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年初，好妹妹就預告了《好妹妹的私房歌·貳》的計劃，確定邀請華語樂壇黃金時代的10位女歌手，和她們一同演唱當年最有代表性的10首歌曲。當時我就在微博上表示，我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點，“不僅在于他們的責任或曰使命感，愿意在快速的時代里，帶領年輕聽眾回首來時路；我還好奇他們在面對黃金時代的歌手與作品時，會如何通過技術上的手段，讓他們的音樂兼具敬意與傳承”。

簡單地說：好妹妹的這一次翻唱，到底有何清麗脫俗之處？

隨著和齊豫一同演繹的《船歌》的釋出，我的疑問被解開了許多。

在好妹妹一次的訪談中，他們提到了小娟與山谷里的居民。十多年前，以“發(fā)燒唱片”的名義，小娟把《夢田》、《花祭》、《愛的箴言》等歌曲通過她理想化的方式進行演繹，實現了這些經典之作的暗度陳倉，也影響了像好妹妹這樣的年輕世代。

至于為什么會把《船歌》作為第一主打，我覺得有以下三點考量。

一，體現尊重。

無論后面的9位女歌手是誰，齊豫的地位都無可撼動。從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作為女神級歌手，齊豫本身就是一個流行音樂的Icon，她和李泰祥、三毛等所樹立的流行文化與典雅藝術相互融合的標準，迄今后人依然難望其項背（乃至寫下這段話時，我也不禁換了一種肅然起敬的腔調）。好妹妹以齊豫作為致敬和傳承的起點，是合適的。

且改編的《船歌》，其原曲中男聲的部分就占了相當的比重，好妹妹在其基礎上進行發(fā)展，你初聽好妹妹的版本時，前面的部分其實和齊豫自己的“老歌新唱”并沒有太大區(qū)別。由齊豫的獨唱引領，再到男聲模擬船夫號子的“Boom Boom Boom”，在第二段主歌時，好妹妹的聲音才作為主音出現。這樣的處理，對于老聽眾來說顯得充滿誠意且有禮貌，會更容易接受后面的改編。這體現的，首先是對前輩的尊重。

二，重塑中國風。

《船歌》作者為羅大佑，是他少有的、現在被稱作“中國風”的作品。羅大佑參考了江南水鄉(xiāng)的男女應答式船歌號子的寫法，去展現游子的漂泊感，并使用了很久記憶點的民樂打擊樂，乃至我后來一直認為，“船歌”就是像《船歌》里唱的那樣。雖然歌曲里也有運用木吉他這樣的西洋樂器，但這首歌的東方小調色彩是絕對地道的，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中國風”。

 在好妹妹過往的作品里，尤其是首張專輯《春生》里的《相思賦予誰》、《冬》，包括后來他們在《說時依舊》里重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都帶有這種“中國風”的意味，雖然他們并沒有用明顯的民樂作為表達，但字里行間、尤其是旋律里的低回，是這個味兒。

這次重唱《船歌》，我能感覺到好妹妹對“中國風”情意結的堅持，歌曲前奏里的笛子一出來，清幽的情緒就被渲染開來了，然后是迪吉里杜管——說起來，最開始聽時我并沒有把它識別出來，后來看制作名單時，才知道原來那個類似口弦撥動的音色，也是迪吉里杜管發(fā)出來的。

來自澳洲土著部落的傳統樂器，它雖然不能靈巧地吹出音階，但它的低鳴和氣聲非常適合鋪排情緒，且用在《船歌》里，其異域色彩可烘托游子思鄉(xiāng)之情，甚至它的視覺效果（以長達一米或以上的樹枝制成）也和船篙很相似，對歌曲意境塑造很到位。以及在沿用了原曲的民樂打擊樂的同時，用更具有情緒化的弦樂給予歌曲能量，加上原本就很經典的東方調式旋律，這樣的編制也可視作中國風的典范。

三、“在路上”的傳承。

《船歌》對于我來說，并不是單純的一首“老年人暢銷金曲”。作為羅大佑為電影《衣錦還鄉(xiāng)》所打造的配樂，歌曲第一次出現，是黎明時分，張艾嘉在船頭洗衣，洪金寶整理衣衫，船即將靠岸，分別十數年的至親終于見面，表中國人典型的近鄉(xiāng)情怯之感。歌曲再一次出現，則是在末尾，張艾嘉出嫁的時刻，漂泊感成為了宿命的輪回，“水鄉(xiāng)溫柔，何處是我家”，成為了一個百感交集的命題。

對于好妹妹的來說，這種“在路上”的漂泊感，其實是他們重要的情感標簽之一。從那時專輯《南北》用火車票的拼貼作封面，到他們的巡演“自在如風”，好妹妹作品中所調動的當代年輕人的共鳴，有很大程度來源于好妹妹提供了一種“在路上”的生活選項。雖然你看他們好像老是上綜藝或干別的，但骨子里他們還是四海為家的鈴鼓先生。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有這種覺察，但他們和齊豫唱這首歌，真的很搭。

 以上三點，讓我覺得單就《船歌》這首看來，也排除請到了原唱助力的因素，我覺得他們現在做到的比十年前小娟那稍顯糖不甩的要強（沒有捧一踩一的意思，小娟本就是傳承者之一）。當然，完整的評價最好是等到全張專輯都水落石出了再來下判斷。所以潘越云、鄭怡、娃娃、小玲姐、蔡琴是不是已經都安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