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這句話是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章鄭重引用的，也是構(gòu)成該書核心出發(fā)點的一句話，據(jù)說出自邁克爾·迪布?。∕ichael Dibdin）的小說《死亡環(huán)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義煽動者。

　　亨廷頓對此評價說：「政治家和學者們不能忽視蘊含在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對于那些正在尋求認同和重新創(chuàng)造種族性的人們來說，敵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潛在的最危險的敵人會出現(xiàn)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斷層線上。」

　　亨廷頓在此書的開始就引用小說《死亡環(huán)礁湖》的這句話，并以評論的方式表示高度贊同，進而順勢引出一個核心觀點，實際上體現(xiàn)了對「植入」手法的嫻熟運用。所謂「植入」，就是先入為主地對某個或某些立場和觀點進行假定，并暗示接受者與表達者一樣都認可這些假定，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推演。而對于這樣一個核心觀點，采用「植入」的手法，是極為不嚴肅的。

　　之所以說這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核心出發(fā)點，是因為如果不立足于這樣的觀點之上，整本書的判斷就是難以成立的。我們姑且認可亨廷頓的一些觀察和推理，比如冷戰(zhàn)的終結(jié)為各個國家和民族尋求自我認同騰出了足夠大的思想和心理空間，從而尋求自我認同成為冷戰(zhàn)后的政治文化主要趨勢潮流。

　　但是，這也不能說明各自尋求自我認同的國家和民族，一定要以尋找敵人為前提條件或伴生過程。而如果沒有「尋找自我認同等于尋找辨識敵人」或「塑造自我認同必定需要樹立辨識敵人」這樣的推理環(huán)節(jié)，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顯得十分武斷和強詞奪理。

　　顯然，對于這樣一個核心觀點（而且是帶有強烈判斷性和支撐性的觀點），嚴肅的、作為學者的亨廷頓（或者其他任何嚴肅的學者），必須進行認真的論證和推演而后才能展開全書。優(yōu)游于美國政學兩界的亨廷頓并非不知道這一點，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顯然是他知道這一點，或者說，他更知道的是這樣做有極大的難度和危險，于是就采取了「植入」的手法。

　　實際上，從文明的意義上看，把增強自我認同等同于尋找敵人的觀念，恰恰是一種不文明的或者不合乎文明要求的觀念，充其量是一種典型的出現(xiàn)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其現(xiàn)代形態(tài)——資產(chǎn)階級文明之中的觀念。因而，亨廷頓這樣做的合理性，充其量在西方文明的認知和思維方式中是合理的。

　　然而，假如亨廷頓僅僅討論的是西方文明及其各種亞形態(tài)的話，或者算不上「植入」，但這里亨廷頓面對的是全球的各個主要文明，因而其不合理性也就暴露無遺了。不過，要清楚的是，在亨廷頓心目中，他所要訴說的對象并非全世界人民，他的目標受眾是美國人、西歐人、加拿大人、大洋洲人等「西方人」。可能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亨廷頓這樣做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這不更說明了這樣做的不合理性所在嗎？不更說明了「植入」手法的強迫性所在嗎？

本文摘自黃相懷《「文明沖突論」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策略與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