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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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

縣委政府下巨大決心，從縣內多個部門的機關、事業(yè)單位抽調工作人員一起參與對城區(qū)棚戶進行征遷改造。在“通江縣諾江鎮(zhèn)棚戶區(qū)改造征遷工作動員、培訓會”后，我被抽調參加北環(huán)征遷小組，在第一次碰頭會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小組長建立一個微信群，把大家拉入微信群中——各人將微信名改回本名，并加原單位名稱為前綴。

曾幾何時，朝庭大臣除例會以外，要召集大家開個緊急會議，可能要為每位大臣派出一個傳遞員專程通知，花費時間少則半天，多則兩三天——好在重臣大都住在皇都內城。

如果住得較偏遠可能三四天、七八天才能送達通知再以等同的時間，坐馬車趕回朝庭。如果是封疆大吏，僅下發(fā)個通知就得幾十天，一人完不成時，還得由驛站另派人和再派馬接力傳遞通知。如果是從北京送信到海南島，一個來回大約三四個月——還有什么緊急軍情可言？(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搞什么建設，談什么發(fā)展，只能換季再聊羅。那時人們生產水平和生活節(jié)奏可見一斑。落后的條件，工作效率只能如此。

老家在山上，能看見對面的人，一嗓子就能叫答應，但要走過去得大半天功夫。上街稱鹽打油，來去兩頭不見天。

科技落后時，交通也被納入通訊內容。

1981年我分配到醫(yī)院工作時，有線電話尚不普及。要打給另一個鄉(xiāng)鎮(zhèn)，要經縣城的郵電總局轉接，幾十條線路，常常在轉接中因占線被終止，只能另抽時間再打。當時，醫(yī)院只有公家有一個黑白電視機在會議室里，下班后，大家一有空，便集中在電視機前看電視，哪個國家搞政變，哪個地區(qū)有地震，中央開什么會，領導到哪里視察等等，當天就能得知。這比起看報紙雜志來說，也快捷了無數倍。不到一年，有位職工私人買了一部十七村的彩色電視機，醫(yī)院的電視機幾乎就報廢了——沒有看，久而久之，就壞掉了。

在1985年左右，有時電話不及寫信快，寫信畢竟是傳統的。我女朋友給她家去一封信，相鄰兩個鄉(xiāng)鎮(zhèn)，居然走了一個月多，當然這可能是個意外。如果必須要打個電話，得村民上街帶個信給對方，預約一個時間，到時再打電話，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不要著急嘛，那時可能就能打通了，最終也能把事情說清楚。但如果是談戀愛，可得小心了，接線員不但可以直接接聽，還可以隨意插話，事后到處傳播，弄得你哭笑不得。

1996年我調縣局后，電話稍稍普及一點，各科室基本上都有座機。除了當一定層次大官的，百姓家裝電話還是很少有的。二弟媳家有個門市，為方便群眾打電話，也可賺點錢，她買了一盒七十多元的大蛋糕去郵局找一個熟識的局領導家說好話，并花去2200余元，才安裝了一部電話。

我調局里不久，又派我到縣委宣傳部、報社去學習一年，正好那時開始流行傳呼機。我看比較方便工作，便自費700多元買得一個捌在腰間。很神氣的喲，回老家時，老鄉(xiāng)說我那個叫科機，說是千里之外也能相互說話，鄉(xiāng)下不但沒有信號，若說是通話，則也是錯誤的說法，看著他們欽慕的目光，我不便說破，影響別人興致。傳呼機對新聞采訪，尤其是提供新聞線索者是很有幫助的。但我很快就發(fā)現，傳呼機不是方便自己，而是方便別人，它像一根牛鼻索，別人隨時隨地，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可以牽，而自己急得到處找座機回話，自己掏腰包付話費。因此，不到半年，我就把傳呼機半送半賣給一個侄子。

直到1999年，我家庭經濟稍稍好點后，買房幾次不成，我兩口子每年節(jié)約的錢，趕不上房價飛漲，反正欠錢。為方便工作，我干脆與局里一個同事到郵局申請，私人安裝一部電話，花去1200余元。第一個月，顯然還加收了其他不知名的費，因為，不到半月，我的話單提示，需繳170多元的話費。

同年，我私人在北京導通公司郵購一臺兩手486電腦，比單位的286還好用得多。后來在國家的秦巴項目支持下，局里換了好電腦，也開始使用騰訊下的功能，我那時便申請了兩個號，沿用至今，確實為工作和生活帶來很多方便。

妻子娘家住在農村，離鄉(xiāng)鎮(zhèn)還有六七公里山路，因不方便聯系，她父親就是因電話聯系不便，久病臥床，急性發(fā)作，因搶救不及時去逝的，妻侄兒也很想安裝一部電話。那是2005年左右，正好村上到外地打工的人特別多，大家都想方便與外界聯系，村兩委便叫個人借給村上3000元錢，村上免費為他家安裝一部電話，五年后，借款帶息一并還與本人，看來很劃算。

話說回去，我在宣傳部上派時，沒有手機，有種叫座機分機，小巧玲瓏，作用也好，大家都喜歡使用。可惜只能在二十余米范圍內使用。而在開會時，我才發(fā)現，部長的主席臺面前，不但有煙有高級打火機，關鍵是有一部如磚頭大小的大哥大，我們一邊聽會，大家的眼睛幾乎始終盯著那個黑疙瘩，如果一來電話，鈴聲振動全會議室，大家又不約而同、聚精會神地關注那個高科技的東西。那東西要一萬多元，沒有公費支付，誰也搞不起，只能眼巴巴地欣賞。連嫉妒都掛不上邊，因為自己當不上一定級別的官，享受不了那個檔次的福，沒有攀比的必要。

1998年有一天，我在縣衛(wèi)生局開會，局長在臺上正講得起勁，突然會議室里響起了電話鈴聲，大家將頭和目光轉向不同方向尋找聲源，有的在看座機，有的在看別人，但也不知是何人，聲音那么清脆響亮，那么醒耳提神。但是，沒有結果。不久，會議室一名曾在供銷社工作過的女職工，從容地從身上掏出一部手機來接聽電話，大家目瞪口呆地望著她。

那個事件，簡直如炸彈一樣，在大家心里產生了巨大的振動。恰恰這時，有位同事是高干家子女，她拿來一個“磚頭”大哥大，以500元價格出售，因一時不好買手機，居然有人搶著要買。幾個月后，局長，副局長，個別科長，都用上了手機——以一個皮套子掛在腰間，別提多么神氣、高貴了。我1999年到衛(wèi)生部參加秦巴項目會，也便買了一部白色的、翻蓋的手機?；乩霞視r，已經到父親單位的門前走廊上，我故意打電話說我在路上堵車了，還要半小時才能回家。妹妹正在煮飯，接聽電話后，對父親說等一會兒再炒菜，而我正好出現在門口，大家都驚詫半天。到2002年，我到市交警大隊去考駕照，手機不慎掉入廁所，之后很快毛病百出，修理時，又遇到一個姓金的二十九天半的年輕匠人，被弄壞了，我正要找他賠，他第二天就把攤子搬遷了，連人毛都找不到了。我報告，他們給我一個電話號碼叫我自己跟他聯系，這就算是回復，而最終我沒有打過那個索賠電話。

隨著科技發(fā)展，手機的種類、牌子、款型越來越多，我家也便一人一個，壞一個換一個，至少也擱置了七八個舊手機了。兒子大學畢業(yè)時已換過兩個，回家路上被小偷偷去一個，又換蘋果四?，F在我們四人用華為，小兒讀高中，有兩部手機，怕耽誤學習，平時只準用老人機，當然他的成績比較好，在假期他只要完成了作業(yè)，我們是任其玩耍的。

現在，我們坐在家里寫小說散文，投稿不用一分錢就能郵寄幾十個編輯部，準確無誤。還就能完成單位下達的一些任務，如總結、匯報、調研文章，真是又方便又快捷。上、郵箱里說事清楚明白。網絡的健康發(fā)展，找資料也方便，找模型也方便，除違禁危險物品，可郵購任何想要的東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訊是人類科技發(fā)展進步的一個縮影，一個窗口，也大大推進了我們的工作進程?，F在活一年比過去活幾十年所見所聞多，現在干一年的事，比過去幾十年干的多。寫稿子，一道成形，適當修改，一氣呵成。記得我曾寫過一篇《人間道德度蒼生》不到5000字的報告文學，十余次修改十余次抄寫，居然花去近一個月工夫，而8000多字的報告文學《飛越秦川》，因是電腦寫作，不到半天便完成初稿。

我們這一代人是無限幸福的，既趕上了一個偉大輝煌的時代，又趕上了科技飛速發(fā)展的時代?；ヂ摼W加，把世界縮小了，把城市與農村的距離縮小了，把工作成本縮小了，也把人們之間的距離縮小了。中國散文學會群、四川作協群、國學經典交流群、楹聯群、虢氏家族群、青春歲月群、饑餓年代群等等，還有很多不知名的群邀我加入，如果不對口味，我是隨進隨出。最怪的是一個群叫“六只眼睛一只腳”，原來是越南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一個團里有四個一級戰(zhàn)斗英雄，湊巧一塊兒照了一張相，只剩下六只眼睛和一只腳。聽說還有一人，四肢都被高位截去了，可見其戰(zhàn)斗之慘烈，英雄之無畏。

孫兒隨兒、媳住在成都華陽，他天天要與我視頻聊天，半年不到堆，亦如天天見面?，F在的人們一天不看手機，半天不看微信，似乎與社會失聯了，孤獨，寂寞，煩燥，惆悵。

我們的小組長，正好發(fā)來消息：“明天下午四時，在城北環(huán)線征遷辦會議室召開征遷棚戶代表見面會?！敝辉谖⑿湃豪锇l(fā)個通知，連一個電話都不用打，就全部搞定了?！班健薄ⅰ班健?、“嘟”，大家齊刷刷即時回復：“好的”、“遵命”、“收到”、“嗯啦”、“哦呢”。

微信，發(fā)文件，傳照片，語音通話，文字留言，視頻聊天，分秒對接，一目了然，一言九鼎，永久保存，可能是人類將來在很長時間內的必然依賴。

（北環(huán)征遷辦2018-8-15-11：50）

郭 偉，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協會員（Y00009），巴中市作協會員

地 址：四川省通江縣諾江鎮(zhèn)石牛嘴紅峰大廈五樓——通江縣醫(yī)療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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