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廣天 因漢字形聲字的表音功能而大書特書其“進步”的論調，基本上還是受了進化論的影響，把書寫從象形到字母看作正途。實在地講，文字的表音功能很不牢固，沒有一點一劃是用來表音的。音之于字，乃是強迫的；強迫之后，難以維系，便不斷強迫，漸成習慣。這樣的習慣，受地域差異和朝政動蕩以及人文變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以至于表音很不穩(wěn)定，音義之間的隔絕越來越大。通行普通話之后，廣播電視和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時代，一方面情況好轉，另一方面陷入更復雜尷尬的境地。比如QQ談話，很多村鎮(zhèn)青年幾乎不寫文字了，直接發(fā)明一套記錄方言的拼音，在圈子里流傳，久而久之，一個字對他們的意義，也就只剩形義了，讀什么反而無所謂，我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蛘咝瘟x之間的聯(lián)系也越發(fā)疏松不定，先往這個空形中裝點什么，再去理解這個字形。 字形有義無聲，數(shù)書有音無義。前者的聲是規(guī)定的，后者的義是規(guī)定的。音義的分裂現(xiàn)象，造就了語言學派，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哲學。音形的分離，如果不考慮中國各民族語言交流的方便性，倒也無甚大礙，也不必產(chǎn)生什么痛苦的哲學做喟嘆唏噓狀。反正歷史和區(qū)域的文書交流，已經(jīng)證明利大于弊。方言不消除，人為地統(tǒng)一語音有什么意義呢？這是一項成本很大，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我說上面的現(xiàn)象，不是想討論音形聯(lián)接的改革問題，而是想著重引出表意文字形義關系的核心地位。

在中國古代，有這么一個文字研究的另類學派，被叫做“右文”派。僅從字面上看，右文學是研究字右部分的學說。但實際上，它真正的研究對象，是文字的聲符。聲符大部分在右，有時候也在上在下。比方說，晉代楊泉在《物理論》中舉出：“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彼囊馑际?，那個在上的相同的聲符，亦有表意的作用。后人受這個楊泉的啟示，在文字的實際應用中不斷發(fā)現(xiàn)聲符不僅表音，很多也用來表意。這就豐富了許慎的觀點，或者說更細化了許慎的分類。后世學者，尤其當今學者如王力一派，直以為右文說沖撞了許慎的正統(tǒng)字學，其真心并不發(fā)自維護正統(tǒng)，恰乃受到了西學表音勝于表意的抽象論侵蝕。一廂情愿地希望漢字主體為表音，越來越表音，簡化向表音偏移。似乎許慎就已經(jīng)統(tǒng)計出形聲字占百分之九十。其實，許慎只歸結出形聲一類，并未做出字數(shù)統(tǒng)計。真實的情況是，作為形聲的會意字，占到文字的百分之九十。

到了宋代，出了個王圣美。他的著作《字解》二十卷并未流傳下來。只見《夢溪筆談》中有描述記載。其卷十四中說：“王圣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逼漕愒谧螅切温曌种械牧x符；其義在右，是形聲字中兼帶表意的聲符。這就是右文說的主要觀點。更進一步闡發(fā)之，并非右文如是，而是很多表音的字部都有表意的作用。造字之初，不會隨便拿一個獨體字或一個筆畫來表音，多數(shù)情況下會考慮其用意。意義乃文字的中心！

從造字的進程來看，先是會意，會意不盡完善，于是考慮會意兼聲。不會兼聲失義，只粗略從類。也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如淪、輪、倫、論、綸，取“侖”音，亦依“侖”有條理次序的意思。于是，淪為漣漪，倫為人倫，論為語類，綸為絲巾。木偏旁最說明問題，若形聲只從類表意，右文皆注音，那么我們怎么區(qū)分椅、橘、棍、杖、柱、桃、楊的不同呢？

按王圣美的觀點，那個表音的聲符，甚至比從類的義符承擔更多更細致的功能。即部首從類義，聲符從子義。如“櫻”，左邊從木類，右邊“嬰”聲，還有“嬰”義。嬰，為女人頸項上的裝綴，玲瓏瑰麗。那么，這個木類的結出玲瓏果實的樹，就是櫻樹。紅的、黃的櫻桃，的確很像黃玉赤珠，剔透和暖。一個屬類義符，一個具體義符，兼帶注音，就是一個完備的字。又“酒”字，《說文》解：“從水從酉，酉亦聲?！笔聦嵣希S慎也早就注意到聲符亦表意的現(xiàn)象。從水為大類，水裝在右邊的壇子里。酉是一個酒壇子，“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另外，有一點亦須關注。即古人借符注音，不全對應，有的相近，有的類似，有的甚至相差甚遠。這個酉的讀音，與酒便有差別，只是韻同，聲母卻不一樣。借韻表音而已。故對于聲符，真的不可以太認真，只可作讀音的參考而已。

右文說的研究成果，明確了文字義大于音的本質，也提供給我們一些漢語語音依附于字義的史料信息。因為義的相對固定，語音才漸有標準，才可能在眾多方言中求同存異地誕生曼達林（Mandarin）這樣的官話。官話，也即古代所謂“雅言”，一種便于文言或者依文言而有所變通的在朝廷和廟堂上傳播的口音，經(jīng)由隋唐切韻、唐韻，到元代中原音韻，又明代洪武音韻，至清代文讀、白讀，逐步演變?yōu)楝F(xiàn)在這個樣子。歐洲人還稱之為Loutea，或者Louthia，意思是老爺說的話。這個，就是后來國語和普通話的基礎。由此可見，如果喪失了文字，這樣的老爺話是很難有生活的語言基礎的。而如果文字一直被使用，那么老爺話變做普通話，也實在就有了在廣袤的方言阻隔的國家中交流的方便。我這里回溯普通話的歷史，著重想要突出同文而同音的觀點。中國語文，是文在前，語在后，文字決定語言。通行統(tǒng)一的簡化字決定著普通話的使用，其他方言又受文字和普通話的雙重影響而嬗變。工業(yè)化和后工業(yè)化時代，交流越頻繁，影響也越大，將來或者方言會消亡。

王圣美之后又有一個王觀國，著《學林》十卷。他從另一個角度研究右文。書中說：“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為鑪，加目則為矑，加黑則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字母則眾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彼岢觥白帜浮?，即為當今西語界時髦的“義素”研究。西人從音探義素，覓蹤尋跡，類比穿鑿，橫出斜進，幾近殫精竭慮，終究所獲頗微。而造字伊始，從字母起，孳乳萬象，層出不窮?？梢?，文字中，確實存在意義的最小單位。以義素為緣起，借六書七書之為用，文字成矣！

右文之說，未必盡然。但右文的字學研究，揭示出，會意是造字的核心。無論象形指事，抑或形聲轉注假借簡化，都為了會意，會意才能表意，表意才是造字的目的。

（選自《手珠記》第三卷“字主義”??張廣天 著?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