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中國是一個“圣君”。官方載入史冊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間則至今還在津津樂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故事。然而，我對其卻十分反感。一是我對所有的皇帝都反感，皇帝都是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道的，他們是不會伸張正義的。二是他太過于精明，殘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統(tǒng)制，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他處處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寬仁儒雅，風流倜儻，然而內(nèi)心卻殘忍專橫；他又有著很強的政治敏銳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過他的父親雍正，而且對事件處置手段的殘酷和利落，也絲毫不遜于雍正。在他統(tǒng)治其間，共發(fā)生130余起文字獄案，而且還掀起一場又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禁書運動，將中國封建時期的思想文化專制推上了頂峰。他的那個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實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時期一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1?乾隆朝的第一起文字獄，是謝濟世注釋經(jīng)書案。這個謝濟世，我們在上文已經(jīng)認識，他在雍正朝兩次被查，差點被砍掉腦袋，后乾隆即位遇赦。他對乾隆感恩戴德，以為遇到了一個千古難逢的圣明天子，決心不負圣恩，報效朝廷，將其所著《大學》、《中庸》加以修訂，呈乾隆御覽。不料到了乾隆六年，乾隆突然把臉一翻，訓斥道：“所注經(jīng)書，刊刻傳播，多系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足為人心學術之害?！睂⑵浣缓V總督孫嘉淦查辦。所幸，這一次謝濟世并沒有獲罪。乾隆七年正月，所著經(jīng)書154本、刊板237塊，全部被焚毀。

在中國封建社會，人民遭受著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剝削，當他們對現(xiàn)實統(tǒng)治深感無望時，便常常將希望寄托在新君的身上。歷史上也確實常有新君即位，就改變前代皇帝一些做法的現(xiàn)象，如為冤假錯案平反、減免稅賦、懲治貪官等。然而，這些現(xiàn)象都是短暫的、局部的，人民的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被殘酷的黑暗現(xiàn)實擊得粉碎，永無出頭之日。因為，任何繼位者，都不可能對國家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違背祖制、祖訓是封建道統(tǒng)最大的“悖逆”，他們統(tǒng)治集團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允許離開本來的統(tǒng)治軌道。對前代的否定，僅僅是對一些政策的糾偏，目的是使封建統(tǒng)治更加完善而周密。因此，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卻又將另一批人投進了監(jiān)獄；免除了一部分稅賦，又加重了另一部分稅賦；懲治了一批貪官，又會滋生出另一批貪官……像謝濟世這類書卷氣太重的人，往往就會被新君的虛假現(xiàn)像所欺蒙。

乾隆當政六十三年，其中當皇帝六十年，當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較開明的時期。鑒于雍正竣猛嚴苛的統(tǒng)治，他施行了一套和緩寬松的方針。剛即位，就命將汪景祺懸掛在菜市口的首級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發(fā)配到關外等地的家人。為了避免再發(fā)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準了刑部的建議：今后凡告發(fā)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這就使雍正后期文禍蔓延之風得到了制止。前十六年間，僅發(fā)生一件謝濟世注經(jīng)文字獄案?？墒?，在乾隆十六年，發(fā)生了一件偽造孫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變了政策，由此開始了乾隆朝長達三十年文字獄的血雨腥風時代。

孫嘉淦，山西興縣人，歷任康熙朝翰林院檢討，乾隆朝刑部、吏部尚書，直隸、湖廣總督，協(xié)辦大學士；性格剛直，敢言直諫。雍正時曾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問題，觸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會上忽然流傳出一份假托孫嘉淦之名而造的《孫嘉淦奏稿》，內(nèi)容為指奏乾隆“五大過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貴總督碩色發(fā)現(xiàn)，不敢隱瞞，上報乾隆，乾隆嚴旨查辦。經(jīng)查，《奏稿》為江西撫州衛(wèi)千總盧魯生和南昌衛(wèi)守備劉時達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聳聽，擴大輿論，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許此二人有什么貪瀆之事，怕被皇帝發(fā)現(xiàn)吧。偽奏稿流布甚廣，全國二十一個省和西南土司統(tǒng)治地區(qū)，都有人傳抄；傳抄之人不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影響甚大。這使乾隆不惜傾一國之力，歷時一年八個月，追查偽奏稿。盧魯生被凌遲處死，劉時達和盧魯生的兩個兒子被秋后處決。偽奏稿事件讓乾隆感覺到，他治國的方針政策出了問題，如果不是過于寬緩，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傳抄偽奏稿呢？還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貽誤軍機而致金川戰(zhàn)事失利被處死的川陜總督張廣泗在廷審時說：“只知陛下寬仁，不知陛下英武?！贝嗽拰η∮|動很深，他對大臣說：“朕聞之深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边@是他對即位以來寬緩方針的初次檢討。而就在追查偽奏稿案其間，湖北又出現(xiàn)了一個馬朝柱事件。馬朝柱散發(fā)《詔書》和《反清檄文》，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麾下猛將如云，謀臣如雨。這又讓乾隆不勝驚駭，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須全面改變治政方針。在乾隆十八年，偽奏稿案接近尾聲時，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傳播流言，诪張為幻，關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彼f的世俗人心，就是社會風氣和思想意識，以及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不滿情緒和學術領域的非主流觀點等。他意識到，這是關系到一統(tǒng)江山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于是他開始強化對思想文化的統(tǒng)制，大興文字獄。

2?其實，乾隆是對形勢作出了誤判。到乾隆時，清朝奠鼎中原已90年，除了發(fā)型和服裝這些象征性的東西外，滿漢文化已經(jīng)相互融合，漢人也已經(jīng)承認了清朝的統(tǒng)治，特別是經(jīng)歷順、康、雍三朝的文化愚化和文字獄的血腥鎮(zhèn)壓，漢人的民族意識已經(jīng)淡化；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絕大部分并無“悖逆”的意思，許多反而出于對皇帝的熱愛而對他由衷地歌頌，或將皇帝當成一個禮賢下士、能夠虛心接受群眾意見的圣君而向他傾訴衷腸。(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乾隆十六年八月，有一個叫王肇基的人到山西汾州府同知衙門獻萬壽詩聯(lián)被抓。據(jù)王肇基供稱：“獻詩恭?；侍笕f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歡的意思?！庇址Q：“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誹謗，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里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于論那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比绱诵е?，也未得到原諒，乾隆斥道：“此等匪徒無知妄作，毀謗圣賢，編造時事??????豈可復容于化日光天之下?！蓖跽鼗淖锩恰盀^圣聽”，也就是弄臟了天子的耳朵。你弄臟他的耳朵，他就割掉你的腦袋。王肇基被“立斃杖下”。

魯迅先生在《買〈小學大全〉記》中所記述的那個尹嘉銓，犯的也是這樣的錯誤。尹嘉銓曾建議乾隆，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得到了乾隆“所奏是。欽此?！钡耐?，于是他開始注釋、考證《小學》，編成《小學大全》，進呈御覽，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欽此?！钡募卧S?？鬃诱f：“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鼻〉摹昂吞@可親”,讓尹嘉銓飄飄然起來。4年以后，他已經(jīng)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為他的父親――已故吏部侍郎尹會一請謚；這一回乾隆翻了臉，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可是他還不安分，接著又上了一本，請將“我朝”名臣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御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實際是請將他的父親從祀孔廟。于是乾隆不再饒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币毋屪罱K被“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乾隆四十八年所發(fā)生的馮起炎案，則是一件頗有些“風花雪月”意味的案子。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的一個書生，看中了自己的兩個表妹，家貧難娶，受當時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影響，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風流佳話。他聽說乾隆將到泰山謁陵，便身懷他注解的《易經(jīng)》和《詩經(jīng)》，作為送給皇帝的見面禮，在路旁等候被獲。在他那著作的結尾有一段胡說八道的文字：

“臣之來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別無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愿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苯Y局是“朱批：該部議奏。欽此”。

現(xiàn)在常聽說有人批評領導“只知道工作，不注意身體”，未料在《清文字獄檔》中也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事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有一個都察院役滿候選吏員嚴譄，向大學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請代為轉奏皇帝，內(nèi)容為“請鎮(zhèn)嚇貪官，勿得擾民”。舒赫德將嚴譄逮捕，又從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卻是請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體”。乾隆大怒，嚴旨查辦。經(jīng)審訊，嚴譄供稱――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fā)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后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fā)遣之事。一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折子，準行領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從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說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將傳聞立妃剪發(fā)之事總不提及，說成皇后賢美節(jié)烈，希冀動聽頒詔……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p>

最后的結果，嚴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擬”，旋得旨：“從寬改為斬決，親屬可毋庸緣坐”。

魯迅先生在談到這類案子時分析說：“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因為‘隔膜’”，“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里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于是乎殺掉。”可見，奉承拍馬也是要有才能的。

3?乾隆皇帝是一個詩人，一生寫詩三萬余首，比寫詩近萬首的陸游還要多兩萬余首，可以算是中國乃至世界之最了吧。但他雖然勤奮，卻是一個平庸的詩人，文學史上竟沒有他一首詩。在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他做了一首詩：“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數(shù)字，后來做不下去了，劉羅鍋趕緊為他接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鼻∥幢卣孀鲞^這一首詩，但他的詩可能也就是這樣的水平。也許正因為他是一個平庸的詩人，不知道朦朧、意境，不懂得比喻、夸張，把詩看成和奏章、公文一樣的明白如話，所以，在他政治神經(jīng)過度敏感的情況下，就將那些寫山寫水、寫花寫月的詩，看成是對他的攻擊了。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這類獄案真是太多了。

乾隆三十二年，江蘇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舉人蔡顯，刊刻自著詩文集《閑漁閑閑錄》，因當?shù)厥考澯姘l(fā)，乃持書自首。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奏報乾隆。乾隆審問后，認為高晉、明德于書中查出的諸條罪證，雖是怨憤之語，但并不詆毀朝政，但書中還另有悖逆之處，“有心隱約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而這個“隱約之詞”就是兩句詩：“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欲怒嗔”，認為是甘與戴名世、錢名世這樣的“惡逆之人”為伍。蔡顯被凌遲處死，其長子蔡必照從寬改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另外兩個兒子包大、大慈保和妾朱氏、未出嫁的三個女兒，俱付功臣為奴，三個學生發(fā)遣伊犁，兩個學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受書、印書之人也杖一百，流三千里；書板盡行銷毀；高晉、明德因瀆職而自請交部議處。

乾隆四十一年，已故內(nèi)閣學士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的句子，被認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為徐述夔《一柱樓詩》作序，被“褫其官爵銜謚，毀其祭葬碑文，撤其鄉(xiāng)賢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過去御賜的墨寶、詩章、碑帖、木杖、坐縟、壽佛等物。

乾隆四十三年，制造了舉人徐述夔《一柱樓詩》案，徐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卻被解讀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責“為何不說‘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兒子徐懷祖已故，被開棺戮尸，兩個孫子被斬決，兩個曾孫及家人均付功臣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別制造了李驎和戴移孝詩案。李驎詩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詩集中“長明寧易得”的句子，皆被指為“望明復興”。李驎已故，沒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梟首示眾；戴移孝和兒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眾，孫子戴世道處斬，重孫3人加恩改為應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

動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發(fā)動的一場對內(nèi)閣學士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的大批判。乾隆親自上陣，細摘原文，嚴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此處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則批曰：“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句，批曰：“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有朝門不開之語？”胡中藻被處斬；廣西巡撫鄂昌因與胡中藻“詩篇唱和”，被責令自盡；侍郎裘曰修被革職；又因胡中藻出自總理事務大臣鄂爾泰門下，責鄂爾泰結黨營私，時鄂已死，命將其撤出賢良祠。

4?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還有許多違礙和犯諱的案件。

所謂違礙，就是以文字或語言觸犯了當權者的忌諱。乾隆三十八年，山西按察使黃檢，將其祖父、已故大學士黃廷桂以前的奏折匯緝刊刻，被乾隆偶閱發(fā)現(xiàn)，受到查辦。那么，刊刻奏章有什么違礙？違礙之處在于奏章中有皇帝的朱批被公開了。在雍正時，公開皇帝的朱批是沒有忌諱的，雍正本人就很喜歡發(fā)表文章，《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他刊刻自己的《上諭內(nèi)閣》和《朱批諭旨》有一百多卷。他的意圖是想使自己的意見，使全體臣民都能知道，以達到統(tǒng)一思想、認識的目的。但乾隆卻看出了其中的負面影響：這么大量地公布“御批”，難免不被廣大臣民從中看去了皇帝的心思，這可是十分危險的，何況前后也有矛盾之處，更足以為治績之累。因此他即位后，就將《大義覺迷錄》列為禁書，下令銷毀，對《上諭內(nèi)閣》和《朱批諭旨》進行了大量地刪削和加工。查辦黃檢以后，乾隆又下旨：“恐從前曾為大員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類此刊刻，著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jīng)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并繳出奏聞，送京查銷?！?/p>

在胡中藻案件中被牽連責令自盡的廣西巡撫鄂昌的罪名是“與胡中藻詩篇唱和”?！霸娖汀北臼?a target="_blank">文人習性，有何違礙之處呢？乾隆就此事發(fā)了一通議論：“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謾，漸成惡習?！逼鋵崫M人“多效漢人習氣”，是由滿清皇帝做出的榜樣，康熙、雍正都是有很高漢學文化的皇帝，乾隆自己更是附庸風雅，到處留題。他們?nèi)绱诵蕾p漢族文化，卻警誡滿人不許沾染漢人習氣，其實是害怕被漢人同化的心理危機，就如“文革”時四人邦自己看《紅與黑》，卻摧毀古今中外一切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一樣。

清初“胡”、“戎”、“夷”、“狄”等字都是大忌。鄂昌在詩文中，稱蒙古為胡兒，被乾隆斥責為忘本。山東有一個讀書人，家中被查出一份1500年前晉朝江統(tǒng)所作的《徒戎論》，也被圣諭“斬立決”。直隸童生王旬，將儒家經(jīng)典《四書》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一句中的“夷狄”改為“義帝”，他說“如今皇上是俠義之君，這‘夷狄’二字應當避諱”，表白他并無“悖逆謗毀”之心。但也不行，被處死此外，“剃發(fā)”、“易服”等文字也是禁忌。明末的屈大均，文集中多有言論剃發(fā)的詩文，如《藏發(fā)冢銘》、《長發(fā)乞人贊》、《禿頌》、《藏發(fā)賦》等，被乾隆下令焚毀書板，還要剖棺戮尸，因不明墳墓所在而罷。他的文章中還有“雨花臺葬衣冠”之語，乾隆令兩江總督訪查其衣冠冢，將其刨毀，也未查到，演了一出鬧劇。

所謂犯諱，也是違礙，只是專指寫文章直接寫出君主或尊長的名字。中國古代的皇帝，實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東西，都要據(jù)為己有，他們使用過的東西，別人就不能再用。東漢劉秀當了皇帝，秀才就改為茂才。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輩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為允。清朝的避諱，是從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燁開始的，乾隆朝更嚴，避諱只是避開同字，但他卻搞擴大化，同音也不行。胡中藻在任廣西學政時曾出的“乾三爻不象龍說”試題，“龍”與“隆”同音，被指為詆毀乾隆，成為被處死的罪證之一。他甚至還管到了別朝皇帝的事，將《北史?文苑傳》中的“頡頏漢徹”中的“徹”改為“武”，因為“徹”犯了漢武帝劉徹的名諱。在乾隆朝犯諱的文字獄中，王錫侯《字貫》案最讓人痛心嘆息。

王錫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三十八歲中舉，以后九次參加進士考試不中，年老體衰，無田無業(yè)，靠寫書養(yǎng)活家小，生活艱難。乾隆四十年，63歲時他用自己的一處舊房抵押了135兩銀子作為資本，來刊刻他寫的一部《字貫》。乾隆四十二年，《字貫》被仇家告發(fā)，說該書的《自序》中，有貶損《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撫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報皇帝，請革去王錫候舉人名銜。乾隆親自審閱《字貫》，卻發(fā)現(xiàn)了另外更加重大的問題，就是書中竟然有康熙、雍正和“朕”的名字――玄燁、胤禛、弘歷。盡管乾隆時期犯諱之禁甚嚴，但王錫候的《字貫》是一部工具書，其作用就是規(guī)范人們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們犯諱的作用。因此，《字貫》刊行海內(nèi)兩年，并沒有人認為這是犯諱，原告和江西巡撫衙門的官員也沒有將此當作問題?？墒牵s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說“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將圣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悉行開列，深堪發(fā)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命將逆犯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就這樣，這個一般案件一下升級為欽辦特大逆案。王錫候這個可憐的老書生被“從寬斬決”，其子、孫7人斬監(jiān)侯，秋后處決；其妻、兒媳及未及16歲之人均付功臣之家為奴。

5?《水滸傳》中的宋江，也曾遭遇過一次文字獄，他在潯陽江酒樓上酒后題寫反詩被抓，想運用詐瘋伎倆逃避，披頭散發(fā)，渾身屎尿，居然還就騙過了蔡九知府；但最終還是被通判黃文炳識破。如果此事發(fā)生在乾隆時期，就沒有這樣復雜了，因為乾隆對于文字獄案，即使是真的精神病人，也不肯放過。乾隆朝這類文字獄發(fā)生過很多起，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丁文彬逆詞案。

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有一個浙江上虞人丁文彬，來到山東曲阜孔府門前，口稱是孔府親戚，呈書求見?？赘苁ス姇螅闹泻?，哪來的這門親戚？又見來書言辭“狂誕虛擬”更為緊張，便將丁文彬捉拿送縣，同時密札山東巡撫衙門查辦，并上奏皇帝。山東巡撫衙門從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書，書中“丁子曰”字樣經(jīng)挖補改為“天子王帝曰”，還有“大夏”、“大明”國號等大逆之語。這無疑是大逆之案，但山東巡撫楊應琚經(jīng)過審訊，卻發(fā)現(xiàn)丁文彬原來是一個瘋漢。他說，已故的衍圣公曾將兩個女兒許配給他，傳以堯舜之道（歷史上堯將帝位傳給舜，并將兩女許配舜，丁文彬所說的堯舜之道即指此——本文作者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國號大夏，年號天元。

據(jù)供：“小子從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過曲阜，見過老衍圣公，講堯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兩個女兒許配小子的。”

問：“你既是小家出身，現(xiàn)在看你形如乞丐，當年衍圣公怎肯與你結親？況結親從無兩女同許一人之理，又并無媒妁，顯屬妄賴了?！?/p>

供：“小子結親是奉上帝命，何許媒妁呢。那一夫二婦是堯舜之道，舜妻堯之二女，斑斑可考。當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實應稱帝，看小子講道論德，與舜無異，故傳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這都蒙上帝啟迪所成。小子聞得衍圣公歿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問：“問你是何等樣人，輒敢混稱天命在位的話，這就該萬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謀，這逆書是你幾年上在何處偽造的？看這書內(nèi)許多說話，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過一一供來?！?/p>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這本書又增添了好些，把書內(nèi)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補抽換粘連的?！?/p>

問：“你既敢著作逆書，謀為不軌，一定有主謀的人，還該有羽黨助你的人，還不實說嗎？”

“小子原不愿做這件事，實是上帝之命，無奈何，并沒有什么主謀的?！?/p>

問：“據(jù)你說上帝命你的話，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嗎？”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實是蒙上帝時時啟迪，常在身傍說話，人不能聽聞的?！?/p>

問：“那衍圣公你怎么稱他為圣帝，又有書稿寄孔家婦女們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來？”

供：“封董氏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親叫董恒山，開茶館的。小子沒飯吃，幫他扇過半年風箱，見他這女兒年方十五歲，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記載在書上的?！?/p>

問：“查你書中封孔大舅為冢宰，又封平虜將軍，又封孔叔舅為大宗伯、孔伯舅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為太宰，他們都在何處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項給他們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員原該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隨手記著。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沒處去記著名字的。小子父親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歲與嫂子秦氏是同歲的，他從前在松江打燒餅賣，今年在人家面館幫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罵我癡子，故此我書內(nèi)說‘兄頑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禮應封他，故此寫在書上，他們都實沒有受封的事，也都沒有給過札付的。還有個孔廣改，向在松江做左營副將，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寫上的?？傁肟准胰硕荚撟龉伲瑢嵲谶€未曾封過，如今聽得孔廣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紹興府城內(nèi)，，現(xiàn)有五十歲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寫在書上，那有札付呢？”

問：“你書中記張七，是什么樣人，為何這樣惱他呢？”

供：“張七即張不賡，他是松江張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緒，圣公之女應配與小子，不料被他奪娶了去。那年張七娶親，豪華已極。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師妹不得所，故此惱不過，記這一句的?！薄?/p>

丁文彬在獄中，身染疾病，時當六月，溽暑難當，乾隆怕他等不到判決、秋后執(zhí)行就死去，逃避國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將他凌遲處死。從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書被抓，至6月14日被處死，僅十六天。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賢被判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另兩侄士良、士信不滿16歲，給功臣之家為奴。另有看過“逆書”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慶皇帝即位，丁案緣坐之人才遇赦獲釋，4個侄子還活著，當年的年少后生，此時都已白發(fā)蒼顏。

5?乾隆朝的文字獄，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與禁書運動相伴而行。所謂禁書，就是國家通過行政手段，禁止、銷毀反對統(tǒng)治階級或對統(tǒng)治秩序不利的書籍。禁書和文字獄，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統(tǒng)制的手段，但禁書只是禁毀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獄則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及與作者有關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統(tǒng)治者也曾禁毀過書籍，但都是針對某種或某幾種書籍。而乾隆朝的禁書，則是傾全國之力，歷二十余年，規(guī)模浩大的政治運動。在多年查辦文字獄過程中，乾隆意識到，要從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識，就必須徹底銷毀那些傳播這些思想的書籍，實行愚民政策。然而，當時畢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個時代了，他不想給后世留下毀滅文化的惡名，而且還要留下美名，這一目的他居然就達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發(fā)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緒藏匿《吳三桂反清檄文》兩件文字獄案。這原是一起告發(fā)貪官的群眾上訪事件，卻被乾隆敏感地從中發(fā)現(xiàn)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從而轉變?yōu)閮善鹞淖知z大案。當時，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帶。一日，召見當?shù)厥考?，詢問地方情況。有一個原任江蘇布政使的退職官員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縣遭遇大水、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匿災不報的問題。乾隆聽后不悅，認為彭家屏將大好形勢說得漆黑一團。兩天后，他召見圖勒炳阿責詢，圖勒炳阿矢口否認。于是乾隆便讓圖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據(jù)實奏報。而在圖勒炳阿的奏報未到之時，乾隆就已經(jīng)在經(jīng)過濟寧時，從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的匯報中知道了“去年水災‘惟夏邑被災獨重’”的實情。這有些出乎乾隆的預料。不久，圖勒炳阿的奏報亦到，仍然匿災不報；但奏報中的粉飾之辭，卻又讓乾隆寧可相信所報情況是真實的。于是，他對圖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幾句，叫他對災區(qū)加賑一月，便將此事了結。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視了與河南相鄰的江蘇徐、淮等地，親眼見到了災民流離失所、田園被毀的真實景象，這才對去年秋天江淮一帶水災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進一步調(diào)查，而自己則結束南巡回京。當他返京行至山東境內(nèi)時，又發(fā)生了兩起河南夏邑災民攔路狀告當?shù)毓賳T辦賑不力、貪污災款的上訪事件。這讓乾隆大為惱怒，他已經(jīng)讓河南官員加賑，卻為何還要越境告狀，他懷疑這其中或許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懷疑是彭家屏。經(jīng)審詢上訪者，還真的審出了指使之人，但這個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縣生員段昌緒。于是，乾隆將上訪者交河南巡撫衙門繼續(xù)深查。不久，派去調(diào)查的人回來報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貪污災款、災民流離失所情況。乾隆于是將河南巡撫圖勒炳阿革職，發(fā)往新疆軍營效力，將夏邑、永城兩縣知縣革職查辦。然而，僅過了兩天，事情又突然發(fā)生了變化。夏邑縣知縣孫墨，在被革職之前，突擊查抄了段昌緒的家，抄出一份《吳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這使乾隆大為震驚，吳三桂叛亂已過去80年，竟還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這也進一步證實了他最初對這起上訪事件，是一起有預謀、有計劃、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變原先的處理決定，恢復圖勒炳阿等被革職官員之職，責成他們繼續(xù)清查此案，并指名要嚴查彭家屏，他仍然堅信，彭家屏才是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吳三桂反清檄文》。為了有利于調(diào)查，乾隆將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離家之后，河南官員對他進行了突擊抄家，但沒有查到《吳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員，共審彭家屏，逼他交出《吳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說他的確沒有藏匿《檄文》，乾隆說段昌緒家中藏匿此書，你家難道能沒有嗎？即使沒有，也定有其它這一類書籍。在乾隆強大氣勢的壓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這終于讓乾隆抓住了把柄，兩案被定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這兩起文字獄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誡世人，不得藏匿這類逆書。所以，在審結彭案時他在諭旨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彭家屏之敗露，豈由蒐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贝撕?，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齊周華逆書案，三十四年下令銷毀錢謙益書籍、書板?？墒?，數(shù)年下來，卻并沒有多少人主動交書。這使乾隆意識到，僅靠士民畏禍而自行銷毀家藏禁書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由政府強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發(fā)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購覓“歷代流傳舊書”“匯送京師”，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在“出產(chǎn)梨木之各州縣，照發(fā)去原開尺寸，檢選干整堅致合式堪用”的刊書梨板。而真實的目的則是調(diào)查摸底，禁毀書籍。但是，過去一年“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于是他點了近畿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擬定了采訪舊書的章程，首先校核《永樂大典》，輯錄善本，“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又再次點了江浙諸大省的名，說那里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兩年多過去了，這一次書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但乾隆想要“征集”的書籍卻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強文化建設的偽裝，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嚴旨：為什么這么多遺書中“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明令查辦以明末清初野史為重點的一切禁書。然而，嚴旨催逼也并不比設計誘惑的效果更好，特別是在江浙等省仍進展緩慢。清朝的官員，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經(jīng)歷康、雍兩朝文字獄，對書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們也在這方面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別想在這件事上貪賞求功。但是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陣惡風，將這場大火燃燒起來，這陣惡風就是文字獄。在乾隆四十二年，他親自制造了幾起文字大獄，其中的王錫候《字貫》案中，他嚴處了江西巡撫海成。這個海成，是這場禁書運動的積極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剛樹起來的先進典型。但他在查辦《字貫》案時，卻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問題，屬于嚴重瀆職，于是乾隆便翻轉臉來，又拿他作了一個反面典型。海成被發(fā)往新疆烏什效力，其他有關官員也受到了處分：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留任，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以失察革職，交刑部治罪。乾隆嚴辦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滿人，省級大員，又是他親手樹起來的禁書積極分子，將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員，如仍如過去那樣“空言塞責，并不切實檢查”，海成便是前鑒。此后，各地特別是江浙等文化發(fā)達地區(qū)，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tài)，挾仇誣陷的告訐之風甚熾，地方官吏一見檢舉旁人收藏逆書，便不分青紅皂白立案嚴辦，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文字獄。從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書運動結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獄五十九起，中國封建時期文字獄，被推上了頂峰。

乾隆時期的禁書運動，除了禁毀書籍以外，還包括篡改書籍，就是編修四庫全書，這被譽為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后世”的偉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時期文字獄的血跡漸漸淡去，后世的人們，經(jīng)過《欽定四庫全書》的愚化，開始頌揚乾隆的盛德；時至今日，對編修四庫全書，仍然是譽多毀少，認為保全了中國的古書。魯迅先生對此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大劫難。他說“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tǒng)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于“七經(jīng)”，“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yè)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nèi)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jīng)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是的，這樣的保全古書，實在也是毀滅了古書，而且比禁毀古書更陰險。我曾見過南宋胡銓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庫本兩個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陳辭、憤怒聲討秦檜等人賣國行徑的戰(zhàn)斗檄文，四庫版只刪減數(shù)行、改易幾十字，便血氣盡失。乾隆御下的那邦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還真是高超。閱讀這種欽定的文章，國運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艦炮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老大帝國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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