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yōu)榱苏f明傳統(tǒng)文化中儒家經(jīng)學在歷史上的衍變，以及宋初文運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學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時間介紹趙宋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恰為宋儒理學成長的助緣。由此而使《大學》《中庸》在儒學“十三經(jīng)”中突出，和《論語》《孟子》共稱為“四書”的經(jīng)學，主導(dǎo)中國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試取士、讀書做官的政策，千年以來牢籠天下的才智之士，使之陷于功名泥淖之中，難得自拔。但不要因為我的這一說法，便誤解了儒家“四書”害了中國文明，或耽誤了中國文明的發(fā)展。其實，儒家的“四書”并沒有妨礙了中國，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學者過于迂曲誤解了“四書”，反而妨害了傳統(tǒng)儒學對民族文明發(fā)展的重要。 如果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對比東西文化的演變，而且以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講，就像太陽運行東西兩半球的一晝夜之間，西歐和東亞的中國，明暗代謝幾乎似有類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別情況。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后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討。 例如西方的歐洲文化，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到十世紀，戰(zhàn)爭相尋不息，新國互有興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歐洲文化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猶如日出東方，西方正處于長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國，恰是由南北朝經(jīng)唐朝、五代，到宋朝開國初期的階段。雖如旭日東升，朝陽艷麗，有時也是陰云密布，陽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第九世紀開始，由黑暗時代進入基督教的經(jīng)院哲學時期，長達六個世紀之久，到十五世紀才漸漸有了轉(zhuǎn)變。十六世紀“文藝復(fù)興”以后，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換了一個嶄新的面目。 所謂“經(jīng)院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它在研究怎樣認識神與實在存在的關(guān)系。思辨精密，論證迂回，煩瑣曲折萬分，所以后世學者又有稱它是“煩瑣哲學”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國從十世紀開始，便是宋朝建國，到十一世紀中間，宋儒的理學、道學也開始興盛，二程（程顥、程頤）一系傳承的朱子（朱熹）學派建立權(quán)威。“四書”的朱著章句之學，也迂曲范圍了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經(jīng)義”之學，長達八個世紀之久，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遺風漸息。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黯淡狀況中，猶如在東方的日麗中天過后，陰霾四合，完全是一片“萬木無聲知雨來”的現(xiàn)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紀中苦難的中國，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華。 我們必須先要了解了前面所講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然后回轉(zhuǎn)來探討儒家學說的演變，就可啟發(fā)大家的反思，運用“正思維”來尋求答案，然后再來重估傳統(tǒng)儒學對人類的“人道”文明的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