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巴勃羅·克里亞萊斯布宜諾斯艾利斯 -2023 年7 月10 日 - 00:15 （歐洲中部夏令時間）

阿布拉莎·羅滕伯格 (Abrasha Rotenberg) 剛剛度過 97 歲生日。小時候，他在蘇聯(lián)烏克蘭的田野里長大，周圍是斯大林主義莫斯科的熱情。作為一名猶太青少年，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長大，周圍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涌入的移民。成年后，他成為在阿根廷和以色列接受教育的經(jīng)濟學家、被阿根廷軍政府流放的報紙編輯，以及兩位著名藝術(shù)家——歌手阿里爾·羅特和女演員塞西莉亞·羅斯的父親。羅滕伯格一生的一半時間都在馬德里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往返，但在過去的十年里，他定居在阿根廷首都寫小說。

羅滕伯格最近出版了《El moscovita desesperado》（或《絕望的莫斯科人》），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帶領(lǐng)讀者從莫斯科出發(fā)，穿越 20 世紀的意識形態(tài)和矛盾，最終降落在 1970 年代動蕩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是他第二次涉足小說領(lǐng)域——2020 年，93 歲的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說《La amenaza》（或《威脅》）。這是一個基于他自己的流亡生活的故事：一個出生在蘇聯(lián)的年輕人，被流放到蘇聯(lián)。他在阿根廷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猶太血統(tǒng)，當時該國正與法西斯主義作對。幾十年后，一名報紙編輯在軍事獨裁政權(quán)的威脅下被迫逃離阿根廷。

問題。你小說的主角是一位年輕的猶太人，他與一群來自阿根廷的納粹同情者交往。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嗎？

回答。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講出來。我對他們?nèi)鲋e說我是芬蘭人。這個謊言讓我痛苦了很長一段時間。事情發(fā)生在80年前。

問：書中有一次，他們都在車里聽著有關(guān) 1939 年在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擊沉納粹海軍上將施佩伯爵號戰(zhàn)艦的報道。

答：是的。我身處右翼和法西斯團體的毒蛇巢穴中，最終導致 1943 年（阿根廷）政變。

問：烏拉圭希望熔化船上的納粹鷹徽，并將其鍛造成和平鴿。你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會把它放在博物館里。為什么要抹掉歷史？

問：您童年的家里說什么語言？

答：我出生在特奧菲波爾，烏克蘭西部一個有 900 人的村莊。學校用俄語授課，但我們在家里像其他人一樣說烏克蘭語。在那段時期，由于斯大林想將俄羅斯文化和語言強加給整個蘇聯(lián)，烏克蘭的身份發(fā)生了沖突。

問：您的家人為何離開蘇聯(lián)？

答：革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問題。像我父親一樣的猶太人都是商人，革命提升了工人和農(nóng)民的地位。我父親在那個社會中沒有地位——他被認為是寄生蟲。他的一個兄弟已經(jīng)結(jié)婚并去了阿根廷，所以我出生時父親就離開去與他團聚。我后來去了。

“1976 年 8 月，西班牙呼吸到了新鮮空氣——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然后一切就變得復雜了”

問：你的母親呢？

A.?_?我的母親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無畏地迎接挑戰(zhàn)。按照今天的標準，她的家庭可以說是政治活躍、知識分子傾向?；氐郊?，他們埋頭讀書，熱烈討論。當我父親離開后，我母親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俄羅斯東部）找到了工作，我們在一個寒冷的、周圍都是嚴重污染的鐵皮棚屋里住了一年。她在一家鋼鐵鑄造廠從事一項要求很高的工作，但這一年的犧牲讓我們有幸住在莫斯科。我的母親為我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和一個家。那是紅場對面的集體住宅。

問：關(guān)于莫斯科，您還記得什么？

答：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坐在門廊上凝視著長長的隊伍。幅員遼闊的蘇聯(lián)，排了好幾天的隊，只為進入列寧陵墓，瞻仰他的墳墓。

問：你為什么離開莫斯科？

A.我們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在蘇聯(lián)生活了七年。當他最終能夠為我們獲得簽證時，我們和一群本來應該在不來梅（德國北部）登上前往阿根廷的船的人一起離開了。1933 年 11 月，我們到達了柏林，當時我七歲，在那里我們發(fā)生了一些不幸但又幸運的事情。我們小組中的一些人感染了沙眼（一種細菌性眼部感染），因此德國政府對他們進行了隔離。但由于我們都是集體旅行，所以我們也必須留在后面。希特勒掌權(quán)，德國政府支付了我們在柏林逗留大約兩個月的費用。我在那里看到了東西......[笑]。我正在變成納粹。這些令人驚嘆、充滿活力的孩子們在街上唱歌、游行。我來自一個非常悲傷的地方——共產(chǎn)主義俄羅斯——但在柏林，我被這種富有感染力的樂觀情緒所感染。我是一個猶太人，在希特勒的資助下住在柏林！

問：你到達阿根廷后感覺如何？

答：這是我發(fā)現(xiàn)自己猶太身份的地方。我在拉帕特納爾長大，這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社區(qū)，有工廠和土路。這是一個文化熔爐。我們有意大利人，有法西斯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主義者，然后有?；逝珊凸埠团晌靼嘌廊恕Ｄ抢锩總€人都有分歧，但每個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對猶太人的偏見。

問：當時的政治中這種分歧是否明顯？

答：?1933 年，阿根廷政治分裂嚴重。當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事情真的開始發(fā)生變化。在月神公園（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多功能競技場）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活動，有 20,000 人為納粹黨集會。大多數(shù)人支持同盟國，但也有少數(shù)強大的人，特別是武裝部隊中的人，他們有德國背景，喜歡意大利和德國的政權(quán)。然后 1943 年發(fā)生政變，胡安·多明戈·庇隆 (Juan Domingo Perón) 上臺。他對墨索里尼懷有極大的欽佩。

問：您抵達阿根廷與流亡西班牙相比如何？

答：我覺得自己很像阿根廷人，但西班牙第一次激發(fā)了我的政治熱情。內(nèi)戰(zhàn)爆發(fā)時我13歲，我立即站在了反佛朗哥勢力一邊。那時我開始了解政治，盡管我很天真。我們會從香煙盒中收集鋁并將其發(fā)送給共和黨，共和黨將其磨碎以制造火藥。

問：您在民主轉(zhuǎn)型期間抵達西班牙。

A.?1976 年 8 月。西班牙呼吸到了新鮮空氣——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然后，由于夢想與實現(xiàn)夢想的手段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一切都變得復雜起來。

問：您離開阿根廷是因為您是《觀點》雜志的社長，這份報紙讓獨裁政權(quán)的日子不好過。

答：我沒有注意到阿根廷的威脅。盡管我們的幾名記者被謀殺，我還是愚蠢地忽視了這些警告信號。一天晚上，我的兒子阿里爾（Ariel）和他的朋友阿萊霍·斯蒂維爾（Alejo Stivel）（后來組建了龍舌蘭樂隊）被捕，并在警察局關(guān)押了一整夜。人們告訴我，“要么逃命，要么永遠留在這里?！?那個可怕的警告讓我們下定決心離開。

問：負責《La Opinión》感覺如何？

答：這讓我發(fā)瘋。這太可怕了，因為我們有 80 名活動人士，而不是 80 名記者。但這是我一直很欣賞的經(jīng)歷。《La Opinión》雜志上發(fā)生了一些在今天的媒體中無法想象的事情：我們擁有各種政治派別的作家。

問：獨裁統(tǒng)治下如何出版報紙？

答：許多小奇跡都有幫助。他們對我們做了可怕的事情。在拉努斯執(zhí)政期間[1971-1973]，我們看到銷售額的增長，這讓我們非常高興。我們的常規(guī)銷量約為 30,000 份，短短幾周內(nèi)銷量就飆升至 40,000 份、45,000 份、60,000 份……然后報攤開始抱怨他們沒有收到訂單，所以我天真地印了更多份。幾周后，數(shù)千份報紙被歸還給我們——它們從未分發(fā)過。[政府]的這一舉動讓我們損失了一大筆錢。

問：您又繼續(xù)出版了幾年……

答：我們必須協(xié)商一切。Jacobo Timerman（ La Opinión的創(chuàng)始人）想要關(guān)閉，但我們投票決定進行談判。政府很明確——不要寫任何批評軍隊或拉努斯的文章，也不要為游擊隊辯護。我們達成了協(xié)議，但這是該報最嚴重的危機。

問：您如何看待當今新聞業(yè)的現(xiàn)狀？

答：它失去了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對相反觀點的尊重。討論變得非常困難。聚在一起、交談和尊重地分享不同意見的樂趣已經(jīng)消失了。

問：這種政治環(huán)境有讓你想起什么嗎？

答：不要走極端。世界正在經(jīng)歷重大的右轉(zhuǎn)。人們對左派和社會主義的幻想日益破滅，我堅定地認為這兩者是應對我們時代挑戰(zhàn)的最有效的補救措施。這是一條通往更公平分配和培育更公平世界的道路，在這個世界中，國家發(fā)揮著關(guān)鍵的監(jiān)管作用，并確保社會利益平等分享。

“世界正在經(jīng)歷重大的右傾轉(zhuǎn)變。人們對左派和社會主義越來越失望，我堅定地認為這兩者是應對我們這個時代挑戰(zhàn)的最有效的補救措施?！?/blockquote>

問：您認為自己是左翼嗎？

A.?_?盡管我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我發(fā)現(xiàn)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的某些方面有價值。根據(jù)這個框架，意識形態(tài)上層建筑是由底層經(jīng)濟基礎(chǔ)設(shè)施塑造的。社會及其盛行的意識形態(tài)是由生產(chǎn)資料塑造的，這是古老的真理。

問：這看起來很簡單，那么為什么人們對左派不再抱有幻想呢？

A.陷入混亂，不知道該貢獻什么。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根本問題我們不再討論。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加劇了個人主義。人們不再想面對面地見面。我知道我的觀點可能有所偏差——我是一位 97 歲的老人，與我同輩的人很少。年輕一代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問：您認為這一代人與您這一代人有很大不同嗎？

答：有一件事讓我們與眾不同?；仡櫸业那嗄陼r代——我們想要改變世界。我們想讓它更加公平。有的人手段極端，有的人比較謹慎，有的人只是夢想家。但我們都想要改變。我不認為現(xiàn)在的年輕人想要改變世界，他們只是想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位置。

問：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答：我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我們正處于我們這個時代最動蕩的革命之中——知識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工業(yè)革命花了幾個世紀才達到頂峰，但計算機革命只用了幾周和幾個月的時間就實現(xiàn)了飛躍。一切都可能在幾年內(nèi)發(fā)生變化，但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問：資本主義最終勝利了嗎？

答：我們不是在見證資本主義的勝利，而是在經(jīng)歷著夢想的匱乏。

問：我們不再是理想主義者了？

答：發(fā)生了一些戲劇性且自然的事情。我年輕時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過時了——沒有人再相信它們了。我這一代人對一切問題都有答案。現(xiàn)在我們連問題都沒有了。它是可怕的。沒有人再夢想有一個理想的世界。

問：為什么不呢？

答：我出生于 1926 年，即即將改變?nèi)祟惖腫俄羅斯]革命九年后。1917年至1926年間發(fā)生了很多事情。墨索里尼發(fā)明了法西斯主義，1933年希特勒上臺，1936年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爆發(f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從那時起到現(xiàn)在，沒有一天沒有響亮的槍聲回響。

問：這讓你擔心嗎？

答：我已經(jīng)扔掉了所有日歷，只用時鐘標記時間。我看著它，對自己說：我的生命還剩兩分鐘——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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