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在其位，謀其政”，既是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換句話說就是“屁股決定頭腦”：身處什么位置，坐在哪一把椅子上，往往決定了要說什么話。

魯迅先生筆下的方玄綽有一套“差不多理論”：“譬如看見老輩威壓青年，在先是要憤憤的，但現(xiàn)在卻就轉(zhuǎn)念道，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大抵也要擺這架子的罷，便再沒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在先也要憤憤的，但現(xiàn)在也就轉(zhuǎn)念道，倘使這車夫當了兵，這兵拉了車，大抵也就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現(xiàn)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而學生罵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就是平民變就的?，F(xiàn)在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兩樣呢？‘易地則皆然’，思想言論舉動豐采都沒有什么大區(qū)別……”。

大抵遠在江湖的時候，因為“旁觀者清”，或者“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對于廟堂的事總是憤憤的。后來自己也堂而皇之的端坐在朝堂之上，對于先前所處的“不滿階級”則又居高臨下的充滿了鄙視，大罵這些人如何如何擾亂綱紀，如何如何的“刁民”，全然忘了自己當初就是這些“刁民”中最為“洶洶”的積極分子。

譬如某一地區(qū)領(lǐng)導人，做學生時，在“保釣運動”中是聞名的學界領(lǐng)袖，曾經(jīng)說過“為釣魚島，不惜一戰(zhàn)”，后來真正做了地區(qū)一把手，搞得東洋人緊張萬分，以為真的就要起大波瀾?？上?，一旦主政，似乎也就明白了自己當初拼命反對的“官僚分子”的“良苦用心”，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坐上凌霄寶殿，也就化作了玉帝，懶洋洋，蔫耷耷的“理性精神”十足，把當年力主的運動打壓了下去。

“大多數(shù)人的暴政”一詞被發(fā)明出來以后，每當民意洶洶，群情激奮之時，總要冒出一些所謂的“理性聲音”，大力主張克制，大罵民眾如何盲目，如何容易被“一小部分別有用心的人”所誤導，自己則儼然一副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似乎不如此便算不得“知識分子”，算不得“社會精英”。

譬如近來某演員，既然被人封作“大哥”，處處便是一幅“大哥”嘴臉，做出一些“香港是多元種族的社會，別擔心，我們沒有憎恨”“如果警方一開始就擊斃挾持者，人們會說，怎么不先談判？但如果警方先談判，人們又會問，怎么不早些殺了挾持者？令人難過”“這樣的事總是在世界上發(fā)生，它發(fā)生在香港人身上，全香港都在討論這件事，真的很令人難過”這樣出奇冷靜理性的“高論”。雖然那些菲國“特警”的救人行動愚蠢透頂，近乎殺人；雖然解救現(xiàn)場不時傳來圍觀者的陣陣笑聲；雖然無論菲國總統(tǒng)還是民眾都排著隊，面露微笑參觀慘禍現(xiàn)場；雖然那個兇手已經(jīng)披著國旗穿著警服隆重下葬。在成龍看來港人那些合乎人性的正常反應(yīng)都成了“一小部分不明事理，別有用心的人”的過激言論，其素質(zhì)之低“真的很令人難過”，并且一幅代言人的姿態(tài)宣布：“香港是多元種族的社會，別擔心，我們沒有憎恨”。這位大牌的言行還真是給那句“婊子無義，戲子無情”的污蔑做了一個反面注腳。這樣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指責國人的舉動讓人不得不聯(lián)想起當年那些“漢奸國賊”來。也無怪乎這番“力主寬容”的言論出來以后，國內(nèi)一片罵聲，國外卻不斷有人叫好，更立刻獲菲律賓總統(tǒng)府發(fā)言人陳顯達的贊許，很讓人懷疑發(fā)高論的“大牌”是不是同樣“背后有糖吃”。(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這就繞了回來，“屁股決定頭腦”，既然身居高位，言論自然要和民眾有別，雖然私底下或者也是痛罵，屁股坐在高位之前也是洶洶，但是既然坐了高位自然要發(fā)與眾不同的“高論”，即使這個“高論”“理性”的近乎冷血。某些所謂“明星”恰如古代某些“戲子”，無不是靠著一張臉蛋和名聲吃飯，為了出名免得不要做出一些“嘩眾取寵”的舉動，也自然是“有奶便是娘”，言行和利益掛鉤過多，也就很難要求其傾心大義，為了搏出位而做出一些“不走尋常路”的“高論”也是必然。故而政客和明星的言論往往都做不得真。

所謂“理性精神”發(fā)明出來，本來是件破除盲目，消除迷信的天大利器，可惜總是被“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行自己的私心。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在那個舉世聞名的斷頭臺前留下了一句為后人津津樂道的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xiàn)在套用一下，“理性，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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