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雅城壹號墓年代再探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12年06期

內(nèi)容提要：

西安雅城壹號東漢墓出土的解注瓶上殘存有“年二月辛巳”等文字，但發(fā)掘者所定的該墓年代范圍比較粗泛。本文主要用關中地區(qū)的東漢紀年墓材料，與雅城M1進行對比，將其年代范圍縮小在順帝至桓帝時期。再對東漢時期解注瓶上時間的書寫格式進行全面考察，證明“辛巳”是指當月朔日干支。以此為依據(jù)，筆者考定解注瓶的紀年為東漢建和元年（147年），同時雅城M1也是一座可知明確紀年的墓葬。

西安雅荷城市花園壹號墓收錄于《西安東漢墓》中[1]，發(fā)掘者簡寫為“雅城M1”。該墓出土的解注瓶上朱書有解注文，但由于瓶身殘損，僅存有“年二月辛巳”等部分文字。此紀年的年號和年數(shù)均無，只知月份及一干支，那是否可考知其具體紀年呢？筆者認為通過類型學和年歷學的方法是可以知道其具體年份的。茲考論于下。

一 墓葬基本情況

雅荷城市花園考古工地位于西安市未央?yún)^(qū)，西距漢長安城、南距明西安城均約3公里。1999年12月至2000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對該墓地進行了發(fā)掘，在已清理的202座漢墓中僅有4座屬東漢時期。發(fā)掘者在報告中公布了其中保存較好的兩座東漢墓，雅城M1即是其中之一。

雅城M1地處墓地南部東側(cè)，位于西安市北郊的龍首原北部。龍首原是西漢時期長安城郊墓葬的主要分布區(qū)。至東漢，龍首原的墓葬數(shù)量減少，分布不均；而在今西安市南郊，墓葬則不斷增多。長安城郊葬地的重心雖然已經(jīng)發(fā)生轉(zhuǎn)移，但該墓仍舊將龍首原作為其葬地。

雅城M1地表仍存有數(shù)米之高的封土，夯層清晰可辨，封土下還壓有6座西漢墓葬（圖一）。該墓坐西朝東，墓道呈長方形斜坡狀，墓道后部開有一長方形天井，條磚封門。封門墻后為弧頂長方形甬道，再為前后兩個墓室，前堂平面呈抹角正方形，穹窿頂，后室呈長方形，弧頂。除甬道底部外，墓室均用條磚構(gòu)筑。葬具為木棺，1具置于前室緊靠南壁，3具并排置于后室。棺存朽痕，人骨已毀，葬式不明。

天井、甬道、前室、后室各有一盜洞，所幸仍出有較多陶器、銅器和少量玉器、骨器。其中，陶器有罐4件，方案2件，鼎、甕、甑、圓案、耳杯、圓弧腹瓶、斜直腹瓶（即解注瓶）和云紋瓦當各1件，均在前室左部；銅錢有五銖63枚，主要出土于前室左部和后室前端，另外后室左棺外側(cè)有貨泉1枚。

由于墓葬已遭嚴重盜擾，隨葬品除個別置于棺內(nèi)者外，其他均散置于墓室，無法將其分組，與墓主一一對應。四個墓主下葬的時間雖然有別，但從所存器物的質(zhì)色、形態(tài)和組合來看，年代差異不大，使用時間應在數(shù)十年之內(nèi)。發(fā)掘者將此墓歸入第三期，即漢明帝至漢桓帝（58－167）的東漢中期，并認為此墓相對于該期其他墓葬要略晚一些[2]。

二 墓葬年代范圍

發(fā)掘者認為該墓年代在明帝至桓帝時期，筆者贊同此說。原因有二：第一，關中地區(qū)王莽至光武時期的墓葬形制基本上都是豎井墓道或斜坡墓道的長方形單室墓，不見有正方形前室、長方形后室的結(jié)構(gòu)，這在《長安漢墓》[3]和《西安東漢墓》[4]的四五十座墓葬中已有證明。第二，雅城M1出土的解注瓶為折肩斜直腹（圖二），此種形態(tài)未見于漢桓帝以后，靈帝、獻帝時的解注瓶已演變?yōu)榱锛缧被「?，寶雞光和四年（181年）墓[5]、臨潼初平元年（190年）墓[6]所出解注瓶均為后者。故此墓年代上限不早于漢明帝時，下限不晚于漢桓帝時。

發(fā)掘者又言該墓是這一時段中年代較晚的，但并未明指在何時，也未提出具體依據(jù)。墓門向東，墓道為長方形斜坡，前室作廳堂、側(cè)后建棺室的結(jié)構(gòu)從明帝至桓帝時期都存在；罐、甑、方案、耳杯、圓弧腹瓶、斜直腹瓶也是這一時期的常見陶器。但筆者認為，有五種隨葬品仍具有顯著的時代特點，雅城M1的年代可以進一步確定為順帝至桓帝時期（126－167）。

第一，陶甕，雅城M1出土1件[7]（圖三）。陶甕在關中地區(qū)紀年墓中首見于戶縣陽嘉二年（133年）墓[8]，之后又在長安建和元年（147年）墓[9]出土3件。在非紀年墓中也出土不少，《西安東漢墓》另有12座墓也出土有陶甕[10]，其中6座年代在桓、靈及其以后，4座在東漢中期偏晚（約順帝時）。有紀年和無紀年的材料都顯示，陶甕在關中地區(qū)是于漢順帝時（126－144）才開始逐漸普遍使用。

第二，陶圓案，雅城M1出土1件（圖四）。圓案普遍使用于洛陽地區(qū)，在關中地區(qū)很少見，紀年墓中僅有臨潼初平元年（190年）墓出土1件。在非紀年墓中也有少量出土，《西安東漢墓》另有6座墓出土有陶圓案[11]，年代均在桓、靈及其以后?？梢娞請A案在關中地區(qū)的使用年代不早于順帝時期。

第三，云紋瓦當，雅城M1出土1件（圖五）。墓中隨葬瓦當常見于洛陽地區(qū)，在關中地區(qū)不多，紀年墓中只有長安建和元年（147年）墓出土2件。在非紀年墓中也出土很少，《西安東漢墓》另有2座墓也出土了瓦當[12]，年代都在桓、靈及其以后。所以瓦當在關中地區(qū)的使用也不會早于順帝時期。

第四，東漢后期五銖，雅城M1出土8枚（圖六）。這種五銖錢文粗淺，“朱”字頭圓折外敞，錢體減薄變輕，肉厚約0.7厘米，重約2.6克。東漢后期五銖與前期五銖相比有明顯區(qū)別，《洛陽燒溝漢墓》將其定為第IV型，“第四型的通行時間是桓、靈之時”[13]。蔣若是先生認為這種五銖錢始于東漢中期偏后，而大量出現(xiàn)在東漢晚期，這和東漢后期的經(jīng)濟衰敗乃至最后崩潰的情況是一致的[14]。東漢中期偏后大約就是順帝時期。

第五，王莽錢，雅城M1出土貨泉1枚（圖七）。咸陽永平三年（60年）墓[15]、咸陽永平十三年（70年）墓[16]、長安永元十六年（104年）墓[17]、戶縣陽嘉二年（133年）墓都只出有五銖錢數(shù)十枚。西安陽嘉四年（135年）墓[18]出土有五銖錢65枚、大泉五十5枚，貨泉和布泉各1枚；華陰永和元年（136年）墓[19]除有大量五銖錢外，也有貨泉和大泉五十；長安建和元年（147年）墓除有64枚五銖錢外，還有貨泉7枚；西安延熹九年（166年）墓[20]出土有五銖錢651枚、貨泉75枚。從大量紀年墓實例可知，大約以陽嘉三年（134年）為界，4座早期墓葬只隨葬五銖錢，4座晚期墓葬除有五銖錢外，還隨葬少量王莽錢，并逐漸增多。這與東漢前期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安寧和東漢后期制度破壞、生產(chǎn)倒退、巧偽滋萌的不同歷史背景是相合的。光武以后，關中地區(qū)重新使用王莽錢大約是從漢順帝時開始的，到桓、靈時期數(shù)量已經(jīng)十分可觀了。綜上所述，陶甕、圓案、瓦當、東漢后期五銖錢和王莽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它們出現(xiàn)和普及的年代均不早于漢順帝時。所以雅城M1的年代是在漢順帝至漢桓帝時期。

三 解注瓶紀年

解注瓶上殘存的前兩行文字作：“年二月辛巳」天帝下令別移”。古人以干支紀年月日，“辛巳”二字寫于“二月”之后，且不知其后是否還有“朔”字，那么它可能是指二月朔日的干支是辛巳，也可能是指二月某日的干支是辛巳。但筆者認為在此件東漢解注瓶上，其情況只能是前者，原因有二。

第一，目前東漢時期帶紀年的解注瓶共發(fā)現(xiàn)31例（見表一[21]）。其中初平元年（190年）3件瓶的月份或日期已殘，書寫格式不明；而洛陽延光元年（122年）瓶很可能是用一符號代表月份，再寫日期，情況特殊。在其他27例解注瓶中有22件都是采用月份后書朔日干支的形式，最為普遍；有5件是月份后直接寫日期，如西安熹平六年（177年）瓶作：“熹平六年正月廿三日。”但是從來不見有月份后直接書某日干支的做法[22]。

第二，解注瓶的朱書文字一般只寫于腹部，個別字多者還補寫于瓶底。此解注瓶腹已殘去上半部，根據(jù)線圖和彩版（圖八）來看，“年”字和“天”字之前都還應有4個字左右。根據(jù)其他瓶上文字內(nèi)容可知，從“天帝”開始就是解注文字的正文，其前都是交代時間。也即是說，“年”、“天”二字之前都是記時間。如果“辛巳”已經(jīng)是指二月的辛巳日，那“天”之前幾個字的空白處又寫什么呢？即使是寫上日建，也僅有一兩個字而已。只有“辛巳”是朔日干支時，“天”字之前就會寫作“朔某日干支”或“朔某日”，恰好4字左右。

綜上所述，此墓所出解注瓶上殘存的“二月辛巳”四字就是指某年二月朔日的干支是辛巳。故需考察在漢順帝至漢桓帝時期（126－167）哪些年份滿足這一條件。

查閱《中國史歷日和中西歷日對照表》，在順帝至桓帝時期只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25]的二月朔日干支是辛巳。況且，整個東漢后半段的100年中也只有該年份滿足此條件，故解注瓶的紀年肯定是建和元年。

四 結(jié)論

本文通過對墓中五種隨葬品的仔細判別，認為雅城壹號墓的年代是在東漢順帝至桓帝時期（126－167）。又進一步對解注瓶的時間書寫格式進行全面考察，確定該墓出土解注瓶的紀年為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二月，所缺文字應補作：建和元年二月辛巳朔。

目前，在全國發(fā)現(xiàn)的上千座東漢墓中，可知明確紀年的墓例寥寥可數(shù)?！段靼矕|漢墓》中已有兩座紀年墓，現(xiàn)又確認了雅城M1也是一座可知明確紀年的墓葬。這樣的墓葬材料十分珍貴，它能為關中地區(qū)乃至中原地區(qū)東漢墓的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斷代依據(jù)。

附記：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導師白彬教授提出了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