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

行政和稅收

? ? ? ? ? ?在六世紀，神圣財富部門（sacrae largitiones）和私人財務部門（res privata）的管理與結構發(fā)生了變化，這預示著整個財政和民事管理機構在七世紀中期帝國急劇萎縮后的變化。到了八世紀中葉，總財政局（genikon logothesion）的管理人負責土地稅及相關收入；同樣，軍事財政部門（stratiotikon logothesion）負責征兵、集結名單與軍餉；而另一個部門，idikon，或叫做特殊管理人，則負責處理軍備、帝國工場和一系列相關的雜項要求。曾經屬于私人部門的各個部門也同樣完全獨立，并由各自的官員負責。以前由執(zhí)政官長（magister officiorum）負責的公共職位，在其自己的管理人的領導下變得獨立。原本屬于皇室的其他部門，如神圣的寢宮，演變成了專門的庫房和倉庫，以滿足國家的特殊需要，而寢宮本身，即所謂的koiton，也演變成了皇帝個人皇室?guī)旆?，用于家庭開支。

? ? ? ? ? 雖然themata，即軍事守備區(qū)及其軍隊，在8世紀初已經取得了明確的領土特征，但舊的省級行政機構的次級結構一直延續(xù)到9世紀初。教區(qū)消失了，實際上被軍區(qū)所取代；但在軍區(qū)內，舊的省級名稱繼續(xù)被用于財政區(qū)。每個地區(qū)的稅收評估和征收都由一個"管理者"或"監(jiān)督員"（doiketes）進行監(jiān)督，并為該省和首都的中央sekreton配備了官員。在七世紀后期，出現了 "所有省份"或某一特定軍區(qū)的 "省份"的監(jiān)督員，但在八世紀初之后，只有個別省份的監(jiān)督員是已知的。到了8世紀30年和40年，晚期的羅馬省已經被一種更先進的結構所取代，在每個軍區(qū)中，由一個protonotarios或首席公證人領導，向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長官負責管理軍區(qū)的財政管理。每個軍區(qū)還有一名法官（Krites），負責民事管理和司法；以及一名Chartoularios，他對君士坦丁堡的軍事財政部門負責，維護軍事登記和相關問題。他們都在stratêgos，即將軍的名義管轄之下，繼承了老的magistri militum，但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這種結構的發(fā)展相當緩慢：認為軍區(qū)將軍是一個從一開始就負責整個軍區(qū)管理的最高軍事長官的舊觀念顯然是不正確的——這可能只是從西奧菲勒斯（829-842）時期開始的情況。這些安排一直持續(xù)到11世紀末。

? ? ? ? ? 晚期羅馬和拜占庭的稅收旨在實現收入最大化。直到七世紀中后期，這一點是通過將登記納稅但未耕種的土地歸于鄰近的地主進行評估（稱為adiectio sterilium）而實現的。稅收是通過將土地（由面積、質量和作物類型決定）與勞動力（capitatio-iugatio系統(tǒng)）掛鉤的公式來評估的。未開發(fā)的土地不被直接征稅。稅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重新評估，最初是以5年為一個周期，后來是以15年為一個周期，盡管在實踐中，評估的時間要不固定得多。從第七或第八世紀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每個稅收單位都要產生固定的收入，在納稅人之間分配，納稅人作為一個整體對赤字負責，他們共同承擔赤字。稅收單位（實際上是社區(qū)）對屬于其稅收單位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耕種的土地的應付款項負有共同責任?？梢砸鬁p免稅收以補償這種負擔，但如果社區(qū)接管并耕種他們負責的土地，他們也必須支付減免所產生的虧損。由于在同一時期，城市似乎已經失去了其在征稅方面的中介作用，因此，這一工作現在由各省的帝國官員和鄉(xiāng)村社區(qū)負責。

? ? ? ? ? 七世紀以后發(fā)生的最重要的變化似乎是引入了分配稅的評估，即每年的評估是基于生產者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基于由國家預算需求決定的統(tǒng)一稅率。這涉及到準確的財產記錄和報表，拜占庭帝國發(fā)展了中世紀世界最先進的土地登記和財政評估系統(tǒng)之一。這些變化在九世紀中期已經完成。

? ? ? ? ?除了常規(guī)的土地稅外，還有各種特殊的稅收和徭役，包括為士兵和官員提供招待，維護道路、橋梁、防御工事，以及運送/或生產木炭、木材等廣泛的需求。它們起源于羅馬時代，一直延續(xù)到中期和后期的拜占庭時期，其拉丁文名稱大多被希臘文或希臘化的對應名稱所取代。一些類型的土地財產總是免于這些額外的稅收，特別是士兵擁有或持有的土地，以及在公共崗位上登記的人所持有的土地，這部分是行政傳統(tǒng)的反映，部分是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財產來履行職責。但是，對不太強大的納稅人提出的額外要求使這個系統(tǒng)變得復雜。在11世紀下半葉，貴金屬貨幣的貶值加上官僚的腐敗讓這個系統(tǒng)幾乎崩潰。

危機管理、軍事物資和海關

? ? ? ? ? 630年和640年東部省份被伊斯蘭教占領后，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反映在其采取的危機處理措施上，特別是被稱為kommerkiarioi的官員角色的轉變（即早期的comites commerciorum）。這些官員最初隸屬于sacrarum largitionum，盡管在六世紀時，他們已經歸屬到大法官的管轄之下。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監(jiān)督國家壟斷的絲綢生產和銷售，并作為海關官員處理貴重物品的進出口。在七世紀中葉，他們還負責為部隊提供裝備和物資，并負責征收和儲存財政收入的實物。高層Kommerkiarioi和他們所監(jiān)督和管理的倉庫（apothekai）似乎填補了新形勢下的空白，而縣級行政部門卻無法應對。由于他們的行政能力和他們管理的國家倉庫網絡的適宜性，向軍隊供應的基本任務落到了他們身上。

? ? ? ? ? 這種模式一直運行到利奧三世（717-741）在730年左右進行的某些改革和變化時期。

? ? ? ? ? 從大約730/731年開始，個人kommerkiarioi的重要性逐漸減少：代替與倉庫相關的高級kommerkiarioi，出現了與沒有特定區(qū)域和倉庫相關的kommerkiarioi。被稱為帝國Kommerkia的機構在此時出現，它似乎履行了一個相關但更有限的功能，直到9世紀的前幾十年，當軍區(qū)性的protonotarioi的建立及他們所管理的軍隊，他們的themata供應系統(tǒng)讓其成為多余的。此后，Kommerkiarioi本身出現在特定的軍事省份（themata），或更多地出現在特定的港口或轉口港，這強調了他們恢復了海關官員的角色，并控制與帝國以外地區(qū)的貿易和交流活動。從八世紀后期開始，貿易稅開始征收（即kommerkion），而kommerkiarioi則與征收關稅有關。

? ? ? ? ? kommerkiarioi經常合伙工作，共同承擔任務，并經常同時管理幾個不同的庫房。由于這些倉庫在地理上不一定毗連，顯然，在年度或五年的基礎上，由于相同的組合不以任何程度的規(guī)律性或頻率重復，它們似乎與定期稅收無關，而定期稅收是在年度、或至少是定期和重復的基礎上進行的。另一方面，一些證據表明，在一個或幾個kommerkiarioi下的倉庫群或省份與某些軍事事件的重合，必須反映兩者之間的關系。根據這一證據（盡管這一問題仍有爭議），由kommerkiarioi管理的倉庫系統(tǒng)與供應和裝備有關，而且可能也是為特定戰(zhàn)役集結的遠征軍或野戰(zhàn)部隊的食物儲備。

? ? ? ? ? ?九世紀初后，由軍區(qū)性的pr?tonotarioi管理的更有規(guī)律的系統(tǒng)成為永久性的（它可能從八世紀中葉開始發(fā)展），kommerkiarioi的活動與貿易和關稅有關。但隨著帝國的擴張和九世紀后期開始的進攻性戰(zhàn)爭，這一體系也開始發(fā)生變化。軍區(qū)民兵的邊緣化，意味著部分 "自給自足 "的軍區(qū)軍隊越來越多地被職業(yè)雇傭兵所取代，他們像以前一樣通過收集和運送物資來維持，除此之外，他們還經常駐扎在各省，國家允許他們在住宿、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仰仗當地人，從而給當地的納稅人帶來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在11世紀下半葉，這給稅收制度和生產人口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人口流動和人口遷移

? ? ? ? ? 為了應對人口和財政問題，以及消除宗教反對派，從六世紀后期到九世紀，政府采取了將人口從小亞細亞部分地區(qū)轉移到巴爾干地區(qū)，特別是色雷斯南部的政策，有時是大量的人口，以便重新填充這個被破壞的地區(qū)。第一次大規(guī)模遷移似乎是在莫里斯時期，當時安排了一些亞美尼亞士兵和他們的家人在色雷斯定居，以應對貧窮與遭破壞較嚴重的巴爾干省份的情況。顯然，在更大的規(guī)模上，康斯坦斯二世皇帝將大量被俘的斯拉夫人轉移到小亞細亞，查士丁尼二世皇帝也遵循了這一先例。其中，后者在690或691年從定居者中招募了自己的特殊軍隊，但事實證明，這支軍隊在接受戰(zhàn)斗考驗時并不可靠，許多士兵臨陣脫逃。在君士坦丁五世時期，由于他在保加利亞的戰(zhàn)役中捕獲了大量人口，以及至少在759年和762年兩次捕獲了許多人口，國家將這些被俘人員從巴爾干半島向小亞細亞轉移。這些努力反映了伊斯蘭襲擊者不斷入侵所造成的破壞，以及中央政府意識到他們需要穩(wěn)定局勢。此后的幾個世紀里，小亞細亞西北部的比希尼亞的斯拉夫人一直保持著這種身份（被遷移者）。

? ? ? ? ? 這場遷移運動并非都朝著同一個方向發(fā)展。查士丁尼將馬爾達派從黎巴嫩轉移到巴爾干和小亞細亞。馬爾達派是一個好戰(zhàn)的民族群體，給哈里發(fā)帶來了威脅。在680年根據條約被遷走；在同一個皇帝的領導下，相當數量的人被從敘利亞北部的Germanikeia周圍地區(qū)遷走，他們在色雷斯定居。在750年中期，君士坦丁五世將大量從敘利亞北部和安納托利亞地區(qū)強行遷出的移民安置在色雷斯，這似乎引起了保加利亞領導人的關注，當君士坦丁建造了一連串的堡壘和要塞來保護他們時，這種關注度無疑是增加了。同時，皇帝似乎故意采取了一項政策，在邊境地區(qū)減少人口，以建立一個無人區(qū)，使小型突擊隊難以通過。例如，在745/746年，在成功地攻擊了Germanikeia之后，帝國決定從敘利亞北部的邊境地區(qū)遷移人口。據記載，這些人大部分是信仰基督一性論的，他們被轉移到色雷斯；類似的驅逐行動發(fā)生在750-751年和754-755年，包括梅里特尼和Theodosioupolis地區(qū)。這一政策既有助于加強敘利亞北部邊境地區(qū)無人區(qū)的防御性，也有助于增加色雷斯的基督徒人口，因為他們遭受了斯拉夫人，特別是保加利亞人的襲擊。在776年的一次遠征中，來自同一地區(qū)的大量人員再次被抓獲并被轉移到巴爾干地區(qū)，康斯坦丁六世在793年將Armeniakon thema的叛變士兵驅逐到西部省份。邁克爾一世（811-813年）也將阿辛阿諾教派的異端成員驅逐到西部省份。

? ? ? ? ? 然而，人口轉移產生了許多影響：在尼科普羅斯一世時期，許多來自小亞細亞的士兵在其地區(qū)的軍事名冊上登記，由于類似的原因，他們被迫和他們的家人一起搬到色雷斯。在巴西爾一世時期，被打敗的保祿人又被從安納托利亞東部轉移到巴爾干省，他們給巴爾干省帶來了自己的二元異端體系，這種體系在新的土地上似乎很繁榮，并最終在10世紀的保加利亞領土上形成了波哥米利教。十一世紀及以后，敘利亞人，特別是亞美尼亞人大規(guī)模遷入小亞細亞西南部，部分原因是帝國在十世紀向東擴張，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十一世紀中期塞爾柱人的威脅。

? ? ? ? ? 這一政策斷斷續(xù)續(xù)地持續(xù)了大約四個世紀，對許多省份的人口和文化構成（以及一些地區(qū)的地名）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強調了正統(tǒng)的拜占庭國家的多民族特征。當帝國在同一時期面臨來自敵人的巨大經濟和軍事挑戰(zhàn)時，它也可能對帝國的持續(xù)靈活性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東羅馬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并不全是官方政策的結果，或者至少是強制轉移的結果。例如，相當數量的哥特人在五世紀通過條約協(xié)議在小亞細亞西北部定居，這一群體在六世紀晚期通過進一步增加士兵和他們的家人而得到加強，他們可能構成了奧普西翁軍隊中的Optimatoi分部，或許還包括所謂的Gotthograikoi（哥特希臘人），他們在八世紀初出現在這一地區(qū)，并擁有自己的財政管理人。伊利里庫姆軍隊的許多士兵也同樣在同一地區(qū)定居，在七世紀上半葉成為帝國野戰(zhàn)軍的一部分，后來構成了一個獨立的軍團。小亞細亞的民族構成由于11世紀少量法蘭克雇傭兵及其家屬的到來和定居，更重要的是游牧的土庫曼人的到來使得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