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年華

文/劉明文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館陶一中度過的，回憶起來，有些迷茫，似乎也有些奇趣。

一、文革前的一小段美好回憶

我于1965年9月考入館陶一中（初中十五級一班），班主任是孫永申老師，任課教師：語文，孫永申，數(shù)學是周長智；英語是霍樹嶺；政治是王振夏；植物是戴慶生。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都是很高的。對我們非常關心，照顧的無微不至。啥時候回想起來，總有一中暖暖的感覺。尤其是孫永申老師，他的文言文棒極了，在上課之外，也喜歡和同學們聊天。其中有兩首詩（權且叫詩吧）。一首是：終日奔忙只為饑，一朝得食便思衣。值得綾羅身上穿，抬頭卻嫌房屋低。蓋起高樓與大廈，房中缺少美貌妻。嬌妻美妾都娶下，出入無轎少馬奇。騾馬成群田萬頃，有財無勢怕受欺。六品七品嫌官小，四品五品還嫌低。當朝一品為宰相，朝思暮想要登基......這首詩的題目已記不清了，好像是叫什么《人心無盡》。另一首好像是說一個墓地，長了一棵向北彎的松樹：塚塋一棵松，與眾性不同。樹皆朝陽長，它卻向北生。當時，令我們這些懵懂少年對孫老師的文學功底佩服得五體投地。

二、轟轟烈烈的初中階段(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好景不長，正常的初中學習生活不足一年，1966年6月麥假開學（當時學校放農忙假），文化課就停止了。

1、“大轟大嗡”。開學以后，學習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文件《十六條》，及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等，自此，轟轟烈烈的運動開始了。

首先是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有揭發(fā)老師的、同事的，甚至有同學之間互相揭發(fā)、互相謾罵的。而更多的是揭發(fā)批判學校領導的。絕大多數(shù)是無中生有，生編爛造。前面所說的兩首詩，成了孫永申老師的罪狀。那《人心沒盡》是對貧下中農的污蔑。那《塚塋一棵松》，更是對毛主席的公開背叛。

有一個老師叫李伯剛，不知怎么回事兒，紅衛(wèi)兵硬說他是李鴻章的多少代孫，是什么“美國洋奴”。李老師否認此事，紅衛(wèi)兵：“不承認，就讓群眾說話吧，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庇谑怯糜布埌遄隽艘粔K牌子，上面寫著：“美國洋奴——李伯剛”。讓李老師脖子上掛了這張牌子，逐個教室去問。每到一個教室，李老師就舉起牌子問：“我是美國洋奴嗎？”；“是”同學們異口同聲。就這樣，美國洋奴的牌子就戴上了。

如此的民主，豈不是啼笑皆非。事實上，李老師并沒有給我們上過課，我們對他并不熟悉，甚至是不認識，何以知之他是“美國洋奴？”試問，在當時的情況下，又有誰敢說不是呢？

我們十五級一班東臨十四級二班，西面是十五級二班，這三個教室是一排。教室前面十幾米遠是一個大坑，有兩米深，無水。有一天在四級二班開批斗會，批判張孝賢老師，張老師是高中部的物理老師。無論是教學水平、為人處世，都令人十分佩服?？胺Q一中的物理權威。也不愧為人師表的楷模。在教室前面的坑里，燃著一堆柴火，烤著一根指頭粗細的鐵棍。只聽四級二班教室里人聲鼎沸：“說不說，不說揍他”。也不知讓張老師說什么？還有一些稚氣的聲音說：“烙他——烙他?！边@時候我才知道，那燒紅的鐵棍，是給張老師準備的。頓時，脊背上直冒涼氣。嚇得躲了起來。后來聽說，還真的烙了。

文革后，有人跟張老師說：“一定要查出這個人來，并對他進行處理。”張老師說：“嗨！算了吧，孩子終究是孩子，年齡小，不懂事兒。再說了，只要在這里上學，就算是我的學生，做老師的哪能跟學生計較呢？”對于張老師的人品，對于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胸懷，由此可見一斑。肚子里能撐船的，并非只有宰相。

2、破四舊

在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就習慣”運動中，一些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親眼所見，印象最深的是扒王七（王占元）的墳墓一事。王七的墳墓大概是在今超遠小區(qū)內，當時是拖拉機站，拖拉機站工人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積極分子——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嘛。記得王七墓地立有好幾塊碑，卻只有一座墳墓。扒墳的第一步是拉碑，每座石碑大約有三四米高。用鋼絲繩拴住石碑，東方紅拖拉機一拉，轟然倒塌了，大地為之顫動，塵土四處飛揚，頗為壯觀。然后是扒墳。許多人大聲提醒：“小心一點，說不定有什么機關、暗器、尸毒”。結果，扒開后，并沒有什么機關、暗器。也沒有什么毒。其中有好幾個墓室。奇怪的是只有中間那個墓室有尸體，那就是王占元，其余的都是空的。不知王七的夫人們哪里去了，奇哉怪也？

王占元是民國前的大軍閥，死于1934年，尸體埋了三十余年，卻并未腐爛，扒出來后，仍在拖拉機站西南的磚窯坑里，引來眾多人們圍觀，時間長了，也就無人再去理會，據(jù)說，后來被一個瘋子背走了。背往何處，不得而知。有人說，那瘋子是王七親人所顧，也有的說是王七舊部的后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3、大串聯(lián)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組織外地學校革命師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說來京參觀一律免費坐火車，來京參觀的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一律有國家財政開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這個史無前例的《通知》，造成了天上掉餡餅、免費大旅游的“全國大串聯(lián)”。全國各地真真假假的紅衛(wèi)兵，蜂擁而起。有去北京的、有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去井岡山的......全國各地到處可見串聯(lián)的大軍。

大串聯(lián)中，我去了北京兩次。

第一次是1966年9月，說起來真夠暈的。那一天，吃吧午飯，四五個同學正在屋里玩，突發(fā)奇想：“咱們去北京吧？”“行，走就走！”幾個人居然都沒給家長打聲招呼，也沒帶任何東西，甚至在外面曬著的被窩都沒收拾，抬腳走人。幾個同學，當時也只有十五六歲，只知道坐火車須要去邯鄲，邯鄲在西面。出校門，一路向西。大約走了四五里路，搭上一輛順路的貨車，到了邯鄲。在地委招待所遇到了館陶一中高中部的幾位同學。他們也是要到北京串聯(lián)的。我們便入了伙。如此這般，共湊了八十多個人，在地委招待處呆了一晚上，第二天便乘火車去了北京。至于車票問題、生活問題，自由高中老大哥張羅解決。一上火車，哎呀，真不是一班的擠呀。走道上、車所里、門邊上，到處擠滿了人。真正體會了什么叫“無立足之地”。如果把雙腳抬起來，身體就不會著地。誰要是膽敢坐下來，那他一定會被踩死。

在北京被安排在農業(yè)展覽館。三天后，即1966年9月15日，趕上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wèi)兵。具體時間是下午五點十五分至八點十五分。其幸福、激動地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說實話，確實沒能看清楚毛主席的偉大形象。因為人實在太多，那才真叫人山人海。而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離天安門實在太遠了。

第二次去北京串聯(lián)是1966年11月份。為了表現(xiàn)革命的熱情和決心，這次是步行去的。我們這一伙14個人，都是我們十五級一班的。這次準備的也比較充分，打好背包，帶上幾雙打了皮掌的鞋，在學校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支取了一些錢和全國通用的糧票，就出發(fā)了。一路上有紅衛(wèi)兵接待站，吃住都不用操心。從館陶到北京，全靠不行。在路上，多次遇到卡車，司機師傅給我們招手：“小將們，辛苦了，上車吧，稍你們一程”“不用了，謝謝師傅！”——真是傻帽。

在冀縣接待站，一個小伙子給我們講：“我們這兒是冀縣，過去叫冀州，是三國時姜維的故鄉(xiāng)......我們也不知她說的對不對，反正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那天睡得比較晚。也不知睡了多長時間，好像剛剛睡著，忽然有人說天亮了——起床”。睜眼一看，果然窗戶紙白了。于是大家趕緊起床。等一切準備好了，才發(fā)現(xiàn)天并沒有亮，是月光。有的打著啊欠說：再睡一會兒吧？，大部分人的意見是：既然起床了，就走吧，睡也睡不好了。結果太陽出山時，已走了五十里路，到了衡水。

黎明時分，大霧彌漫，能見度不足十米。北風不大，卻有一股子刺骨的寒意，從獻縣到河間的公路上，行進著14個背負背包的孩子，一路走，一路說笑，還不時響起優(yōu)雅的歌聲。

耿玉珍不知前天吃了什么東西，說了聲你們先走吧，就蹲路邊麥地里出恭。我們走了一段路，不見他趕上來。有的說不等他了，讓他慢慢的趕吧。可一直走到河間，也沒見他趕上來。這時已是下午四點了。濃霧早就散了，卻不知從何時起刮起了北風，并且越刮越大，塵土飛揚。

從河間接待站借了一輛自行車，讓王文學回去接他。直到下午六點，他倆才趕到河間。原來耿玉珍轉了向，我們向北走，他卻向南追，直到大霧消散，路上有了行人，一問之下，才知道犯了方向性錯誤。其實，王文學騎自行車接他，也并沒起多大作用。北風太大，兩人一輛車，根本騎不動，耿玉珍悄悄從后座上跳下來，跟在后面。王文學卻沒有察覺。風稍小一點的時候，車子已經走遠了。風太大，追趕不上，喊也喊不應。等王文學發(fā)現(xiàn)“丟了人”，耿玉珍已被拉下好遠了。

如此一路走下來，雖然苦、雖然累，心情倒是不錯，一路上有說有笑，有歌聲有風景。也體驗了一把戰(zhàn)爭年代整日徒步行軍的滋味。

三、復課鬧革命

我于1968年初中畢業(yè)，回家呆了一年多，到1969年，上邊號召“復課鬧革命”。學校組織高中招生，我于9月份考入館陶一中。開始了高中生活。當時，因為學校剛剛恢復開課，只有我們一個年級。兩個班，我是一班，班主任是蔣振雨老師，認課老師分別是：語文，陳子寅；數(shù)學，張慶泉；工業(yè)基礎知識（物理），蔣振雨；農業(yè)基礎知識（化學），張玉山；政治，孫長友；農知，董秀芳；英語，王玉山；音樂，李樹德；體育，郭仲鐸。

此時，仍是文革時期。政治氣氛十分濃重。既然是復課鬧革命，文化課自然是要上的。然而“復課”和“鬧革命”的分寸實難把握。老師講課，束手束腳，心有余悸。過去的教學方法已被批判了。新的方法尚未摸索出來。還有些知識內容沒變，卻名稱變了。例如，楞次定律，變成了電磁慣性定律。一面上課一面還要鬧革命。晨讀變成了天天讀（毛主席的書），還時不時地揪斗老師們。批斗完了，在上課。學生對老師的稱呼是：老+姓姓氏，老王、老張......不過絕大多數(shù)學生還叫老師，只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

再一種“革命”的形式就是挖地道。每個班教室、宿舍里都有地道口。開始是分離的，后來各班挖的地道連接起來，各個教室、宿舍都在地下挖通了。地道大約寬一米，高一點五米左右。上面有兩米左右的土層。據(jù)說當時學校的地道總長有十幾公里。我想有點吹噓吧。

毛主席“五·七指示”說：“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們高中階段只有一年多，到 1971年1月就畢業(yè)了。在這段時間里，既要復課，又要鬧革命。老師不敢放手教，學生也不認真學。同時大學又不招生，沒有奮斗目標，學到的知識委實有限得很。不過也不是全無收獲，正直的老師們在地下，利用一些機會，向我們灌輸不少有用的東西，委婉地告訴我們，社會終究會要發(fā)展的，知識總會有用的。實際上，我的學習意識，我對知識的渴求，正是在那段時間培養(yǎng)起來的。其中，蔣振雨老師對我的影響最大，使我受益終生。謝謝蔣老師！謝謝所有的老師們！

劉明文簡歷：

劉明文，館陶縣柴堡鎮(zhèn)劉村人，1951年生，1965年至1971年，就讀于館陶一中，1978年考入河北師范學院。先后就職于館陶縣一中、館陶縣農中、館陶縣職業(yè)技術教育中心，任物理教師。2011年退休。

201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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