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sex)

性的概念來自生物學，是生物繁衍的基礎，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三種因素構成。性的生物因素是人的性行為是性器官及人體其它系統(tǒng)協(xié)同活動的有序的生理過程。性的心理因素是人類性活動是個體的動機、態(tài)度、情緒、人格及行為的綜合體現(xiàn)。性的社會因素指的是：家庭、宗教、人際關系、文化、道德以及法律等都會塑造和調(diào)整人類的性活動。

對于文化人類學來說，性的體驗表達受到心理、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倫理、法律、歷史、宗教和精神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而且在人類學興起的時代禁止公開討論性，直接觀察也存在困難，因此人類學家通常對此類問題敬而遠之。文化人類學家僅僅對不同社會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方式進行對比，包括性反應的開始與終結的恰當年齡、吸引異性的方式方法、性活動在人生的重要意義等等，以上這些都是一個文化的模式和規(guī)范的體現(xiàn)。人類學家通過考察不同社會在性行為上的多樣性，證明人類性行為是后天學習的。同時，以什么標準選擇合適的性愛對象，也在文化間有所不同。

早期人類學家試圖從性的社會存在這一點切入婚姻制度和親屬關系的研究中。馬林諾夫斯基首次將性引入身體人類學，他的著作《兩性社會學》（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1927）和《神圣的性生活：來自土著部落的報告》（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 western Melanesia，1929）對特羅布里恩島的居民們的愛情、婚姻和性生活進行描述。瑪格麗特·米德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進行研究，也對三個原始部落的氣質與性生活做出探討。普里查德在努爾人研究中，發(fā)現(xiàn)以誰的名義贈送畜彩禮給母親，此人便具有父親的地位，甚至可以讓一個女人同一個女人結婚，即便不是授予女人精子的人。他們的研究強調(diào)社會文化因素對于性行為、性習俗的影響，即“性的文化影響模式”。此外，性研究不只有性交行為，還包括性欲的外顯，即那些可觀察的行為和反應。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后，人類學的性研究逐漸打破固有限制。隨著美國人類學的興起，有關性、性別、跨性別等話題的研究興起，旨在糾正人們恐同、恐艾的偏見，此類研究有同性戀的民族志研究、身體現(xiàn)象的醫(yī)學人類學研究和性別身體研究等。隨著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性主義興起，人類學家也開始同社會學家一起關注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建構性，由此發(fā)展出來的酷兒理論也對同性戀、跨性別研究產(chǎn)生深遠影響。在這一時期有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性趣探秘:人類性的進化》和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Edward O.Wilson）的《社會生物學》，在后者中威爾遜試圖把“基因傳遞”作為“物種的根本生存目標”，以此解釋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社會性別問題和性行為模式。對性的研究日趨多元化，還有性腳本（sex script）理論、?？拢∕ichel Foucault）的性與權力理論、吉登斯的“可塑之性”（plastic sexuality）理論等等。

在中國，人類學的性研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開始。首先是對特殊性愛方式的研究，如摩梭人性生活和“走婚”習俗、納西族的原始伙婚制、藏族的一妻多夫制等等。第二，對生殖崇拜的研究，即以男女生殖器官為崇拜對象的一種宗教形式，涉及漢族、壯族、滿族、藏族、彝族、納西族、門巴族、珞巴族、羌族、苗族、瑤族、侗族等民族。第三，對月經(jīng)禁忌問題的研究。月經(jīng)禁忌來源于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潔凈與危險》中描述的一種有意識地回避月經(jīng)期的女人等,并視為一種“性污染信仰”（有一些禁忌，如不與其性交，不允許其進入森林或是靠近爐火等）的行為。我國也有一些民族，如基諾族、佤族、傣族、傈僳族、納西族、滿族、白族、侗族、苗族等，會將經(jīng)血視為不潔，認為行經(jīng)婦女會對周圍產(chǎn)生危險的影響，因此對經(jīng)期婦女的行為加以限制。第四，對賣淫問題的研究。這類研究關注賣淫婦女、少數(shù)民族婦女進入色情行業(yè)等問題。第五，對性文化實物的研究。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最早對中國古代春宮畫進行研究，寫出《秘戲圖考》等。劉達臨收集民間性文化實物資料，進行系統(tǒng)研究，并在上海創(chuàng)立了“中華性文化博物館”。此外，少數(shù)民族的性實物研究也非常豐富，它們被文博工作者收集并在博物館中展出。

由于受到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束縛，中國性人類學發(fā)展受限，難突破恩格斯 “兩種生產(chǎn)” 論（人口生產(chǎn)和物質生產(chǎn)）的限制。中國的性人類學遠不如性社會學等形成一定規(guī)模，有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專門的研究隊伍，專業(yè)的理論著作，尚在發(fā)展階段。一些情況下，人類學家還與社會學家一起研究，因而讓人類學研究打上社會學的烙印。不過，中國性人類學研究也在不斷推進，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