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亦沙文:造神運動豎起的豐碑成為推行殖民文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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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諸玄識
(一)鬼使神差:戲子變成文壇巨星的“風云際會”
(二)鬼功神力:作為帝國主義利器的“風華絕代”
(三)鬼話連篇:殖民統(tǒng)治的精神模式“風靡云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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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鬼使神差:戲子變成文壇巨星的“風云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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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英國文藝與學術的主流來說,即使莎士比亞未受過正規(guī)教育,他也是“自然天才、自出機杼”?!杜=蛏勘葋喼改稀穼懙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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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理解的這個16世紀的斯特拉特福人(莎士比亞)達到怎樣的文化水平,這是深受英國的偶像崇拜傳統(tǒng)所影響。最好的例子是加里克(David Garrick)于1769年主持的莎士比亞慶典(……稱:“我們的這位偉大的吟游詩人是直接被大自然所啟發(fā),表達人類的普遍真理,這是英國的獨特性和唯一性”)。該傳統(tǒng)有其民族主義的理由,而把莎士比亞當成先天睿智的英倫大地之子,一個徹頭徹尾的本土天才(thoroughly native genius);無需任何外國與古典文學的幫助,他就能夠超群絕倫、超凡入圣。這里包含兩個(矛盾)概念:一是莎士比亞經典代表了人類文化的最高成就,一是莎士比亞是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鄉(xiāng)巴佬(completely uneducated ru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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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說,莎士比亞是在死后150年才“發(fā)跡變泰、暴得大名”。根據兩位教授里奇(Fiona Ritchie)和薩博爾(Peter Sabor)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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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代是莎士比亞的聲譽如花綻放的十年,開始了莎士比亞崇拜(bardolatry),他被加冕為“英國詩王”(the King of English Poets)。泰勒(Gary Taylor, 英語文學教授)寫道:“這件事最早發(fā)生于18世紀中葉,即從亞歷山大·蒲柏逝世(1744年)到威廉·華茲華斯出生(1770年)之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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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720年代,當雛鳥般“莎士比亞學者”西奧博爾德(Lewis Theobald)銳意打造“巨星”的時候,形勢則迥然不同;就比較“文學形象”的潛力而言,莎士比亞不一定能夠戰(zhàn)勝與他勢均力敵的本·瓊森(Ben Jonson)。例如,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年)就把莎士比亞、本·瓊森和弗萊切(John Fletcher)三人等量齊觀,都屬于粗拙時代的“機械性幽默”(Mechanique humour),而缺少德萊頓本人所追求的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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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萊頓的論文《上個時代的戲劇詩》,極其嚴厲地批評詹姆斯時代(1603—1625年)的劇作家;……“我敢保證,讓任何一個了解英語的人來看,他都會發(fā)現:每一頁紙上都是文理不通的言語,或是一些臭名昭著的缺陷,莎士比亞顯然也不例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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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莎士比亞被尊為‘英國天才’和全世界的典范,但其早期版本卻是無可救藥的糟糕?!泵绹兜卤ご髮W教授馬庫斯(Leah S. Marcus)說:“我們認為,現在的經典莎劇都是編輯們任意改寫或改造的結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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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歸天已久,卻被借尸還魂,而“一鳴驚人、一世龍門”——他被神化了!回首1720年,則遠沒有如此的必然性。就像道布森(Michael Dobson)所說的那樣,“莎士比亞的地位就是在這個十字路口上陡然升騰——被奧古斯都化(Augustanizing, 即神圣化)……?!痹谶@十年,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亞歷山大·蒲柏編輯的莎士比亞劇作(1725年)。道布森教授評論:“蒲柏的編輯無非是奧古斯都式的出版物,它與這兩點有關:一是為了印刷文化的利益,把莎士比亞從劇院圈子拯救出來(變成大眾讀物);一是對17世紀的莎士比亞戲劇進行“滌垢洗瑕、滌穢布新”(urge to delete his plays' lapses into vulg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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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劇經典確實濫觴于他本人,但那時的英國戲劇不僅數量少、質量差,而且也沒有劇本;何況莎士比亞是個文盲戲子,在當時算是頗得人氣。17世紀早期(莎士比亞死后)才出現莎劇文本,冠其名而已。在17世紀下半期,“莎士比亞”成為盈利品牌,其“著作”階段性地被翻新和翻倍;但按照后來的標準,莎劇仍是粗枝爛葉、粗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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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英國把“莎士比亞”當作其民族遺產,而傾力打造,使之經典化;那時的“莎士比亞編輯”用攝取中文語義的新文字(現代英語)、“中國風”的審美和儒家啟蒙(啟蒙運動)的哲理,對莎劇進行改寫或重寫;這個過程開始于從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到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完成于從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到馬龍(Edmond Malone, 174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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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鬼功神力:作為帝國主義利器的“風華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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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米爾納(Andrew Milner)指出:“這個‘世界經典’的概念,回避了莎士比亞崇拜與殘酷的盎格魯中心之文化沙文主義(Anglocentric cultural chauvinism),這兩者的關聯(lián)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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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內奧米·米勒(Naomi Miller)也說:“四百年來,威廉·莎士比亞的名字在西方文化的發(fā)展中發(fā)揮了強大的力量?!勘葋喌氖澜缭捳Z與他的名字,在當代西方文化中猶如魔咒(incantatory)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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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莎士比亞協(xié)會會員、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達德利(Michael Dudley)系統(tǒng)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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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tǒng)的莎士比亞學者都是帝國主義者,或者說,他們的認識論的立場是,使莎士比亞服務于捍衛(wèi)西方的擴張事業(yè)和罪惡歷史……。把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亞說成是“真實作者”,使之在文化上加強西方對于其余世界的優(yōu)勢與統(tǒng)治;從這個意義上講,“莎士比亞”參與了數百年帝國主義的文化建設。正如道布森(Michael Dobson)所指出,在不列顛的海洋霸權乘風破浪之際,“莎士比亞”作品被宣布為“統(tǒng)治世界的文學”……。我們想要揭穿的,不僅是莎士比亞傳記所呈現的“天才”、準宗教和民族主義形式,而且是西方自詡的卓越主義(實際上是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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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莎士比亞已經成了宗教,盡管它是最接近世俗的宗教;所以,研討有關“作者”的任何證據和對其進行任何合理的辯論,幾乎都是不可能的。談到這種情況,歷史學家魯賓斯坦(William Rubinstein)觀察到,所有的正統(tǒng)的莎士比亞傳記都是編造“事實”……。邁克爾·尼爾(Michael Neill)寫道:“莎士比亞作品從一開始就與這些項目相捆綁,諸如民族建設、帝國和殖民地。另一方面,莎士比亞則被奉為‘民族詩人’,并且被提升為‘人類普世價值的知識庫’(repository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就像《圣經》和槍炮一樣,莎士比亞這個被發(fā)明的‘經典’,變成了大英帝國的世界權威的利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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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英國文化之凌駕全球,莎士比亞所起的作用之大,就連在經濟史上反對帝國主義的霍布森(John Hobson)也感到震驚:莎士比亞在英國的世界事務上所發(fā)揮的功效,是所有的贏得戰(zhàn)爭和吞并領土的政治家與軍隊,都無法相比的。麥考利(Macaulay)說得很對,即“有一個帝國不受自然榮枯規(guī)律的影響,那就是我們的文學……,它是我們的藝術與道德的永恒帝國?!边@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本質即是偶像化的莎士比亞……,它產生了一個“宏大敘事”:“他”是登峰造極和與生俱來的“天才”與“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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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也為英國的海外擴張儲備了文化武器庫,”美國林菲爾德學院教授佩爾茲納(Daniel Pollack-Pelzner)指出:大英帝國之“日不落”的偉業(yè),從其官方的莎士比亞學會獲得了鼎力相助,該組織的座右銘是:‘除了他的名字,別用其他武器’(Using no other weapon but his na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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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鬼話連篇:殖民統(tǒng)治的精神模式“風靡云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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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討論作為殖民主義的工具的“莎士比亞”。正如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曼焦內(A.?Eward-Mangione)所說:“研究早年的英國文學促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有助于我們認清莎士比亞怎樣成為文化霸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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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曾對英印殖民當局運用“莎士比亞模式”(Shakespearean model)主宰孟加拉的戲劇,深表不滿。另一位印度學者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著《征服的假面具》,其導言寫道:“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教育制度中,積極地利用文學描繪他們自己,而非只是作為征服者;這樣一來,由思想產品定義的英國人優(yōu)越于被統(tǒng)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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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范德堡大學教授馬庫斯(Leah S. Marcus)著《莎士比亞如何成為殖民主義》,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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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代表著英國天才和文化樣板。對于那些編寫莎劇的人來說,他們都很了解這個偶像的政治沖擊力……。在19世紀,莎士比亞之美化與英國帝國主義互相促進、雙管齊下;……把“莎士比亞(文化)帝國”建立在人類的心中。……莎士比亞的海外傳播是殖民事業(yè)的一部分,它通過洪水般的宣傳形成文化霸權的架構,契合殖民體系……。從尼羅河到恒河、乃至其他熱帶和溫帶地區(qū),……在所有氣候或所有國家中,莎士比亞的作品都被欣賞?!?莎士比亞被稱為帝國的代言人,也將不列顛在美洲、近東和南亞的殖民奇跡,變得“戲劇化”?!瘎∮欣诎汛笥⒌蹏鱾€殖民地變?yōu)椤坝L格”(Englishness),而在文化上與宗主國凝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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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wèi)報編輯迪克森著《全球莎士比亞》(Andrew Dickson: Global Shakespeare)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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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的詩人當然不是僅限于英國民族自身。莎士比亞在其死后數世紀成為全球性故事……。追溯至1660年的英國君主復辟時期,……莎劇開始變?yōu)橛乃嚨钠放?。在下一個世紀,英國文化和這位頂級的“劇作家”齊頭并進,而“莎士比亞崇拜”(Bardolatry)則應運而生。殖民地的開拓者們從遠方感受和回應莎劇。特別是《暴風雨》,其故事是基于前往詹姆斯鎮(zhèn)途中發(fā)生的海難。后來的幾代殖民者都致力于全球擴張,而莎劇則緊隨其后。學者們認為:“《暴風雨》顯露種族主義的思想,服務于歐洲霸權的合法化……。(其主人公)普洛斯彼羅作為入侵者設法把土著居民變?yōu)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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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各答是英國人在17世紀后期建立的居民點,在那兒,莎劇成了殖民者生活的精神支柱。1753年,英國人在印度建了第一個劇院。在兩年后,當第二座劇院蓋好之際,大衛(wèi)·加里克寄去莎劇劇本和布景。在東印度公司,業(yè)余的和專業(yè)的劇團定期演出莎劇。到19世紀,殖民主義文化變本加厲,而深入人心。莎士比亞已嵌入印度的教育制度中。1847年,英國上院聽取了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的相關報告,稱贊道:莎劇的強勁傳播“猶如傳教熱情的效應”(missionary?zeal)——“這是在不列顛帝國腳下的高貴的工作”;“那創(chuàng)造世界的基督教、阿爾弗雷德法律和莎士比亞語言,這三者皆為人類的終極遺產”?!谌詹宦涞蹏依ǖ姆秶鷥?,每一個劇場和學校,很少能夠逃脫莎士比亞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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