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以下簡稱《輔行決》）是一九七三年由河北省威縣南鎮(zhèn)村赤腳醫(yī)生張大昌獻給中國中醫(yī)研究院的一本所謂的“中醫(yī)古籍”，張大昌自云《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其祖父從敦煌一道士手中購得，為敦煌藏經(jīng)洞所藏寫本，珍藏家中，原卷子于文革中被毀,于是張大昌將他學生的“轉(zhuǎn)抄本”與經(jīng)他本人回憶所寫成的“追憶本”寄到中國中醫(yī)研究院,經(jīng)部分專家鑒定后，1988年由馬繼興收載于《敦煌古醫(yī)籍考釋》中公諸于世?！遁o行訣》公布后，即引起了中醫(yī)界的關(guān)注，許多專家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普遍認為《輔行訣》是敦煌遺書，是陶弘景親撰或為其弟子集陶說而成，張仲景《傷寒論》是依《湯液經(jīng)法》而成。代表人物有:馬繼興、錢超塵、馮世綸、叢春雨、王淑民等。錢超塵在“仲景論廣《伊尹湯液》考”一文中更認為:“《輔行訣》以確切的資料證明《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jīng)法》一書的基礎上撰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在研究《傷寒雜病論》文獻發(fā)展史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一時間，《輔行訣》成了研究《傷寒論》的熱點，各種不同的《輔行訣》版本也如雨后春筍般地從張大昌眾多弟子處突然冒出，近來錢超塵等從張大昌眾多弟子處收集了21種《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版本匯集成冊出版，并將《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的書名改為《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由于上述專家學者的觀點在中醫(yī)界幾成定論，以致許多研究中醫(yī)史、傷寒論、方劑、陶弘景以及研究敦煌的論文及書籍都將《輔行訣》作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加以引用。更有許多人以“研究”《輔行訣》而獲取碩、博士學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二十多年來，公開出版的有關(guān)《輔行訣》研究以及將《輔行訣》作為文獻引用的書籍和研究論文約有300多部或篇。王雪苔先生在《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一書中曾說:“《輔行訣》是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帶有很大根本性的問題。如果確實有過古卷子本，那就表明在北宋初期之前已有此書傳世，意義不可低估;如果不曾有過古卷子本，那就肯定是近代作偽，毫無價值可言。”遺憾的是,近二十多年來，中醫(yī)界沒有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對《輔行決》的真實性提出過質(zhì)疑，都盲從于上述專家學者的研究結(jié)論。然而《輔行決》真如上述專家所說的“是敦煌遺書，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嗎?
筆者認真研讀《輔行決》的原文以及王雪苔《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和錢超塵的《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傳承集》等書后，發(fā)現(xiàn)《輔行決》有許多可疑之處。①《輔行決》來歷荒誕，既無原件，也無任何書籍載錄或征引，只有張大昌與他的學生抄寫的兩本手抄本,而張大昌對《輔行決》的來歷及遺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而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②書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與史實不符;③書中出現(xiàn)了與陶弘景時代或敦煌藏經(jīng)洞封閉前(北宋前)不符的語言現(xiàn)象。④書中所涉及的許多中醫(yī)學理論也晚于陶弘景時代或敦煌藏經(jīng)洞封閉前的時期。

有感于此，筆者收集了大量與《輔行訣》相關(guān)的資料，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從源流、版本、書名、內(nèi)容、文字、成書年代及作者等多方面對《輔行訣》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證，以確切的證據(jù)證明《輔行決》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而是一本近代偽書，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毫無意義。現(xiàn)根據(jù)古籍辨?zhèn)卧瓌t，將考證要點簡述如下:

一、從《輔行訣》的源流上分析：

歷代典籍（歷代史志書目、私家目錄、官修書目)均未著錄，也未有任何書籍提過。而突然由收藏者張大昌獻出，說出自敦煌，既無原卷，所存兩種抄件內(nèi)容亦互有出入，而且對于《輔行訣》的來歷及損毀情況，張大昌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但內(nèi)容荒誕離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又拿不出任何確鑿的證據(jù)來證明《輔行訣》是敦煌卷子。

關(guān)于《輔行訣》的版本，最初只有張大昌的學生的“轉(zhuǎn)抄本”與張大昌本人的“追記本”，張大昌于1975年獻出后，王雪苔先生將兩個傳本互勘編成“中研本”，自1975年“中研本”問世后，馬繼興先生在1988年出版《敦煌古醫(yī)籍考釋》一書時，將“中研本”收入其中，并加以考釋，稱“考釋本”，其后又相繼出現(xiàn)了許多版本，如叢春雨的“全書本”、馬繼興的“輯校本”、王淑民的“醫(yī)方本”等。近來錢超塵先生等從張大昌眾多弟子處收集了21種《輔行訣》版本匯集成冊出版，并將《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的書名改為《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筆者對眾多的《輔行訣》版本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這些傳本都是以“轉(zhuǎn)抄本”、“追記本”或“中研本”這三個本子為底本拼湊出來的，判別《輔行訣》版本的前后時間，最明顯的標志是“點眼以通肝氣”的條文，張海洲“轉(zhuǎn)抄本”寫為:“點眼以通肝氣治跌仆，腰，氣滯作痛，不可呻欠方?！?張大昌“追記本”為:“點眼以通肝氣治跌仆閃挫，氣血著滯不行，作痛一處，不可欠呻動轉(zhuǎn)方?！?“考釋本”為:“點眼以通肝氣治跌仆，?腰挫閃，氣血著滯，作痛一處，不可欠伸、動轉(zhuǎn)方?！薄倪@一條來看，“轉(zhuǎn)抄本”作“腰”，“追記本”無此術(shù)語，而《考釋》則寫為“?腰”，并加以注釋。故“腰”是1988年以前《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中的術(shù)語，“?腰”是1988年以后的術(shù)語，可以說凡是有“腰”一詞的本子，則應是1988年以前的抄本，凡是寫為“?腰”者，均為1988年以后的本子。在《輔行訣》的眾多版本中，只有張海洲轉(zhuǎn)抄本寫著“腰”，張大昌追記本沒有該名詞，而其余抄本均寫成“?腰”，都是1988以后從“考釋本”拼湊而成的。

二、從被依托者陶弘景的著作與《輔行訣》比較的異同去分析：

《輔行訣》云:“陶云:諸勞損病方漢晉以還，諸名醫(yī)輩，張機、衛(wèi)汜、華元化、吳普、皇甫玄晏、支法師、葛稚川、范將軍等，皆當代名賢，咸師式此《湯液經(jīng)法》”又說“隱居曰:外感天行，經(jīng)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薄遁o行訣》說:“商有圣相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三□”

陶弘景在《本草經(jīng)集注·序錄上》則說“春秋以前及和、緩之書蔑聞，道經(jīng)略載扁鵲數(shù)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修藥性。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自晉世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y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謨、殷淵源諸名人等，并亦研精藥術(shù)?！薄昂箴⒁烈?，播厥百谷，惠被群生"

兩相比較，兩者的說法有很大的差別，例如:①《輔行訣》稱張仲景為張機(璣)，而陶弘景稱張仲景?！遁o行訣》露出了作偽痕跡，因為“張機”的稱謂晚于陶弘景時代。張仲景之名最早見于魏晉時期皇甫謐的《釋勸論》《論寒食散方》兩篇文章中，其后直至中唐凡涉及仲景事者,醫(yī)家和史家均稱仲景或張仲景。即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經(jīng)集注·序錄(上)》亦多次提到仲景，并未說張機，而張機之稱始見于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在《傷寒論序》中引唐·甘伯宗《名醫(yī)錄》之文。甘伯宗史書無傳,《名醫(yī)錄》于宋臣校書后亡佚，所言仲景事，魏晉六朝乃至唐代醫(yī)家均未提及，純屬孤證。②《輔行訣》稱張仲景的著作為《傷寒論》，陶弘景則稱張仲景一部，沒有說書名，說明陶弘景時代張仲景的著作不叫《傷寒論》，《傷寒論》書名的出現(xiàn)亦晚于陶弘景時代。據(jù)宋·李防《太平御覽》載:“高湛《養(yǎng)論生》曰: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核遺文，彩搪群論，撰成《脈經(jīng)》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那么，王叔和所編次的是《張仲景方論》，書名不是《傷寒論》。陳延之《小品方》序云:“《張仲景辨?zhèn)⒎健酚芯啪恚?......《張仲景雜方》有八卷?！薄端鍟そ?jīng)籍志》載:“《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漢人。梁有《張仲景辨?zhèn)肥?，《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亡?！稄堉倬隘煁D人方》二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載:“《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新唐書·藝文志》載:“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又《傷寒卒病論》十卷”。直到宋初，典籍所載，均無《傷寒論》書名，而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書后，才有《傷寒論》之名。③《輔行訣》稱張機、華元化、皇甫玄晏、葛稚川、范汪咸師式《湯液經(jīng)法》，而陶弘景則說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悉，又依本草;華佗之方，皆修藥性;皇甫士安及葛稚川亦只研精藥術(shù);并未說他們師式《湯液經(jīng)法》。④《輔行訣》稱皇甫玄縣和葛稚川為名醫(yī)，而陶弘景則稱皇甫士安為貴勝，稱葛稚川為名人，并未稱他們?yōu)榱坚t(yī)?！遁o行訣》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陶弘景則說:“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并未說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此外，《輔行訣》有“六極”病名中的五極，也與陶弘景之說不同，如《輔行訣》曰:“筋極、脈極、肉極、氣極、精極”而陶弘景《養(yǎng)性延命錄》引《明醫(yī)論》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勞，......五勞則生六極:一日氣極，二曰血極，三日筋極，四曰骨極，五曰精極，六曰髓極?！睙o肉極、無脈極。與《輔行訣》說法不同。

三、從《輔行訣》所涉及的史事去分析：

《輔行訣》下面所說的內(nèi)容與史實不符，這也是不能用后人改動來辨解釋的。例如1、《輔行訣》說:“陶云:諸勞損病方漢晉以還，諸名醫(yī)輩，張機、衛(wèi)汜、華元化、吳普、皇甫玄晏、支法師、葛稚川、范將軍等，皆當代名賢，咸師式此《湯液經(jīng)法》”這段文字既與陶弘景的說法不同，也與史實不符。2、《輔行訣》說:“隱居曰:外感天行，經(jīng)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又說:“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以推主為識耳。”在這兩段里，《輔行訣》所說的“張機”和《傷寒論》均非陶弘景時代的稱謂，故與史實不符?！遁o行訣》還說張仲景依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撰為《傷寒論》，但又避道家之稱，以藥名名方，這也與史實不符。《輔行訣》所說的的“道家”，其實是指“道教”，因為“道家”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以老莊思想為主的哲學流派，沒有任何醫(yī)學專著，更不可能有經(jīng)方本草，可以說與醫(yī)是毫無關(guān)系的，其著作中也未提過“六神”之名。道教則是東漢中后期由張道陵創(chuàng)立的宗教，道教創(chuàng)立之后，也開始了“援醫(yī)入道”的活動，醫(yī)與道即發(fā)生了關(guān)系，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高潮，代表人物是葛洪與陶弘景。所謂六神，就是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騰蛇，其中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國古代的星宿信仰，并非道教專有，道教將其列為四神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實，在張仲景《傷寒論》方劑中四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龍湯、白虎湯和玄武湯（真武湯)，若仲景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為何此三者不避，而避朱雀呢?而且，《傷寒論》中一百多個藥方并非都是依據(jù)二旦、六神大小等湯。而成書于西漢時期的《湯液經(jīng)法》更不可能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四方護衛(wèi)神來命名方劑。顯然，《輔行訣》之說也是與史實不符的。3、《輔行訣》說:“陶隱居云:依《神農(nóng)本經(jīng)》及《桐君采藥錄》，上中下三品之藥，凡三百六十五味，以應周天之度，四時八節(jié)之氣。商有圣相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三□”在《輔行訣》這段話中也是與史實不符的。①《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一書，《漢書·藝文志》未載，這一書名最早見于陶弘景《本草經(jīng)集注·序錄(上)》，據(jù)陶弘景所說，他當時所見到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已有多種不同的傳本，而陶弘景整理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是以一種四卷本為底本，并從各種載藥數(shù)量不等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選取三百六十五種藥物歸納整理而成的，也就是說《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三百六十五味藥是由陶弘景所審定的。陶弘景是不可能說伊尹依陶弘景審定的《神農(nóng)本經(jīng)》三百六十五味來撰寫《湯液經(jīng)法》的。②關(guān)于《桐君采藥錄》，根據(jù)今存文獻考查，《漢書藝文志》不載，最早提及本書的也是陶弘景，他在《本草經(jīng)集注·序錄(上)》中說:“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在李防《太平御覽》中也有記載。從《本草經(jīng)集注》和李防《太平御覽》中多處引用的《桐君采藥錄》條文看，此書應是一部藥物形態(tài)學專著，并無上、中、下三品之分。③關(guān)于《湯液經(jīng)法》，《漢書·藝文志》有“《湯液經(jīng)法》三十二卷”的記載，其實，在西漢時期的“湯液”并非中藥湯劑，據(jù)《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云:“臣聞上古之時，醫(yī)有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醴酒”，在《素問·湯液醴酒論》和《素問·示從容論》也有“湯液醪醴”的論述，但從《素問·示從容論》的“毒藥、刺灸、砭石、湯液”并列對舉可知，當時的“湯液”并不是后世的中藥“湯劑”。“湯液”是指用稻米煮成的比較濃稠的汁液，醪醴則是以“湯液”與稻米發(fā)酵釀制而成的甜酒。由于湯液、醪醴與毒藥（藥物)都可用于治病，所以《漢書·藝文志》將《湯液經(jīng)法》列為“經(jīng)方類”書籍，與《神農(nóng)黃帝食禁》列在最后，這表明《湯液經(jīng)法》不是中醫(yī)方劑專書，而是一部研究制作“湯液”和“湯液”治療疾病的著作。考查古文獻均無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之說，陶弘景也未說過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只說:“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伊尹撰湯液之說最早出自《針灸甲乙經(jīng)》的所謂“皇甫謐自序”，但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也未說伊尹撰湯液，而是說:“伊尹，力牧之后，生于空?！薄俺?，力牧之后日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于湯，以摯為媵臣。至毫，乃負鼎抱俎見湯也。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于王道”《針灸甲乙經(jīng)》的所謂“皇甫謐自序”實乃唐人偽作，不足為信，而《輔行訣》依此為據(jù)說伊尹撰《湯液經(jīng)法》也就與史實不符了。

四、從中醫(yī)學術(shù)思想發(fā)展史的先后去分析：

在《輔行訣》中明確指出“五行互含”理論、“六極”理論與“外感天行”理論出自《湯液經(jīng)法》，這是明顯的錯誤。首先，《漢書·藝文志》所載《湯液經(jīng)法》并非中醫(yī)湯方;其次，《漢書藝文志》所載《湯液經(jīng)法》成書于西漢，而“外感天行”理論出自東晉;“六極”理論出自南北朝;“五行互含”理論則源于明朝張景岳的“五行互藏”理論，時間均晚于《湯液經(jīng)法》成書的年代。此外，在陶弘景時代是不可能具備如《輔行訣》中的五臟虛實證候及其苦欲補瀉方劑的，更遑論成書于西漢時的《湯液經(jīng)法》。因而，可以肯定《輔行訣》中的五臟虛實證候及其苦欲補瀉方劑既不是《湯液經(jīng)法》的內(nèi)容，也不是陶弘景所為，而是《輔行訣》作偽者以《備急千金要方》為藍本，再從《內(nèi)經(jīng)》《傷寒論》《金匱要略》以金元以后的醫(yī)籍中抽取某些內(nèi)容拼湊而成的。

五、從《輔行訣》的內(nèi)容去分析：

《輔行訣》的小白虎湯與《傷寒論》的白虎湯相似?！秱摗酚嘘P(guān)白虎湯的條文有三:①《傷寒論卷第四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里有寒，白虎湯主之。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雹凇秱摼淼谖灞骊柮鞑∶}證并治第八》︰三陽合病，腹?jié)M身重，難以轉(zhuǎn)側(cè)，口不仁面垢，與語遺尿。發(fā)汗則讖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③《傷寒論卷第六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云:“傷寒脈滑而厥者，里有熱也，白虎湯主之?！薄遁o行訣》小白虎湯文:“治天行熱病，大汗出不止，口舌干燥，飲水數(shù)升不已，脈洪大者方。石膏如雞子大，綿裹知母六兩甘草炙，二兩粳米六合右四味，先以水一斗，熬粳米，熟訖去米。內(nèi)諸藥，煮取六升，溫服二升，日三服?！?/p>

兩方比較，《輔行訣》在方證論述中有“熱、汗、渴、洪”四大癥。而《傷寒論》在論白虎湯證的三條中，第①條的“里有寒”應是抄寫之誤，從第③條來看當為“里有熱”。第②條雖未言“熱”，但三陽合病有史語者，乃熱甚所致，故三條均有熱。關(guān)于“汗”，只有②條有“自汗出”之語，但不是大汗。脈象方面，第①條為“脈浮滑”，第③條為“脈滑”，都不是脈洪大。《傷寒論》三條白虎湯證均無“渴”的描述。故《傷寒論》白虎湯證不具備“熱、汗、渴、洪”四大癥，只有“熱”而無“汗、渴、洪”。兩書對白虎湯證論述的差異，暴露了《輔行訣》的作偽痕跡，因為從上述分析可知《傷寒論》的白虎湯證不具備“熱、汗、渴、洪”四大癥。到了清代，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才將白虎湯證的主癥歸納為“四大癥”，即身大熱、口大渴、汗大出、脈洪大，并提出了白虎湯的禁忌證。如:《溫病條辨·上焦篇》∶第七條云:“太陰溫病，脈浮洪，舌黃，渴甚，大汗，面赤，惡熱者，辛涼重劑白虎湯主之?！薄?strong>自此以后，注《傷寒論》者，多襲《溫病條辨》之說。若《輔行訣》的小白虎湯是《湯液經(jīng)法》之方，仲景《傷寒論》又是抄錄《湯液經(jīng)法》，為何兩者對證型的描述不同?而且《輔行訣》的描述乃襲用清代溫病學的觀點，顯然作偽者是受溫病學觀點的影響而將《傷寒論》的白虎湯改為小白虎湯。

六、從《輔行訣》的語言稱謂上去分析:

1、《輔行訣》托名于陶弘景，我們考盡魏晉南北朝醫(yī)籍，如《脈經(jīng)》、《甲乙經(jīng)》、《肘后備急方》、《本草經(jīng)集注》、《劉涓子鬼遺方》、《小品方》、《諸病源候論》以及敦煌醫(yī)學文獻等亦無下列醫(yī)學用語:大便秘塞、大便鼠塞、痰涎、小便闟塞、大小便闟、腎氣不足、痰癖、氣息予予、氣懾力弱、眩運、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輔行訣》出現(xiàn)這些術(shù)語，基本上可排除陶弘景親撰的可能。

2、張大昌說《輔行訣》是敦煌藏經(jīng)洞的卷子,而敦煌遺書寫本題款年代最晚者為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幞子入報恩寺記》,藏經(jīng)洞的封閉時間在歸義軍曹宗壽統(tǒng)治時期（公元1002年-公元1014年)，故《輔行訣》中不應該出現(xiàn)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以后的用語,但在《輔行訣》中出現(xiàn)了許多北宋以后的醫(yī)學術(shù)語。例如:張機、張璣、升陽、扶陰、清滋、溫滲、熟地黃、黃芪、牡丹皮、柴胡、杏仁、龍膽草、呃聲不止、遺精、咯血、夢魘、怔忡、怔驚、面赤如新妝、川軍、默契、宿積不消、心中跳動不安、錠(計量單位)、心痛如刀攪、恐懼不安、坐臥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這些術(shù)語的出現(xiàn)，可以斷定《輔行訣》不是敦煌卷子，進而也就明確《輔行訣》不是陶弘景弟子輯錄陶氏之說。既然《輔行訣》既不是陶弘景的著作，也不是陶弘景弟子集師之作,那肯定是托名于陶弘景的偽書。

例如《輔行訣》對“二旦六神湯”的解釋:“陰旦者，扶陰之方，以柴胡為主;.....朱鳥者，清滋之方，以雞子黃為主;玄武者，溫滲之方以附子為主?！?/p>

在這段文字中，“扶陰”作為醫(yī)學術(shù)語，宋以前醫(yī)籍未見，醫(yī)籍中首見于《注解傷寒論》，如《注解傷寒論·卷三·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第六》“大柴胡湯”注:“枳實、芍藥之酸苦，涌泄而扶陰”《注解傷寒論·卷六·辨少陰病脈證并治法第十—》“附子湯”注:“酸以收之，芍藥之酸以扶陰”。“清滋”用作醫(yī)學術(shù)語則出自明清以后醫(yī)書，如《重訂廣溫熱論·第─卷·溫熱遺癥療法（添加)》云:“虛煩不寐者，余火擾動也，黃連阿膠湯清滋之?！?/span>《輔行訣》的小朱鳥湯正是“黃連阿膠湯”，故《輔行訣》的“朱鳥者，清滋之方”應是源于《重訂廣溫熱論》。“溫滲”一詞最早見于馮兆張的《馮氏錦囊秘錄》，如《馮氏錦囊秘錄雜癥大小合參卷—化源論》云:“寒獨寒，當從溫補，兼濕當從溫滲?！?/span>

七、從外證進行分析:

《輔行訣》中的內(nèi)容沒有任何文獻引，反而《輔行訣》大量引用了《素問》、《靈樞》、《傷寒論》、《金匱要略》、《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等書的內(nèi)容。下面摘取1處《輔行訣》方證中引用的《素問》《靈樞》條文與《素問》、《靈樞》、宋臣校注后的《備急千金要方》及未經(jīng)宋臣校注后的《新雕孫真人千金要方》中的相關(guān)條文進行對比分析即可明了《輔行訣》方證中引用的《素問》《靈樞》條文來源于宋臣校注后的《備急千金要方》。如《輔行訣》:“[又]心胞氣實者，受外邪之動也，則胸脅支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善笑不休;虛則血氣少，善悲，久不已，發(fā)癲仆?！薄秱浼鼻Ы鹨健ぞ硎ば呐K脈論第一》︰“是動則病手心熱，肘臂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善笑不休?！薄鹅`樞·經(jīng)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儋儋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strong>《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卷十三·心臟脈論第一》,則云:“是動則病手熱，肘攣、腋腫，甚則胸中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是主脈所生病者”在“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之后無“善笑不休”之語。

四條對比，《靈樞》為“喜笑不休”，《輔行訣》與宋臣所?！肚Ы鹨健穭t為“善笑不休”《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則無“善笑不休”。以此可知，乃《輔行訣》取宋臣所?！肚Ы鹨健分牟l文改動了幾個字。

八、《輔行訣》的著作體例與陶弘景的著述不符:

《輔行訣》的卷首題“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而在其文中又有“隱居日”、“陶曰”“陶云”等語，書的題款與書中內(nèi)容是矛盾的,這與古人著書的體例不符，即便是陶弘景親撰或是后人輯錄陶氏之說而成，都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矛盾的情況，如果為陶弘景親撰，書中不可能用“陶曰”“陶云”。如果是后人輯錄陶氏之說，則題款絕不會用“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之語，而應是“梁華陽隱居陶弘景述，某某輯或撰次”。從《輔行訣》的題款與內(nèi)容的矛盾也反映出《輔行訣》既不是陶弘景親撰或是后人輯錄陶氏之說而成。

從以上八個方面看,《輔行訣》在源流、版本、內(nèi)容及著作體例等方面都露出了許多作偽的痕跡基本可以斷定《輔行訣》不是出自敦煌藏經(jīng)洞的“敦煌寫卷”，而是一本成書于近代的偽書,對中醫(yī)史及傷寒論的研究毫無價值可言。

本文原作者：羅鴻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