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房產開始了私有化進程，所有公產、私產房屋均能名碼標價市場交易。但大部分工薪階層都是一、兩間陋室，且我們上一代均為多子女，三四個兒女的都算少的，多的有八、九個甚至不乏十一、二個兒女的。好多家庭一間小屋或幾平米的臨建棚，都曾是許多青年男女的婚房。因此在房屋商品化的進程中，工薪階層真正得到好處的人微乎其微。但那些憑借資歷、權力、腐敗、或其它不正當途徑獲得了幾間 甚至十幾間住房的人，因此一夜爆富。本來開始老百姓還都議論政府會追究或收回這些人多占有的住房，不追究房屋來的正當與否就不錯了，但一下子都成了這些人的私有財產，令百姓大跌眼鏡。有的市、區(qū)、廳、局的干部甚至給每個子女都弄到一間房，甚至有的連孫子、外孫的房子都準備了，許多人變現(xiàn)一套或多套房產后立馬成為百萬、千萬富豪。

新中國成立后，打下江山的那一撥人，日后都成了各行各業(yè)的領導人，他們的住房和福利也會隨著官銜的增長而遞進 。而當這些人離 休退職后，其所有待遇均有增無減，甚至形成日后所有黨和政府各級領導人住房標準與官位大小掛勾的固有模式。幾十年延襲下來，這些卸任與在任的官員數(shù)量很可觀，同等級的超高福利待遇不會也不可能留給兒女，可單單它們的住房留給兒女，其價值就足可以使其后代成為暴富族。理論上去職就該去待遇去住房 ，但真正實行的微乎其微，雖然產權歸屬未改，但買賣轉手的巨額資金自然全都歸了官二代 。單以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為例，一棟過去清朝遺老遺少或許多軍閥的私人別墅當時就價值過百萬，而如今恐早以過千萬了。

2000年后，政府開始考慮城市總體形象，開始對城區(qū)大片大片的棚戶區(qū)大動干戈，幾年中把城區(qū)的大部分平房都拆除了，而隨著這股拆遷熱，購房需求爆漲，房價便一飛沖天。從2000年的1000多一平米串到2010年后的一兩萬，中心城區(qū)更是高達五六萬，而北京、上海的中心城區(qū)以高達十幾萬。恰恰是中國數(shù)千萬公務員、事業(yè)單位、壟斷集團職工群體的超強購買力，才是房價只漲不跌居高難落的源動力。房產過戶過程中的各種稅費會隨著房價水漲船高，但卻根本沒有下降的空間。政府為防交易雙方避稅，硬性規(guī)定了不同地域房屋的最低納稅價格，買與賣的人只可以高出標準價成交而后另補差價，若低于標準價根本就不給你們過戶。這樣是從根上杜絕了房價跳水大跌的可能性，但也保證了政府財政支出與賣地收入的過度依賴關系不變。

房價飛漲也使資產投機者覓得商機，屯房、壓房、炒房者云集，而國家金融體系也有一個時期只關心利潤而忽視社會經濟架購，每年數(shù)萬億的國家發(fā)展基金有可觀的份額流入房市，為爆漲的房地產潮推波助瀾。而大部份民營企業(yè)卻苦于貸款難，不得不求助民間集資或高利貸，加上壟斷國企、央企2000年后全面雄起強勢挺進各個領域，中國的民營企業(yè)經歷了一輪全面萎縮的時期。

政府成了房價居高不下的最大獲利者，許多城市房地產賣地收入有一段時期竟然成為政府支出的主要財源。而工薪族則成為被綁架的群體，由于大齡子女婚房的鋼性需求，多高的房價也得買，即使搭上全部積蓄家當，也要為還房貸節(jié)衣縮食幾十年。而那些公務員、事業(yè)單位、壟斷集團的干部職工，每月數(shù)千甚至過萬的公積金根本沒有還款壓力，這還不算幾倍于工薪族的工資、各項福利和退休金。工薪階層中因種種原因買不起房甚至因此讓許多適齡男女婚姻無望或憂郁成疾的隨處可見，也只是最近幾年國家才在公租房上加大了力度，擴大了涵蓋范圍，使得許多工薪族重燃安居夢。正如習主席在19大講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p>

2017年11月9日(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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