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各民族歷史上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1644~1911）

　　中見立夫始終認(rèn)為民國之前的蒙古人缺乏「中國」（dumdadu ulus）意識， 以致他認(rèn)為蒙古語中「中國」一詞是在清亡以后才創(chuàng)制出來的。那么，除了姚大力教授引用的?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語辭典》中出現(xiàn)的蒙古語「中國」一詞以外，還有哪些時間更早因而也更為有力的反證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五年九月清朝與俄國簽訂了《恰克圖條約》的正文（也稱《布連斯奇界約》），確定清屬蒙古地方與俄國的政治邊界線的走向。與《尼布楚條約》類似，該條約正式簽署時也按照國際公約準(zhǔn)備了數(shù)種不同的語言文本，即滿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此后不久又由俄方在參照俄文本的基礎(chǔ)上，新準(zhǔn)備了兩份正文內(nèi)容一致，僅在序言和結(jié)語上有所差別的蒙文譯本，目的是供與清朝一方進(jìn)行換文之用?？上W(xué)界對上述《恰克圖條約》的蒙文譯本一直缺乏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直到1982年，德國學(xué)者魏彌賢（M. Weiers）才發(fā)表專文研究了這一蒙文譯本，重點澄清了后出的蒙文譯本與俄文底本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并通過對比研究列出了它和出自清朝官方的滿文原本之間存在的細(xì)節(jié)差異。魏氏的研究還揭示出蒙文譯本主要出自俄屬布里雅特蒙古人太沙·羅布藏（Tai?a Lobsang）之手，反映了其時的清朝和俄國一致非?？粗孛晒诺恼沃匾裕虼瞬旁谠摋l約簽訂以后，又在隨后的換文中增補(bǔ)了新的蒙文譯本?！?〕根據(jù)魏彌賢的文獻(xiàn)學(xué)考察，上述《恰克圖條約》的蒙文本中恰恰出現(xiàn)了「中國」一詞，只不過寫作 dumdadu gürün，即表示「國家」的一詞沒有使用蒙古語中常見的 ulus，而是直接借用了滿語中的 gurun 一詞。具體用例如：中國副將軍扎薩克多羅郡王和碩額駙策凌（dumdadu gürün-ü tusalaγ?i jangjun jasaγ-un t?r?-yin giyünwang qo?oi efu zering）、中國卡倫（dumdadu?gürün-ü qaraγul）、中國之蒙古卡倫（dumdadu gürün-ü mongγol qaraγul）、南部歸屬中國（emüne-kibey-e dumdadu gürün-ü bolγaju）?！?〕這些用例中，「中國之蒙古卡倫」直接反映出當(dāng)時的清朝以中國自居，而將與俄國接壤的蒙古地區(qū)視作中國內(nèi)部的一大行政區(qū)域，其在滿文原本的對應(yīng)形式則是 dulimbai gurun-i monggo karun?！?〕故蒙古是中國之一部的表述在同一條約的滿蒙文本中均無差異。相應(yīng)地，清朝最高談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署銜在條約的滿文本中正式記作：中國副將軍扎薩克多羅郡王和碩額駙（dulimbai gurun-i aisilara jiyanggiyūn jasak doro i giyūnwang ho?oi efu）。上述在滿蒙文本中同樣完全一致的署銜意味著，策凌已經(jīng)相當(dāng)明晰地具備了清朝與中國相等同的意識。他這種將自己視作中國官員的認(rèn)同觀念，與隨后署名的兩位滿洲大臣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伯四格以及原《異域錄》的作者兵部侍郎圖理琛當(dāng)無二致。

　　同樣，兩個月之后《恰克圖條約》補(bǔ)充條款的滿文本中，負(fù)有管轄蒙古北部邊界以杜絕越境逃犯和盜竊事項之責(zé)的諸喀爾喀親王，被特地表述成「中國邊境地方的土謝圖汗、旺扎勒多爾濟(jì)親王、丹津多爾濟(jì)親王」（dulimbai gurun-i jecen-i bade bisire tusiyetuhan wangjaldor jiwang danjindorji）?！?〕因此，隨著規(guī)劃俄國與清屬蒙古疆界的《恰克圖條約》的陸續(xù)簽署與生效，以后需要時時依照該條約正文和補(bǔ)充條款中的有關(guān)內(nèi)容具體處理邊界問題，并與俄方官員就相關(guān)事項展開交涉的喀爾喀蒙古王公上層，無疑會接觸到條約中規(guī)定的蒙古屬于中國之一部以及自己也身為中國大臣需效忠朝廷等政治觀念。對此，至少以筆者目前所見，尚無史料表明在該條約生效以后，這些王公對于「中國意識」持陽奉陰違的抗拒立場。

中國內(nèi)蒙古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1644~1911）

　　那么上述「中國意識」在喀爾喀蒙古以外的其他蒙古地區(qū)影響如何呢？清朝在嘉慶年間組織纂修完成的《理藩院則例》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頗有價值的線索。根據(jù)近年來的研究，理藩院是在此前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訂本《蒙古律例》的基礎(chǔ)上著手纂修《理藩院則例》，于嘉慶二十年（1815）底首先編完漢文本并開始刊刻樣本，其對應(yīng)的滿文、蒙文本也在三年后刊刻樣本。新修的《理藩院則例》較舊有的《蒙古律例》多出了與蒙古關(guān)系十分密切的《俄羅斯事例》和《西藏通例》?！?〕其中《理藩院則例》卷63《俄羅斯事例》中恰恰就包含了《恰克圖條約》關(guān)于具體地理劃界情況補(bǔ)充條款中的若干內(nèi)容。這在該書的滿蒙文本中均有明確的體現(xiàn)。

　　那么上述「中國意識」在喀爾喀蒙古以外的其他蒙古地區(qū)影響如何呢？清朝在嘉慶年間組織纂修完成的《理藩院則例》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頗有價值的線索。根據(jù)近年來的研究，理藩院是在此前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訂本《蒙古律例》的基礎(chǔ)上著手纂修《理藩院則例》，于嘉慶二十年（1815）底首先編完漢文本并開始刊刻樣本，其對應(yīng)的滿文、蒙文本也在三年后刊刻樣本。新修的《理藩院則例》較舊有的《蒙古律例》多出了與蒙古關(guān)系十分密切的《俄羅斯事例》和《西藏通例》?！?〕其中《理藩院則例》卷63《俄羅斯事例》中恰恰就包含了《恰克圖條約》關(guān)于具體地理劃界情況補(bǔ)充條款中的若干內(nèi)容。這在該書的滿蒙文本中均有明確的體現(xiàn)。因此，源于條約中的與中國有關(guān)的術(shù)語表述再次出現(xiàn)在滿蒙文本的正文中，如「中國的卡倫鄂博」（dulimbai gurun-i karun／dumdadu ulus un obo）、「中國的蒙古卡倫」（dulimbai?gurun-i?monggo?karun／dumdadu?ulus?un?mongγol?qaraγul）、「中國的辦理俄羅斯事務(wù)的大臣們」（dulimbai?gurun-i oros 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mbasa／dumdadu ulus un oros un qereg-ijakiron sidkekü saitut）、「中國的理藩院」（dulimbai gurun-itulergigolobedasarajurgan／dumdadu?ulus un γadaγadu monggol un t?r?ji jasaqu yabudal un yamun）、「中國邊境的……汗王」（dulimbai gurun-i jecen de……h(huán)anwang／dumdadu ulus un kijaγar tur……qanwang）等?！?〕以上關(guān)于「中國」的蒙古語表述dumdaduulus，顯然比更早從俄文本《恰克圖條約》正文中轉(zhuǎn)譯過來的dumdadugürün更加符合蒙古人的語言習(xí)慣。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三種文字共同刊行的《理藩院則例》在隨后的道光、光緒等朝還數(shù)次增刪修訂，發(fā)放范圍也越來越廣，頒發(fā)的對象逐漸囊括了內(nèi)外蒙古各部的扎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臺吉、正副盟長、協(xié)理臺吉以及游牧理事司員等。〔7〕以此清朝等于中國，因而漠北—漠南蒙古隸屬于中國的政治意識，自然在蒙古地區(qū)會有進(jìn)一步的傳播。故不僅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語辭典》將「中國」（dumdadu?ulus）一詞正式收錄入辭書理所當(dāng)然，而且1889年刊布的出自蒙古史家用藏語寫就的《白蓮花傳》中也明確寫到：雖然蒙古地區(qū)（Hor-Sog）在地理上與中國有別，但因為自古以來就處于中國君主的統(tǒng)轄下，因此它也可以視作中國之地的組成部分。〔8〕

　　清朝官方著力在蒙古地區(qū)推行「中國意識」的做法，也清晰地體現(xiàn)在乾隆皇帝在1763年為漢、滿、蒙、藏四體合璧本《首楞嚴(yán)經(jīng)》所作序文的蒙文譯文中。該序文的漢文部分中有兩處與作為地域名稱的中國有關(guān)，一作「流通震旦」，一作「仍自中國譯至藏地」；其對應(yīng)的蒙文分別為dumdadu?ulus-durtuγulqar-a irebei，dumdadu?ulus-a?a?or?iγulju?γarγaγad?t?b?d oron-dur?！?〕上述以dumdadu?ulus對譯「中國」的做法與明代以來蒙古人常常以kitad(-un)……ulus或nanggiyad(-un)……ulus來對譯「中國」的固有做法，形成了鮮明反照，顯然此時已經(jīng)明確培育出中國意識的清朝不再希望蒙古人還以傳統(tǒng)的「乞塔惕國」或「南家思國」的觀念看待自己業(yè)已入主并且在官方場合下也頻頻自稱的中國，故才設(shè)法以含義相當(dāng)于「中央之國」的dumdad uulus來取代蒙古人稱呼中國的舊有用語。同樣，乾隆四十五年所立的御制四體合璧《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碑文中，與漢文「震旦」（中國）對應(yīng)的滿蒙文名稱也作dulimbai gurun／dumdadu ulus。〔10〕

　　實際上，清朝政府期望在蒙古語中以dumdadu ulus取代kitad(-un)……ulus等的做法，在順治年間由官方組織翻譯完成的《元史》蒙文本中就已出現(xiàn)?！对贰肪?的漢文原文有成吉思汗親口說的「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等語，其中的「中原」即被刻意翻譯成dumdadu?ulus。這被認(rèn)為是清代蒙文文獻(xiàn)中出現(xiàn)dumdadu ulus一詞的開始，以后這一用語遂在官方文獻(xiàn)中得到普遍使用?！?1〕而清朝方面鼓勵推廣的該名稱，應(yīng)該在與其關(guān)系密切的一部分蒙古上層王公貴族中得到了接受和認(rèn)可，故有些蒙古作者也逐漸開始在著作中使用該詞語。較早如達(dá)延汗的后裔羅密在1732—1735年間完成的《蒙古家譜》（Mongγol borjigid oboγ-un teüke）中，敘述順治入關(guān)、明清易代的史實時即作「從順治時期，即與中國聯(lián)合并在其地統(tǒng)治執(zhí)政」（-eyeber jasaγ?i-yin üye-e?e dumdadu ulus-un qamtu. t?rün eyileged）。〔12〕此后，dumdadu ulus　這一名稱還在1771年成書的《水晶數(shù)珠》（BolorErike）（作者為昭烏達(dá)盟巴林右翼旗協(xié)理臺吉拉西明素克）、1817年成書的《黃金數(shù)珠》（AltanErike）（作者為阿巴哈納爾左翼旗扎薩克貝子袞布旺濟(jì)勒）等其他蒙古史籍中也屢有出現(xiàn)?！?3〕

　　需要補(bǔ)充的是，直到在最近宣讀發(fā)表的一篇會議論文中，中見立夫仍然堅持認(rèn)為，對蒙古、西藏、新疆等完全缺乏「中國」概念，也不接受「中國意識」的「西北弦月」地帶的人們來說，清朝決非最后的「中華帝國」；相反，當(dāng)清朝末期開始向「中華帝國」轉(zhuǎn)變時，他們就對清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提出了異議。〔14〕如果這一觀點成立的話，至少以蒙古地區(qū)而論，即使當(dāng)?shù)氐慕y(tǒng)治上層不便對依據(jù)《恰克圖條約》而來的《理藩院則例》中的「中國之蒙古」等用語公開向清廷提出異議，那么像羅密這樣的王公貴族也會在自己用蒙文撰寫的史書中暗地抵制官方鼓勵采用的dumdadu ulus一語，而繼續(xù)沿用明代以來在蒙古語中所流行的kitad(-un)……ulus等舊用法?？墒?，與中見立夫的判斷恰恰相反，從dumdadu ulus一詞逐漸被接受來看，至晚從18世紀(jì)開始，清朝致力于推動的「中國意識」顯然在蒙古地區(qū)收到了某種成效，并未引起蒙古人在政治上的強(qiáng)烈反彈和不滿。

中國新疆、中國西藏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1644~1911）

　　下面我們再看「中國」一詞在其他藩部地區(qū)的用法。以清朝在完成新疆統(tǒng)一后對哈薩克汗國所頒發(fā)的滿文文獻(xiàn)來說，在1757年一件反映阿布賚汗向清朝表示愿意內(nèi)附的滿文檔案中，清朝皇帝即被清楚地表述為「中國之主」（dulimba-i gurun i ejen）。另外在漢文本《平定準(zhǔn)噶爾方略》中，乾隆帝論及哈薩克部前來臣服的內(nèi)容中的「天朝聲教」，其對應(yīng)的滿文則見于當(dāng)時的《乾隆朝上諭檔》中的dulimbai gurun i tacihiyan wen。〔15〕由此可見，漢文的「天朝」即等于滿文的dulimbai?gurun（中國）。光緒二十八年（1902），當(dāng)時從俄屬中亞進(jìn)入新疆的德國吐魯番考察探險隊在迪化滯留時，曾向清朝設(shè)在省城的鎮(zhèn)迪中俄通商總局申請滿漢雙語護(hù)照，其中注明的考察隊所欲前往的地點即分別用滿漢雙語表述為：dulimbai?gurun turfankuca ka?gar／中屬吐魯番庫車喀什。〔16〕故在清朝完全統(tǒng)一新疆后，滿語語境下的「中國」（dulimbai?gurun）無疑也隨之延及并覆蓋了這一區(qū)域。清廷還試圖尋找機(jī)會將這種「中國意識」灌輸傳入到藏地。仍然是在前述《首楞嚴(yán)經(jīng)》乾隆序文的藏文譯文中，有「五百年后，將于中國譯出，然后于藏地流行」的內(nèi)容，其中的「中國」一詞對應(yīng)的藏文再度被翻譯成「中間之國」（yul?dbus）而非藏語中指代中國（漢地）的傳統(tǒng)名稱rgya?nag。這種具有明顯政治意圖的改譯被認(rèn)為是乾隆皇帝并不愿意他統(tǒng)治下的帝國僅僅被藏人看作是rgya?nag，而更希望被當(dāng)作名副其實的「中間之國」（yul?dbus）。為此乾隆還特意在序言中，稱上文為他的佛學(xué)老師章嘉活佛查閱「梵典」、得自于布敦大師的預(yù)言授記，以造成元代的布敦大師即已開始使用yul?dbus（中國）一詞的假象。〔17〕而以yul?dbus對譯「中土／中國」的現(xiàn)象，早在明朝永樂年間皇帝致噶瑪巴派宗教領(lǐng)袖的詔書中即已出現(xiàn)。〔18〕總之，若以藏地而論，斷言在清末之前，清朝皇帝并非以中國（yul?dbus）君主的形象對其進(jìn)行統(tǒng)治的說法，同樣是難以成立的。

（本文摘自鐘焓《北族王朝沒有中國意識嗎——以非漢文史料為中心的考察》）　　

　　參考文獻(xiàn)：

　　〔1〕M. Weier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Burinsk vom Jahre 1727: Zur mandschurischen und den mongolischen Textfassungen des Sbornik,” in M. Weiers et al., eds.,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SS186-204. 需要說明的是，談判簽署 《恰克圖條約》，實際上正是為了劃分清朝屬轄下的喀爾喀蒙古和當(dāng)時已大半落入俄國控制下的布里雅特蒙古之間的地理界限，故為該條約另外準(zhǔn)備蒙文本顯得頗有必要。

　　〔2〕M. Weiers, “Der Russisch Chinesische Vertrag von Burinsk vom Jahre 1727: Zurmandschurischen und den mongolischen Textfassungen des Sbornik,” SS199-203；相關(guān)的俄文原本內(nèi)容參見《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漢譯本），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3年，第3－4頁；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xiàn)匯編（1619—1792年）》，中國人民大學(xué)俄語教研室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年，第371－372頁。按俄文原本中「中國」對應(yīng)的原文是 Срединого империя（中部之國）等，參見《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本），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3 年，第 4－5 頁。

　　〔3〕該條約的滿文原本內(nèi)容，除了參看前引魏彌賢文外，還可參見野見山溫：《キャフタ條約——特に滿文條約文を中心とする明文批判的研究——》，《露清外交の研究》，東京：酒井書店，1977年，第 68－69 頁。

　　〔4〕野見山溫:《キャフタ條約——特に滿文條約文を中心とする明文批判的研究——》，《露清外交の研究》，第 74－75 頁。

　　〔5〕達(dá)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與 〈理藩院則例〉的關(guān)系》，《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6〕野見山溫：《キャフタ條約と「理藩院則例」卷 63 「俄羅斯事例」との關(guān)系につぃて》，《露清外交の研究》，第 156－170 頁。

　　〔7〕達(dá)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與〈理藩院則例〉的關(guān)系》，《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Dharmatāla, Rosary of White Lotuses: Being the Clear Account of How the Precious Teaching of Bud-dha Appearedand Spread in the Great Hor Country, trans. and anno. P. Klafkowsk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7, p.37.

　　〔9〕柴冰：《乾隆皇帝〈御制楞嚴(yán)經(jīng)序〉蒙、漢文本對勘及探析》，沈衛(wèi)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7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445－447頁。

　　〔10〕孫鵬浩、石巖剛、哈斯朝魯：《御制四體合璧〈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碑——章嘉國師、文本及多語體翻譯》，沈衛(wèi)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6年，第532－533頁。相似的情況，還有乾隆晚期在北京黃寺內(nèi)所立的三體詩體御制碑記中，震旦的滿蒙對應(yīng)名稱則作dulimbai gurun／maqacina。參見 W.Bauer, “Zwei Mehrsprachige Gedichtinschriften Kaiser Ch’ing-Lung aus dem ‘Gelben Tempel’ zu Peking,” in H. Franke, ed.,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für Erich Haenischzum 80 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1, S27。

　　〔11〕烏蘭：《蒙古文歷史文獻(xiàn)中涉及「國」及其相關(guān)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2〕W.Heissig, 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ts schreibung der Mongolen, Teil Ⅰ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59, S133. 美國學(xué)者艾鶩德?lián)苏J(rèn)為羅密此書是蒙古文文獻(xiàn)中使 用「dumdadu ulus」一名之始。參見 Ch. Atwood, Young Mongols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vol.1, Leiden: Brill, 2002, p. 41.

　　〔13〕烏蘭：《蒙古文歷史文獻(xiàn)中涉及「國」及其相關(guān)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

　　〔14〕中見立夫：《乾隆皇帝的「世界」、「地域」和「疆域」認(rèn)識》，《「民族史視角下的國家、人群與地域社會」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地理研究所主辦，2013年，第 309－313 頁。

　　〔15〕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國の邊境へ》，東京：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2014 年，第165、172頁。唯小沼氏認(rèn)為滿文檔案中的這類「中國」僅僅表示作為世界中心的中華，并無歷史上具有國名用法的「中國」之義。然而揆諸前引滿蒙文史料中的類似用例，可知此種認(rèn)識并不符合史實。

　　〔16〕C. Gumbrecht, “Chinese Passports for the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112－113.

　　〔17〕沈衛(wèi)榮：《藏譯 〈首楞嚴(yán)經(jīng)〉對勘導(dǎo)論》，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1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5－86頁。

　　〔18〕海瑟·噶爾美：《早期漢藏藝術(shù)》，熊文彬譯，北京：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142、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