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kulurkreis，“culture circle” or “cultural field”）

文化圈指由一個主要文化向外擴散所形成的具有層次關系的文化現(xiàn)象，是人類學傳播學派的概念。文化圈是時空概念，表達為文化樹，其枝杈是這種文化樹的一部分，但它不能代表全部，因此傳播方式也呈現(xiàn)為階梯式或波紋式。文化圈的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比較模糊，大到東方文化圈、西方文化圈，小到某一族群、民族、國家的具體的文化形態(tài)，如農耕文化圈、畜牧文化圈等等。

文化圈的概念由德國人類學家萊奧?弗羅貝紐斯(Leo Frobenius)提出，他認為整個文化圈都可以遷移和傳播。弗里茨?格雷布納(Fritz Gmebner)發(fā)展了弗羅貝紐斯的理論。在對埃塞俄比亞文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格雷布納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一一解釋，然后串聯(lián)起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他看到某一空間分散存在的類似現(xiàn)象，探索它們的歷史變遷關系。為此，他把各個文化圈內的每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一一標在地圖上，發(fā)現(xiàn)有的文化圈彼此有部分重疊，形成了“文化層”。由此可以推算各個文化層出現(xiàn)的時間順序和文化現(xiàn)象遷移的路線。他認為，世界文化的歷史，其實就是若干文化圈及其組合在世界范圍內遷移的歷史。相比拉策爾和弗羅貝紐斯，他著重指出了時間維度。此外，為防止主觀片面性，格雷布納還提出了兩條標準作為鑒別“文化親緣關系”的技術性手段：形式標準和數量標準。一是形式標準，如果某一區(qū)域中，相似的文化要素在不同地方都可見，那就可以推測這些要素存在聯(lián)系，他們具有共同起源。二是數量標準，在某一區(qū)域的不同文化中，其元素的形式與數量相符，即相似的文化特質的數量，就可以證明彼此間有歷史聯(lián)系的存在。將兩地的同樣事物進行比較，如果雙方在品質上相似性越大則獨立發(fā)明或起源的可能性就越小，兩者因歷史接觸而傳播或共同發(fā)明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格雷布納之后，奧地利民族學家、語言學家施密特(Wilhelm Schimidt)進一步發(fā)展了文化圈的概念。施密特認為，文化發(fā)展有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對應著一些文化圈。

（1）原始或狩獵與采集階段。對應的文化圈有：中央或外婚制文化圈；南極文化圈；北極文化圈。

（2）初級階段或園藝種植和畜牧階段。對應的文化圈：家長制的游牧部落文化圈；外婚制父權、圖騰、較高層次狩獵文化圈；外婚制母權、園藝部落文化圈。

（3）第二階段或較發(fā)達的農業(yè)階段。對應的文化圈：自由父權社會文化圈、自由母權社會文化圈

（4）第三階段，亞洲、歐洲和美洲的最早的高級文明出現(xiàn)。

由于施密特的文化傳播論帶有相當明顯的進化論色彩，也被人稱為“文化圈進化論”。格雷布納的理論更關注地理空間上的意義，而施密特的理論重在確定文化的發(fā)展水平及其歷史年代，試圖從文化圈中推出一套時間上的完整的文化進化圖式，從狩獵、采集到園藝種植、畜牧，再到農業(yè)文明。馬文?哈里斯認為：，“施密特與摩爾根進化模式之間的唯一區(qū)別，就是前者認為重要事件在歷史上只發(fā)生過一次，而后者則認為曾多次發(fā)生”。此外，格雷布納的文化圈更關注物質文化，而對人類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社會文化如宗教、精神文化如藝術有所忽視而施密特的文化圈包括后者在內的所以文化范疇。格雷布納和弗羅貝紐斯的文化圈只是一些文化單位細目的總和，而施密特將其上升到功能上相互關聯(lián)的各種文化特質構成的有機體。

對于文化圈理論的應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飲食文化圈。飲食文化圈不同于我們常說的“菜系”，而是由于地域、民族、習俗、信仰等原因，歷史地形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飲食文化區(qū)域。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經過漫長歷史過程中，中國境內大致形成了東北飲食文化區(qū)、京津飲食文化區(qū)、黃河中游飲食文化區(qū)、黃河下游飲食文化區(qū)、長江中游飲食文化區(qū)、長江下游飲食文化區(qū)、中北飲食文化區(qū)、西北飲食文化區(qū)、西南飲食文化區(qū)、東南飲食文化區(qū)、青藏高原飲食文化區(qū)、素食文化區(qū)這12個飲食文化區(qū)。它們各有特點，并相互影響、滲透、制約、促進，始終處于不斷整合的運動狀態(tài)，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飲食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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