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風行的掛旗船（27）

據重慶史料記載，1891年，英國派駐重慶的首任稅務司霍伯林（注：他的名字又被譯為好博遜（H E Hobson）原為宜昌海關稅務司）到職后，立即會晤當時重慶關監(jiān)督張華奎，軟硬兼施，強迫重慶關訂立了《重慶新關試辦章程》和《重慶新關船只來往宜昌重慶通商試辦章程》，為英國人在峽江商貿取得許多特權。其中，他們要求清政府認可掛英國旗的船只只要繳納了海關的關稅，就應該在沿途經過的所有關卡都通行無阻。英國人先行獲得此特權，其他列強紛紛效仿。這種享有特權的通商船只，在峽江發(fā)展歷史上就叫“掛旗船”。

而在1891年7月制定的《宜昌新關試辦章程》中同樣規(guī)定得十分明白，商船往來宜昌口岸中上游轄區(qū)必須掛標志行駛：如“凡洋商自備之船往來宜昌、重慶，須掛用關式紅色旗幟，旗式三角尖形，幅寬四尺，斜長八尺，底長六尺九寸，旗橫書‘關式’兩大字，旁用小字書明，某商自備旗幟第x號，其‘關式’二字須用白色。凡洋商雇傭船，須掛用關式藍色旗幟?！边@就叫有章可循。

說到掛旗船，不得不花些精力和筆墨，還是得從被稱為“三大惡稅”之一的厘金說起。首先是課征苛重，對商人和國民的危害程度是史無前例的。除了名目繁多、關卡重復，更是見貨即征，不問巨細，凡市上之物，無一不征。以廣西為例，征厘物品為二十九類，達一千九百四十二項，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負擔厘金，這就叫人真的有些招架不住。

更要命的是，厘金局沿途設立關卡眾多，最多處甚至達到五里一卡、十里一關，自然就會一貨數征。有資料表明，先前商人從事省際貿易販運貨物，從漢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蕪湖、江寧、鎮(zhèn)江、上海六處常關征稅，自厘金制度興起后，由漢口至上海，據《申報》評論：“厘卡之多，猶不止倍于稅關之數，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稅關之吏役。”想想就招架不住。

而掛旗船的主要因素除了避免苛捐雜稅，更是為了躲避越來越繁重的“兵差”。這就得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說起，武昌起義的槍聲不僅推翻了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也使得各省紛紛效仿湖北軍政府宣布獨立。為了自身的利益，先是封建割據，然后就是軍閥混戰(zhàn)，整個中國被各派勢力瓜分的支離破碎，各有各的軍政府，而在槍桿子指揮下的政府機構和財政稅收完全都是為軍隊服務的，據史料記載，光是宜昌1926年的統(tǒng)計，城內就有各種部隊的留守處200余處，而當時的宜昌人口連十萬都不到，軍隊之多可見一斑。(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當兵的多自然軍隊多，軍隊多自然開支大，除了吃飯穿衣還有槍支彈藥、除了平時的軍餉還有戰(zhàn)時鼓舞士氣以及后勤保障，自然花錢如流水。就拿1911年以后的四川軍閥混戰(zhàn)為例，到1934年劉湘經國民政府授權統(tǒng)一軍政的20多年里，四川境內就曾發(fā)生過大小戰(zhàn)事470多起。誰都知道，打仗打得就是錢、打的就是后勤保障，于是，那個能名正言順上路收錢的厘金就成了各方被關心的重點。

于是，豫鄂湘滇黔各路軍閥就會占據川江極其支流沿岸的各個城鎮(zhèn)，設置各自的防區(qū)，由軍官兼任縣長、局長等行政長官，為籌集軍餉，也為了自己斂財，自然就會巧立名目設置各種關卡對過往的船只進行收錢。其中船只所要擔負的各種捐稅名稱千奇百怪，借征收手續(xù)而索取的規(guī)費更多。加上厘金征收手續(xù)繁瑣而且漏洞較多，所以經辦人便于中飽私囊，自然就會樂此不疲。于是，有些頭面商人就求助于洋人開動腦筋想轍，就有了這種針對厘金捐的掛旗船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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