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唯一的阿根廷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烏克蘭人，1928年的移民。父親是參加過1905年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這一點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1957年回莫斯科見兩位姑姑和表妹的事情了，他們還住在父親逃走前安身的小木屋；當時由于沙皇警察的四處搜捕，他不得不在俄國各地輾轉躲藏，也不知道都去過哪些地方，最后才決定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抵達時已是1912年，逃脫了兵役。?

　　他先是用假護照去了熱那亞，得知兩個船訊：一艘發(fā)往紐約，一艘終點布宜諾斯艾利斯。駛向南美的船先出發(fā)，他頭也不回地走上甲板，在阿根廷的首都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滿懷希望地回國，因為那是一個各種意識形態(tài)爭鳴的時期……很快，自由空間開始步步緊縮。?

　　令他尤其失望的是托洛茨基被開除出共產黨并流放阿拉木圖，靠近中國邊境了。盡管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父親仍然很敬重他……因此所有家人都持假護照移民，開啟了全家使用假護照的傳統(tǒng)。那時候我姐姐只有3歲。?

　　父親是鐵路工人、木工，1928年帶著我母親和兩個孩子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里，他繼續(xù)干木工活，后來又做起小生意。媽媽以前在敖德薩學過醫(yī)，她父親是一位拉比，深居簡出在一個猶太人小村莊，擔任著維持鄰里和睦的法官職務。他是用茶水和面包養(yǎng)足的圣人，許多年后我讀20年代的美國詩歌曾見到猶太詩人口中茶和面包的影子。?

　　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很遠的比亞克雷斯波區(qū)長大。我生在那里，為了陪伴孤單的母親急急如一道光芒降臨，就像在分娩的艱難時刻讓被愛的女子擁有了愛人的呵護。我的童年充滿了各種未曾親歷的記憶，全都來自母親神奇而可怕的講述：一天，哥薩克人屠殺過后放火燒村，姥姥沖進火海搶救孩子，最終仍不幸失去一個。每當危險降臨，外公總是取出一個裝著18世紀羊皮卷的小箱子，開始誦念《創(chuàng)世紀》：這位拉比生那位拉比，繼而又生另一位，他是名單上的最后一個。在威脅面前，朗讀羊皮卷賦予他某種程度上的延續(xù)和幸存幻想。?

　　和眾多俄國革命工人一樣，我父親知識非常廣博：經濟、歷史、政治，就像現(xiàn)在稱的“文化人”。我母親熱愛音樂，要求我們學習鋼琴。?

　　他們從不把我們限制在“隔離區(qū)”，無論行動上或思想上。那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我選擇了割禮，向歐洲正在發(fā)生的猶太人大屠殺致哀，但我并沒有被強制灌輸任何宗教教育，我記得很清楚，13歲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作為禮物。父母手頭并不寬裕，他們省下每一個小錢，年年帶我們去科隆劇院看一次戲。在那里，我聽到第一流的歌唱家、見識到豪華的演出陣容。但與此同時，我們的街區(qū)生活卻很緊張，處處能嗅到貧困和挑釁。?

　　我愛上過鄰居家一個小女孩。我喜歡她黑黑的膝蓋，不自覺地從心里流淌出愛的詩句，帶著初戀的韻腳。?

　　她叫安娜，11歲。一開始我只是送給她阿爾馬富爾特的詩，就好像親手寫的一樣，但見她笑得那么開心，我便開始努力嘗試拿出自己的東西。?

　　從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內戰(zhàn)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畫滿涂鴉，我們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銀色包裝紙，以為這樣可以融鉛為共和軍造子彈。二戰(zhàn)造成家里生計的困窘，還帶來之后的一切：43年政變、貝隆主義出臺、55年政變。毫無疑問，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會環(huán)境鍛煉了我們務實的態(tài)度。?

　　我不記得寫出的第一首詩是什么樣了，但發(fā)表的第一首還記憶猶新。那時我們住在坎寧和貝拉，其實從很早、8歲甚至之前，我就讀了很多詩。詩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種聲響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領會的詞語那無盡的神秘中。波利斯很喜歡看書，還有一些是俄文的，我在他的圖書館進出自如。?

　　11歲的我每當《紅與黑》雜志到手就讀得廢寢忘食，因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歷險故事。每期有一個專欄討論集郵，另外一個隨機設置，我寄出過五六十張郵票企圖討好編輯，但詩總是被退回。后來有一次終于發(fā)表了，當然也是一首未竟之愛的小詩，大概說的是：愛情，永恒執(zhí)著的幻夢，憤怒的命運將它改變。?

　　有段時間我總是做奇怪的夢，反復長達兩年之久：我是一個侍童，在宮廷中即興賦詩。當然那些詩句在醒來時已經無影無蹤，我在床頭柜準備的鉛筆和紙從來沒派上過用場。?

　　12歲時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接著就發(fā)了兩天的燒。家里有一個院子，盡頭一道薄板樓梯通向哥哥的房間。每逢周日我會走到那邊拿起書一口氣從頭啃到尾。那時讀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爾西拉索、克維多、貢果拉、洛佩·德維加……但我聽到的第一首詩卻是普希金的俄語作品：哥哥把他還記得的一些片段念給我，在那一瞬間，我突然發(fā)現(xiàn)了“天賜的詩意”。?

　　記得滿12歲時父親送給我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之后我開始向阿爾馬富爾特“偷詩”。?

　　父親是一位如饑似渴的讀者，而母親繼承拉比傳統(tǒng)，對生活有獨特的理解：貧困確然存在，這是事實，但人類精神并不因此停滯。我在一種共存的氛圍中長大，學校里跟其他階層的人打交道，但街區(qū)里從不自命清高：彈子房、女孩、手風琴、足球、米隆加舞，樣樣都能來。

　　我15歲就開始跳米隆加，那時候舞蹈讓我著迷。博爾赫斯說探戈是一種走路的方式，我并不是要糾正他，但我覺得它也是一種交談的方式：面對一個陌生的女孩，它是開始一場親切對話的最好辦法，之后便可以轉移到其它方面、關于對方的各種問題。我相信米隆加是一場可以舞動的對話。?

　　終于有一天，我開始自許為詩人，放棄了化學專業(yè)，然后我陷入愛情，放棄了一切。我做搬運工人送家具、賣汽車零件、最后通過發(fā)票發(fā)現(xiàn)了一條從鉛筆到墨水再到打字機的道路。也許到電腦這一步我是邁不出了。?

　　后來我進入《青年》雜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說家達馬多，克龍達，詩人大衛(wèi)·阿爾瓦雷斯·摩爾加德都被推介過。?

　　一個人可能寫作多年但從未想過發(fā)表，寫只是滿足一種抒發(fā)的需求，像我發(fā)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勵，其中有赫克托爾·內格羅，胡里奧·C·西爾維安，迪·達蘭多那樣的詩人，但也有不寫詩的。我們編了一本《硬面包》來自我發(fā)行，運作方法是先征集訂閱，再用這錢來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書能出、順序和其它。令人欣慰的是團隊中沒有出現(xiàn)爭執(zhí)，投票決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發(fā)，之后是赫克托爾·內格羅的。我們也開始組織公開的詩歌朗誦，那是55年政變之后，在“面具”劇院；我也因而有緣結識了勞爾·岡薩雷斯·杜尼翁，經介紹邀請到的貴賓。我們還在街區(qū)俱樂部、圖書館和各種不同地方朗誦。?

　　我寫詩完全因為懶，因為詩的好處就是字少：全篇短、詩行也短。不過我還是嘗試過小說，甚至寫到了30頁，名字大概叫“詩人日記”，但都是鬧著玩的。我也寫過一本故事書，1967或68年的時候，但更多的是表達我為尋找詩意和語言做出的種種努力。我都不確定它們是否能稱作“故事”，也許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經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