嚴肅性。

至于“自由權”，1922年，列寧在一次辯論中斥責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表明了他的立場：

事實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們的說教暴露了他們的本性——“革-命做得太過火了。我們一直這么說，現(xiàn)在你也這么說了。請允許我們重申這一點吧?！倍覀兊幕卮鹗牵骸罢驗檫@樣，請允許我們槍斃你們吧。要么勞駕你們收起自己的觀點，要么，如果你們在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比白衛(wèi)分子直接進犯時還要困難得多的情況下還要談自己的政治觀點，那么不好意思，我們就把你們當做最可惡最有害的白衛(wèi)分子來對付。”

（見3月27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

列寧給出的明確選擇是“要批評還是要命”。導致他在自由資本主義者之中聲名狼藉。這些人主要反對的是標準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形式”或者“實際”自由的批駁，畢竟，就連像克勞德·勒福爾這樣的左翼自由派也一次次強調說，從根本定義上來講自由就是“形式化”的，即“實際自由”等同于沒有自由。換句話說，列寧對自由的看法中，有這么一句反駁最為出名：“自由——可以，但是為了誰？為了哪個階級？要做什么？”在上文孟什維克的例子中，列寧認為他們批評布爾什維克政府的“自由”等于是代表反革-命勢力顛覆工農政府的“自由”。

不過，這就是一切的一切嗎？在自由民-主主義者那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自由又是如何運作的呢？例如，盡管做出了諸般妥協(xié)，奧巴-馬的醫(yī)療保險改革仍然向前邁進了一步，畢竟它是以一種對霸權理念的拒絕為基礎，反對裁減政府開支以及弱化政府管理——也可以說，它“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也不難解釋，為什么它會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對，而這正好證明了“自由選擇”這種意識形態(tài)理念的物質力量。這里的意思是，盡管由所謂的“普通人”組成的絕大多數(shù)群體對改革方案并不熟悉，醫(yī)療游說團（比臭名昭著的防衛(wèi)游說團還要強大一倍?。﹨s成功地向公眾植入了這樣一種基本觀點：普遍的醫(yī)療保險會以某種方式威脅到自由選擇（比如用藥選擇）。這種和“自由選擇”的聯(lián)系完全是杜撰的，卻淹沒了那些“鐵一樣的事實”（加拿大的醫(yī)療系統(tǒng)更便宜、更有效，而且沒有減少“自由選擇”，諸如此類）和那些微弱的呼聲。

自由主義理念的最根本核心在于自由選擇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基礎是：每個“心理主體”都有努力實現(xiàn)目標的潛力。這一點在今天這個所謂的“危機社會”中體現(xiàn)得愈發(fā)明顯，比如，主流意識形態(tài)竭力把福利制度逐漸解體帶來的危機感包裝成可以帶來新自由的機遇：你現(xiàn)在不得不每年換工作，只能靠短期合同維持生活，是嗎？不如把它看成一種讓你脫離固定工作束縛的解放，看成一種不斷改造自己的機會，讓你意識到自己人格中的無限潛力，并且最終實現(xiàn)它。你沒法再依靠國家的醫(yī)療保險和退休計劃了，所以只能繳納額外的保費，是嗎？不如把它也看成另一種選擇的機會，是選擇眼前的優(yōu)質生活還是長期的安全保障。如果這種困境讓你焦慮不安，那些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家馬上就會對你大加指責，說你想依附陳舊的穩(wěn)定制度而“逃避自由”。

今天的種種現(xiàn)象表明：以一種更精確的新視角來重新強調對“形式”和“實際”自由的反對變得越來越有必要。為了進行這樣的論證，我們需要列寧主義的那種“自由奴隸契約”（traité de la servitude libérale）理論。

讓我們再來談談1990年前后，正在面臨現(xiàn)實社會主義崩塌的東歐各國。一瞬間，“政治自由選擇權”就擺在了人們面前，但是制度變革者真的問過他們“到底想要什么樣的新秩序”這樣一個問題嗎？難道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更像是落進了和博瓦實驗的“受害主體”一樣的處境里面嗎？一開始有人告訴他們，大家馬上就要踏入政治自由這塊應許之地了；才過了不久，他們就明白過來，這種自由還包括了無限制的私有化、社會治安的崩壞，等等。他們還是有選擇的自由，所以，如果他們希望的話，本來可以拒絕這條路，但是他們沒有。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自由主義的核心要素是這樣一種心理主體：天生具有傾向性，了解“真我”和自身潛力，進而為自己的成敗最終負責。

就在此處，我們應當重新引入列寧對于“形式”自由和“實際”自由的反對。真正的自由行為應該是這樣：他敢于同這種符號功效帶來的迷惑力量正面交鋒。列寧對孟什維克批評家的尖銳回擊可以說是這種理論的絕佳闡釋——真正的自由選擇不是在一個提前給定的場域內去做二選一或者多選一，而是選擇改變場域的限定集本身。從現(xiàn)實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是個陷阱，因為東歐的人們根本沒辦法選擇這種過渡要做到哪種程度（ad quem）。一瞬之間，他們被“扔”進了一個新世界（字面上來說就是如此），一堆新的選擇項被擺在他們面前（純粹的自由主義、保守民族主義……）。在這個實證中，他們強迫人們進行選擇，作為有意識改變選擇項集合的行為，真正的自由只在人們假裝并未受迫，并且“選擇那個不可能的選項”時會實際存在。列寧批判“形式”自由的精彩長篇論斷正是以此為中心思想，其中的“理性之核”直到今天依然值得珍藏：他強調，不存在“純粹”的民-主（民主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對任何自由，我們都要追問：它為誰為哪個階級服務？它在階級斗爭中的角色如何？

而且，列寧的意圖正是要保留那種做出真正極端選擇的可能性。上述的論證指明了“形式”和真正自由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前者指的是在已有的權力關系座標內進行自由選擇，而后者則象征著破壞這些座標的干涉行為。簡而言之，列寧的目標不是要限制自由選擇，而是要維持住一個最基本的選項——當他質問自由在階級斗爭內部的作用時，他真正的問題其實是：“這種自由到底是有助于，還是限制了革-命這個基本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