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書的風格和流派
志書的風格和流派
王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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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書是主體化了的地情信息，修志主體——編者的個性必然會在其所編的志書中表現(xiàn)出來，從而使志書具有各自不同的精神特點。我們把這個精神特點稱之為志書的風格。風格相同或相近的志書會成為一種流派。志書風格和流派的不同，反映的是志書編修主體的差異。因此，研究志書的風格和流派，必須把它和志書編者聯(lián)系起來。鑒于志書的風格和流派這一重要的方志現(xiàn)象目前在志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成為方志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本文結合修志實踐談一下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志界的師友。
一、志書的風格、流派和編者的關系
志書的風格，是編者所編志書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統(tǒng)一中顯現(xiàn)出來的獨特個性。也就是說，在志書中表現(xiàn)出來的結構、記述技巧、語言和地方特點等各個方面的思想和學術特色的總和構成了志書的風格。因此，志書的風格是編者精神個性的準確標志。更進一步地說，一個編者在所修志書中形成的風格，是修志主體在修志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中個性的外向投射。每位志書編者由于經(jīng)歷、學識等方面的不同，在修志活動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個性，這些不同的個性必然會通過他們各自的志書風格反映出來。因此，從修志主體的角度認識和研究志書的風格問題，就更科學更合理。
志書的流派是在志書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相當復雜的方志現(xiàn)象。它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一些志書編者由于思維方式、修志思想、編寫風格的相近或相似自覺不自覺形成的方志學流派，它是修志主體群體化的表現(xiàn)。所以，討論志書的流派，也不能離開修志主體。
二、志書的風格
志書的風格在表現(xiàn)形式上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志書風格主要通過選材取向的不同來表現(xiàn)，有的志書風格主要通過對入志事物的不同處理方式來表現(xiàn)，有的志書風格主要通過獨特的志書語言來表現(xiàn)，有的志書風格主要通過不同的體例來表現(xiàn)，有的志書風格主要通過不同的結構來表現(xiàn)，等等，從而使志書風格出現(xiàn)異彩紛呈的局面。
在明確志書風格各有特點的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志書的風格具有一致性。志書風格的一致性，主要表現(xiàn)在時代的一致性、地域的一致性和階級的一致性等方面。從時代方面講，同一時代的志書編者所編出來的志書雖然各有不同，但從總的方面來說又顯示出共同的時代風格。志書風格時代的一致性，主要體現(xiàn)在同一時代的志書所反映出來的時代特征的一致上。從地域方面講，在同一地域內(nèi)的志書編者編出來的志書也不相同，但又顯示出共同的地域風格。就新編地方志來說，南方的志書帶有南方的風格，北方的志書有著北方的風格。在小范圍上講，山東的志書風格和江蘇的志書風格也不盡相同。志書是一種文化產(chǎn)品，應當從文化的區(qū)域性的角度去認識志書風格的區(qū)域一致性。從階級方面講，同一階級的志書編者編出來的志書雖然各不相同，但會顯示出共同的階級風格。這從舊志書編者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對有利于專制統(tǒng)治的事物大書特書，對不利于專制統(tǒng)治的人和事點到為止甚至一字不書中，可以看出專制統(tǒng)治階級意識在舊志書格調上的反映。同樣，新編地方志的編者站在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處理入志事物，也在風格上表現(xiàn)出無產(chǎn)階級的意志。因為志書作為階級社會的產(chǎn)物，必然帶有編者所在階級的政治、道德、美學等觀點，從志書階級傾向的角度去分析它風格的階級一致性會更合乎情理。
志書的風格是一種重要的方志現(xiàn)象。探討志書風格，對于志書編纂、方志利用和新方志理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從方志學理論建設的角度來說，對風格的研究能使我們對志書的研究更深入，從而使理論研究更好地服務于修志實踐。從志書編纂的角度講，探討志書的風格可以幫助編者認識自己和他人的長處及短處，以揚長避短，把志書的質量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同時，通過對志書風格的研究還能促進社會主義方志園地百花齊放，避免方志編纂中公式化、模式化傾向的蔓延。并能把優(yōu)良的志書風格發(fā)揚光大，推動新方志事業(yè)向前發(fā)展。
三、志書的流派
志書流派雖然是由一些編者相互接近的志書風格構成，但其本質是特定歷史時期一定階級利益和政府意志的反映。因此，志書流派的形成必然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不同的志書流派之間因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有爭論，有時這種爭論還是十分激烈的。但這種爭論主要是學術性的，特別是新方志流派之間的爭論完全是學術性的。這種爭論有著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作用，既可以開拓視野、取長補短，又能發(fā)揮優(yōu)勢、卓然自立，共同推動方志事業(yè)的發(fā)展。所以，把新方志不同流派之間的爭論看成是人與人之間的斗爭，甚至當作階級斗爭在方志領域里的反映，欲置對方死地而后快，是十分荒唐的。
影響志書流派的主客觀條件是相當復雜的，每種流派的形成都會經(jīng)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它們的形態(tài)各不相同，又具有各自的內(nèi)在規(guī)定性。因此，用一種生硬的方法簡單地劃分志書流派是不妥的。但這并不排斥我們?yōu)榱朔街緦W研究的便利從總體特點上劃分基本的志書流派的可能性。從志書編修的歷史看，志書流派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五種不同的類型。
一是由志書文字的風格相同或相似形成的志書流派。這種流派中的志書編者并無自覺組成流派的意識，也沒有提出共同的方志學理論，只是由于在志書語言的運用上相同或相似，而被人們在方志利用和志書評論中歸納為特定志書流派。這是一個不自覺結合體，在這種流派中的編者，有的是同一時代的人，有的卻是不同時代的人。這是用志書的外在風格為基本標準劃分的流派。
二是雖然沒有共同的綱領和固定的組織，但在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某一個或幾個方志學家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修志主張和原則，有一批方志編者在修志實踐中應用了這樣的主張和原則，并形成了風氣、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清代志壇上，最明顯、影響最大的兩大流派是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史志學派和以戴震為代表的地理考據(jù)學派。來新夏先生在《中國方志學理論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中國地方志》1995年第2期）一文中把臺灣地區(qū)的方志學流派歸納為“新地學派、社會學派、方志三學論”三大流派。社會主義新一代地方志這一類型的流派（其他類型亦然）因時間不長，有待隨著修志實踐的深入和方志理論研究的深化逐步去概括和歸納。我認為，嚴格按全國縣志篇目編出來的一批志書，可以看作志書流派的這種類型。這種類型劃分的基本準則是修志理論。
三是由一批修志主張相同的編者自覺地聯(lián)合起來，組成一定的學術團體，創(chuàng)辦自己的出版物，宣傳一定的方志學主張，并按照共同的修志原則進行志書編纂而形成的志書流派。如當代方志界的各種方志學會和協(xié)會內(nèi)的志書編者，在志書編纂中表現(xiàn)出了一些共同的傾向，成為這一類型志書流派的雛形。這是用修志學術團體為基本標準劃分的志書流派。
四是由對入志資料處理方式相同或相近形成的志書流派。在這一類型的流派中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認為志書貴簡，應將記述的重點放在所志區(qū)域內(nèi)的宏觀事物上，對那些微觀的、具體的資料應盡量少用或不用，以使方志在消腫的同時能夠反映地情的大勢大略。這是簡派。另一種主張認為志書貴繁，強調沒有微觀的資料，難以客觀地反映事物發(fā)展的宏觀情況。持這種主張的人從志書應用的角度談了人們查志書主要查對某一具體事物是怎樣記述的，越是具體的資料，對方志用戶越有用處。微觀的事物記好了，宏觀的情況也就有了，因為宏觀是由微觀組成的。因此，不能單方面強調志書的簡而而將極有價值的入志資料舍棄。這是繁派。第三種主張認為志書對入志資料的處理，應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繁簡適度。對入志事物的記述，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些事物用宏觀資料效果好就用宏觀資料，使用微觀資料更能強化對入志事物的記述時就用微觀資料，二者結合起來使用才能提高對事物記述的力度和深度時就宏、微觀資料并用。具體怎樣使用入志資料，應主要看是否能對入志事物作客觀地記述，不能以資料的宏觀和微觀定取舍。一部志書質量的高低，不能用是繁還是簡去定奪。這一類型的志書流派中的三種主張自古迄今都從理論和實踐上作了許多很有意義的探索，有關繁、簡之爭至今仍未終結。這是用志書對入志資料的不同處理方式為基本標準劃分的三大志書流派。
五是因志書記述主體相同或相似而形成的流派。傳統(tǒng)方志重人文，以至有“自古方志半人物”之說。舊方志的人文部類一般都占全志的二分之一以上，成為志書編纂的一條準則，形成了人本派。社會主義新一屆地方志的編修把經(jīng)濟活動作為記述的重點，改變了舊方志重人文輕經(jīng)濟的偏頗。新方志偏重于對事物的記述，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方志現(xiàn)象，形成了事本派。但是，新方志在強調將入志事物的記述作為重心的同時，出現(xiàn)了弱化人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的傾向。以至出現(xiàn)了記事不見人（在專志對入志事物的記述中，很少甚至沒有記人的活動）和記人不記事（在人物傳中，將傳主所做的事情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的問題，成為新方志的一種通病。在新方志的編研過程中，志界一些朋友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方志理論研究中提出了要強化對人物的活動的記述，以體現(xiàn)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物史觀，主張既要見事又要見人。我在拙文《論新編地方志的主線》（《海南史志》1992年第2期）中，把勞動人民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視為新編地方志的主線。在新志編纂實踐中，有些地方的志書編者也作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傅能華在《方志記人的創(chuàng)新之作》（載《浙江方志》199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新編《東陽市志》突破一般框架，先是政區(qū)、自然環(huán)境、災異、居民、方言、民俗、人物、土地、水利、交通、郵電、能源、城鄉(xiāng)建設，然后才是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類目。政區(qū)、自然環(huán)境、災異三卷屬于環(huán)境部類；居民、方言、民俗、人物四卷屬于記人部類；土地、水利、交通、郵電、能源、城鄉(xiāng)建設六卷屬于基礎設施，排在經(jīng)濟部類之前。全志以人為主體，以人的活動為脈絡，先記人賴以生存的空間范圍和自然環(huán)境，然后記人本身的狀況，再記人的活動（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東陽市志》堪稱以人為主體的代表之作。一批新方志重視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主導地位，可視為志書的新人本派。這是用記述主體為基本標準劃分的志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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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史志，1995，（6）：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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