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tǒng)一中國過程中運用了大量法家思想來治國，這一點廣為人知，例如嬴政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和皇帝制度，用法家集權、法治思想控制社會等，但鮮為人知的是秦統(tǒng)一中國前后還運用了儒家思想，雖然秦有“焚書坑儒”之舉，但這并不能完全說明秦排斥儒家學說，筆者認為秦統(tǒng)一中國前后兼用了法家、儒家思想。

上圖_ 秦時期全圖

一方面，秦統(tǒng)一中國運用了法家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

說到法家思想與秦的關聯(lián)，我們第一印象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在秦孝公時期，“諸侯卑秦”，孝公決心變法強國，下詔求賢，于是商鞅入秦，商鞅用他的強國之術獲得了孝公的青睞，在秦孝公支持下，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以法家理論為指導，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促使秦最終從七國中脫穎而出，統(tǒng)一中國。

而法家思想也在秦國嶄露頭角，這時候的秦國以重刑治國，嚴格推行法治，“燔詩書而明法令”，反對儒家的道德禮教，儒家思想此時在秦國處于沒落階段。

上圖_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秦統(tǒng)一天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tǒng)治，在法家理論的指導下，嬴政著手制定了中央集權制度和皇帝制度，以此強化君權，穩(wěn)定統(tǒng)治，種種集權、專制措施使得法家思想的地位更加鞏固，而儒家思想則被壓制。

一個典型的事件是在咸陽宮酒會上，儒學博士淳于越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儒家學者提出了分封諸侯的想法，法家學者李斯對此則堅決反對，他針鋒相對地指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治國方法，提倡“師古”會禍亂百姓思想，嬴政最終同意了李斯的建議，于是“焚書”事件發(fā)生了，“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包括儒家在內的許多經典被付之一炬，嬴政由此加強了思想控制。

其后又因為盧生、侯生等人非議嬴政求仙問藥之事，嬴政命“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被坑殺的人中就包括許多儒生，儒家又歷經一次浩劫。

上圖_ 焚書坑儒畫像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秦統(tǒng)一前后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思想就已經影響到了秦國。商鞅變法會給人一種刻板印象，秦是僅借助法家思想就最終實現了一統(tǒng)天下的目標，但是秦與儒家思想的淵源頗深，儒家思想對秦統(tǒng)一也產生了影響。

秦人先祖因善養(yǎng)馬而被為周王室封于秦地，后來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秦襄公受封為諸侯，作為周朝的諸侯國，秦國必然受到了周朝禮樂制度的影響，加之身處西陲，秦人對中原詩書禮樂頗為傾慕，政治上采用的是儒家學說。

上圖_ 秦襄公嬴開（？—公元前766年），嬴姓趙氏，秦莊公次子

從秦統(tǒng)一到始皇三十二年間秦的治國思想是儒法并用。秦統(tǒng)一后，國家形勢發(fā)生變化，穩(wěn)定統(tǒng)治成為了首要任務，秦吸收了儒家的治國理念，并對法、儒思想加以融合運用。秦剛統(tǒng)一時，不僅施行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還運用了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教化天下，因此秦統(tǒng)一后存在過一段儒法并用時期，在這段時期內，秦朝出現了比較罕見的為政緩和階段，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發(fā)展。

在這之后，秦統(tǒng)治政策發(fā)生變化，因秦朝“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進行大規(guī)模軍事擴張、大量征發(fā)徭役，法家思想再次受到重用，儒家思想被拋棄。始皇三十四年后，“焚書坑儒”事件雖使儒家學派遭受重大打擊，但儒家思想仍然存在，并沒有完全消失。

上圖_ 泰山刻石 拓本 （部分）

其次，在秦統(tǒng)一后的施政措施里我們也可以發(fā)現儒家思想的蹤跡。

儒家學說宣揚忠孝仁義和社會等級，這利于維護皇權，強調以德治國，這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穩(wěn)定統(tǒng)治秩序。所以“至秦有天下，悉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嬴政在《泰山刻石》中說“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貴賤分明”，《瑯琊刻石》中說“圣智仁義”“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刻石中的禮、義、忠、孝和等級秩序等思想都是在宣揚儒家道德教化理論。秦甚至在民間基層政權專設三老，以“掌教化”。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秦王室貴族也深受影響。如公子扶蘇的師父是著名的儒家學者淳于越，扶蘇本人也傾向儒家理論，他曾替要被坑殺的儒生們求情，他為人寬仁孝順，以致在收到趙高矯詔時說“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隨即拔劍自刎，沒有聽從大將蒙恬的勸告。甚至連公子胡亥在一開始也不愿矯詔自立，他認為這樣是不義不孝之舉，可見儒家道德思想對秦上層統(tǒng)治者影響頗深，已經成為了他們的行事準則。

上圖_ 扶蘇（？~公元前210年），嬴姓，名扶蘇，咸陽（今陜西咸陽市）人

再者，我們從出土文獻記載也能發(fā)現秦在統(tǒng)一中國前后運用儒家思想的痕跡。

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有一篇名為《為吏之道》的文章，其主人公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死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時間跨度上位于商鞅變法與“焚書坑儒”兩個事件之間，主人公喜是秦基層小吏，他親眼見證了秦統(tǒng)一歷程并記載了有關制度信息，因此它是探究秦統(tǒng)一前后統(tǒng)治思想轉變的重要文獻資料。

《為吏之道》記載了秦官吏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例如官吏要為官廉潔、為人正直、寬裕溫良，同時還要忠誠守信、尊敬上級，同時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也與儒家的義利觀相符，以上各種對秦官吏的道德規(guī)范要求都鮮明地體現了儒家思想，這件出土文物有力地印證了秦統(tǒng)一前后實際運用了儒家思想來管理官員，加強統(tǒng)治。

上圖_ 云夢睡虎地秦簡 (部分）

總體而言，在秦統(tǒng)一中國前后，法家思想雖然占據著主要地位，但儒家思想也在多方面影響著秦統(tǒng)一中國進程，這個時期儒法并用是秦治國的基本特征。

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秦統(tǒng)一的不同階段發(fā)揮了不同的作用，兩者地位隨著秦統(tǒng)一前后的形勢變化呈現出動態(tài)升降的趨勢，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秦統(tǒng)一依靠的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嬴政還借用了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來為秦朝取代周朝尋找法理依據。因此各種思想都是秦統(tǒng)一中國的工具，只不過他們之間有主次、先后之分而已，秦統(tǒng)一中國兼用了法、儒思想，因時而變，始終遵循著實用主義的原則。

上圖_ 秦律是中國秦代法律的總稱

秦以后中國的歷朝歷代，大都是以儒、法結合作為治國的基本理念，儒家強調以德治國，重道德教化，是內在約束；法家強調以法治國，重刑法，依靠威嚴、法治控制社會，是外在約束，兩者需緊密結合，才能發(fā)揮最大效用，有效穩(wěn)定社會。對于這一點，歷代統(tǒng)治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贊同并予以沿用。

作者：張書偉?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司馬遷 《史記》

［2］班固 《漢書》

［3］田慧 《以＜為吏之道＞為節(jié)點探析儒法思想在秦統(tǒng)一前后的動態(tài)變化》

［4］高兵 《秦前后期統(tǒng)治思想的變化及其原因》

［5］田延峰 《秦思想研究——以秦統(tǒng)一前的思想發(fā)展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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