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風行的掛旗船（10）

根據(jù)有關官方檔案材料統(tǒng)計，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河南、山東、山西、陜西、四川、奉天十四省的厘金歲入最低數(shù)當在同治（1862-1874年）以前的1360萬兩。最高是同治最初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可達1983萬兩左右。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各地沒什么天災人禍，也沒什么人造反，各省厘金收入依然還有1170多萬兩，而帶來清朝滅亡的那一年、也就是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厘金總收入甚至達到4318萬這樣驚人的數(shù)字。沒有核實過，不知是真是假。

由于厘金中的坐商稅和行商稅的征收對象完全來自本國百姓和本土商人而不是當時蜂擁進入中國的外商，所以這一稅收制度嚴重的阻礙了本土商品的流通，不僅有利于外國洋貨在中國的傾銷，從而致使本土的國貨在市場上喪失了原來的主導地位，也加強了洋貨對國貨的競爭能力。反過來，后來外商也發(fā)現(xiàn)了厘金稅收不僅是給洋貨進入中國提供了便利條件，也因為本土商人和商品受到打壓導致市場日趨冷落，那也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所以最后呼吁南京政府取消厘金，最初的動議和最大的壓力都是來自老外。

近代學者羅玉東在《中國厘金史》中指出，鑒于中國各地的厘金局林立，列強為利于洋貨在內(nèi)地銷售，特意在《天津條約》中規(guī)定洋貨進入內(nèi)地除了交納子口稅后，不再另納厘金，也不承擔其他的苛捐雜稅，這就使得本國的工商業(yè)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這樣的情景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又一次神奇的情景再現(xiàn)，從上到下推行的對外商的優(yōu)惠政策和大幅度減免稅收的做法同樣也是本土企業(yè)所望塵莫及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哀聲遍野的“倒閉潮”就成了官方所說的“陣痛期”。

不得不承認，隨著厘金課征苛重對國民和本土商人的危害是史無前例的。當時就有人指出：“舉凡一切貧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以至“所有行商坐賈，于發(fā)貨之地抽之，賣貨之地又抽之，以貨易錢之時，以錢換銀之時又抽之，資本微末之店鋪，戶挑步擔之生涯或行人攜帶盤川，女眷之隨身包裹，無不留難搜括?！蹦遣沤小翱琳腿缁ⅰ?！

與此同時，因為所收的厘金名目眾多、包羅萬象，加上人人有份、油水豐厚，導致各省厘金局所屬關卡和舊時土匪占山為王一樣遍地林立。如湖北省在咸豐五年（1855）之后，“所役厘金局卡曾達四百八十余處”；由揚州至淮安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厘卡；蘇州至昆山不過五十余里，竟有四處收厘卡。故《申報》評論也憤怒的說：“厘卡之多，猶不止倍于稅關之數(shù)；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稅關之吏役。”(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這樣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關卡各地都有。近代學者王振先在《中國厘金問題》一文中舉例道：“……江蘇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運河上流宿遷縣至鎮(zhèn)江，其間距離僅六百里，厘局及常關之數(shù)，達十有九。又由河南省衛(wèi)輝府經(jīng)衛(wèi)河輸送貨物于天津，歷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沿途納稅須十余次。其煩苛可想……所謂厘金發(fā)達時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時?！毕胂刖涂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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