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漫筆--關于文字獄(五)
乾隆皇帝在中國是一個“圣君”。官方載入史冊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間則至今還在津津樂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故事。然而,我對其卻十分反感。一是我對所有的皇帝都反感,皇帝都是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道的,他們是不會伸張正義的。二是他太過于精明,殘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統(tǒng)制,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他處處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寬仁儒雅,風流倜儻,然而內(nèi)心卻殘忍專橫;他又有著很強的政治敏銳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過他的父親雍正,而且對事件處置手段的殘酷和利落,也絲毫不遜于雍正。在他統(tǒng)治其間,共發(fā)生130余起文字獄案,而且還掀起一場又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禁書運動,將中國封建時期的思想文化專制推上了頂峰。他的那個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實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時期一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1?乾隆朝的第一起文字獄,是謝濟世注釋經(jīng)書案。這個謝濟世,我們在上文已經(jīng)認識,他在雍正朝兩次被查,差點被砍掉腦袋,后乾隆即位遇赦。他對乾隆感恩戴德,以為遇到了一個千古難逢的圣明天子,決心不負圣恩,報效朝廷,將其所著《大學》、《中庸》加以修訂,呈乾隆御覽。不料到了乾隆六年,乾隆突然把臉一翻,訓斥道:“所注經(jīng)書,刊刻傳播,多系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足為人心學術之害?!睂⑵浣缓V總督孫嘉淦查辦。所幸,這一次謝濟世并沒有獲罪。乾隆七年正月,所著經(jīng)書154本、刊板237塊,全部被焚毀。
在中國封建社會,人民遭受著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剝削,當他們對現(xiàn)實統(tǒng)治深感無望時,便常常將希望寄托在新君的身上。歷史上也確實常有新君即位,就改變前代皇帝一些做法的現(xiàn)象,如為冤假錯案平反、減免稅賦、懲治貪官等。然而,這些現(xiàn)象都是短暫的、局部的,人民的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被殘酷的黑暗現(xiàn)實擊得粉碎,永無出頭之日。因為,任何繼位者,都不可能對國家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違背祖制、祖訓是封建道統(tǒng)最大的“悖逆”,他們統(tǒng)治集團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允許離開本來的統(tǒng)治軌道。對前代的否定,僅僅是對一些政策的糾偏,目的是使封建統(tǒng)治更加完善而周密。因此,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卻又將另一批人投進了監(jiān)獄;免除了一部分稅賦,又加重了另一部分稅賦;懲治了一批貪官,又會滋生出另一批貪官……像謝濟世這類書卷氣太重的人,往往就會被新君的虛假現(xiàn)像所欺蒙。
乾隆當政六十三年,其中當皇帝六十年,當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較開明的時期。鑒于雍正竣猛嚴苛的統(tǒng)治,他施行了一套和緩寬松的方針。剛即位,就命將汪景祺懸掛在菜市口的首級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發(fā)配到關外等地的家人。為了避免再發(fā)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準了刑部的建議:今后凡告發(fā)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這就使雍正后期文禍蔓延之風得到了制止。前十六年間,僅發(fā)生一件謝濟世注經(jīng)文字獄案??墒?,在乾隆十六年,發(fā)生了一件偽造孫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變了政策,由此開始了乾隆朝長達三十年文字獄的血雨腥風時代。
孫嘉淦,山西興縣人,歷任康熙朝翰林院檢討,乾隆朝刑部、吏部尚書,直隸、湖廣總督,協(xié)辦大學士;性格剛直,敢言直諫。雍正時曾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問題,觸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會上忽然流傳出一份假托孫嘉淦之名而造的《孫嘉淦奏稿》,內(nèi)容為指奏乾隆“五大過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貴總督碩色發(fā)現(xiàn),不敢隱瞞,上報乾隆,乾隆嚴旨查辦。經(jīng)查,《奏稿》為江西撫州衛(wèi)千總盧魯生和南昌衛(wèi)守備劉時達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聳聽,擴大輿論,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許此二人有什么貪瀆之事,怕被皇帝發(fā)現(xiàn)吧。偽奏稿流布甚廣,全國二十一個省和西南土司統(tǒng)治地區(qū),都有人傳抄;傳抄之人不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影響甚大。這使乾隆不惜傾一國之力,歷時一年八個月,追查偽奏稿。盧魯生被凌遲處死,劉時達和盧魯生的兩個兒子被秋后處決。偽奏稿事件讓乾隆感覺到,他治國的方針政策出了問題,如果不是過于寬緩,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傳抄偽奏稿呢?還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貽誤軍機而致金川戰(zhàn)事失利被處死的川陜總督張廣泗在廷審時說:“只知陛下寬仁,不知陛下英武?!贝嗽拰η∮|動很深,他對大臣說:“朕聞之深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边@是他對即位以來寬緩方針的初次檢討。而就在追查偽奏稿案其間,湖北又出現(xiàn)了一個馬朝柱事件。馬朝柱散發(fā)《詔書》和《反清檄文》,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麾下猛將如云,謀臣如雨。這又讓乾隆不勝驚駭,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須全面改變治政方針。在乾隆十八年,偽奏稿案接近尾聲時,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傳播流言,诪張為幻,關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彼f的世俗人心,就是社會風氣和思想意識,以及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不滿情緒和學術領域的非主流觀點等。他意識到,這是關系到一統(tǒng)江山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于是他開始強化對思想文化的統(tǒng)制,大興文字獄。
2?其實,乾隆是對形勢作出了誤判。到乾隆時,清朝奠鼎中原已90年,除了發(fā)型和服裝這些象征性的東西外,滿漢文化已經(jīng)相互融合,漢人也已經(jīng)承認了清朝的統(tǒng)治,特別是經(jīng)歷順、康、雍三朝的文化愚化和文字獄的血腥鎮(zhèn)壓,漢人的民族意識已經(jīng)淡化;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絕大部分并無“悖逆”的意思,許多反而出于對皇帝的熱愛而對他由衷地歌頌,或將皇帝當成一個禮賢下士、能夠虛心接受群眾意見的圣君而向他傾訴衷腸。(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乾隆十六年八月,有一個叫王肇基的人到山西汾州府同知衙門獻萬壽詩聯(lián)被抓。據(jù)王肇基供稱:“獻詩恭?;侍笕f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歡的意思?!庇址Q:“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誹謗,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里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于論那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比绱诵е?,也未得到原諒,乾隆斥道:“此等匪徒無知妄作,毀謗圣賢,編造時事??????豈可復容于化日光天之下?!蓖跽鼗淖锩恰盀^圣聽”,也就是弄臟了天子的耳朵。你弄臟他的耳朵,他就割掉你的腦袋。王肇基被“立斃杖下”。
魯迅先生在《買〈小學大全〉記》中所記述的那個尹嘉銓,犯的也是這樣的錯誤。尹嘉銓曾建議乾隆,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得到了乾隆“所奏是。欽此?!钡耐?,于是他開始注釋、考證《小學》,編成《小學大全》,進呈御覽,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欽此?!钡募卧S??鬃诱f:“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鼻〉摹昂吞@可親”,讓尹嘉銓飄飄然起來。4年以后,他已經(jīng)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為他的父親――已故吏部侍郎尹會一請謚;這一回乾隆翻了臉,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可是他還不安分,接著又上了一本,請將“我朝”名臣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御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實際是請將他的父親從祀孔廟。于是乾隆不再饒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币毋屪罱K被“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乾隆四十八年所發(fā)生的馮起炎案,則是一件頗有些“風花雪月”意味的案子。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的一個書生,看中了自己的兩個表妹,家貧難娶,受當時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影響,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風流佳話。他聽說乾隆將到泰山謁陵,便身懷他注解的《易經(jīng)》和《詩經(jīng)》,作為送給皇帝的見面禮,在路旁等候被獲。在他那著作的結尾有一段胡說八道的文字:
“臣之來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別無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愿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苯Y局是“朱批:該部議奏。欽此”。
現(xiàn)在常聽說有人批評領導“只知道工作,不注意身體”,未料在《清文字獄檔》中也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事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有一個都察院役滿候選吏員嚴譄,向大學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請代為轉奏皇帝,內(nèi)容為“請鎮(zhèn)嚇貪官,勿得擾民”。舒赫德將嚴譄逮捕,又從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卻是請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體”。乾隆大怒,嚴旨查辦。經(jīng)審訊,嚴譄供稱――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fā)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后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fā)遣之事。一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折子,準行領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從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說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將傳聞立妃剪發(fā)之事總不提及,說成皇后賢美節(jié)烈,希冀動聽頒詔……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p>
最后的結果,嚴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擬”,旋得旨:“從寬改為斬決,親屬可毋庸緣坐”。
魯迅先生在談到這類案子時分析說:“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因為‘隔膜’”,“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里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于是乎殺掉。”可見,奉承拍馬也是要有才能的。
3?乾隆皇帝是一個詩人,一生寫詩三萬余首,比寫詩近萬首的陸游還要多兩萬余首,可以算是中國乃至世界之最了吧。但他雖然勤奮,卻是一個平庸的詩人,文學史上竟沒有他一首詩。在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他做了一首詩:“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數(shù)字,后來做不下去了,劉羅鍋趕緊為他接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鼻∥幢卣孀鲞^這一首詩,但他的詩可能也就是這樣的水平。也許正因為他是一個平庸的詩人,不知道朦朧、意境,不懂得比喻、夸張,把詩看成和奏章、公文一樣的明白如話,所以,在他政治神經(jīng)過度敏感的情況下,就將那些寫山寫水、寫花寫月的詩,看成是對他的攻擊了。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這類獄案真是太多了。
乾隆三十二年,江蘇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舉人蔡顯,刊刻自著詩文集《閑漁閑閑錄》,因當?shù)厥考澯姘l(fā),乃持書自首。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奏報乾隆。乾隆審問后,認為高晉、明德于書中查出的諸條罪證,雖是怨憤之語,但并不詆毀朝政,但書中還另有悖逆之處,“有心隱約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而這個“隱約之詞”就是兩句詩:“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欲怒嗔”,認為是甘與戴名世、錢名世這樣的“惡逆之人”為伍。蔡顯被凌遲處死,其長子蔡必照從寬改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另外兩個兒子包大、大慈保和妾朱氏、未出嫁的三個女兒,俱付功臣為奴,三個學生發(fā)遣伊犁,兩個學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受書、印書之人也杖一百,流三千里;書板盡行銷毀;高晉、明德因瀆職而自請交部議處。
乾隆四十一年,已故內(nèi)閣學士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的句子,被認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為徐述夔《一柱樓詩》作序,被“褫其官爵銜謚,毀其祭葬碑文,撤其鄉(xiāng)賢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過去御賜的墨寶、詩章、碑帖、木杖、坐縟、壽佛等物。
乾隆四十三年,制造了舉人徐述夔《一柱樓詩》案,徐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卻被解讀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責“為何不說‘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兒子徐懷祖已故,被開棺戮尸,兩個孫子被斬決,兩個曾孫及家人均付功臣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別制造了李驎和戴移孝詩案。李驎詩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詩集中“長明寧易得”的句子,皆被指為“望明復興”。李驎已故,沒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梟首示眾;戴移孝和兒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眾,孫子戴世道處斬,重孫3人加恩改為應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
動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發(fā)動的一場對內(nèi)閣學士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的大批判。乾隆親自上陣,細摘原文,嚴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此處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則批曰:“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句,批曰:“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有朝門不開之語?”胡中藻被處斬;廣西巡撫鄂昌因與胡中藻“詩篇唱和”,被責令自盡;侍郎裘曰修被革職;又因胡中藻出自總理事務大臣鄂爾泰門下,責鄂爾泰結黨營私,時鄂已死,命將其撤出賢良祠。
4?在乾隆朝的文字獄中,還有許多違礙和犯諱的案件。
所謂違礙,就是以文字或語言觸犯了當權者的忌諱。乾隆三十八年,山西按察使黃檢,將其祖父、已故大學士黃廷桂以前的奏折匯緝刊刻,被乾隆偶閱發(fā)現(xiàn),受到查辦。那么,刊刻奏章有什么違礙?違礙之處在于奏章中有皇帝的朱批被公開了。在雍正時,公開皇帝的朱批是沒有忌諱的,雍正本人就很喜歡發(fā)表文章,《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他刊刻自己的《上諭內(nèi)閣》和《朱批諭旨》有一百多卷。他的意圖是想使自己的意見,使全體臣民都能知道,以達到統(tǒng)一思想、認識的目的。但乾隆卻看出了其中的負面影響:這么大量地公布“御批”,難免不被廣大臣民從中看去了皇帝的心思,這可是十分危險的,何況前后也有矛盾之處,更足以為治績之累。因此他即位后,就將《大義覺迷錄》列為禁書,下令銷毀,對《上諭內(nèi)閣》和《朱批諭旨》進行了大量地刪削和加工。查辦黃檢以后,乾隆又下旨:“恐從前曾為大員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類此刊刻,著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jīng)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并繳出奏聞,送京查銷?!?/p>
在胡中藻案件中被牽連責令自盡的廣西巡撫鄂昌的罪名是“與胡中藻詩篇唱和”?!霸娖汀北臼?a target="_blank">文人習性,有何違礙之處呢?乾隆就此事發(fā)了一通議論:“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謾,漸成惡習?!逼鋵崫M人“多效漢人習氣”,是由滿清皇帝做出的榜樣,康熙、雍正都是有很高漢學文化的皇帝,乾隆自己更是附庸風雅,到處留題。他們?nèi)绱诵蕾p漢族文化,卻警誡滿人不許沾染漢人習氣,其實是害怕被漢人同化的心理危機,就如“文革”時四人邦自己看《紅與黑》,卻摧毀古今中外一切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一樣。
清初“胡”、“戎”、“夷”、“狄”等字都是大忌。鄂昌在詩文中,稱蒙古為胡兒,被乾隆斥責為忘本。山東有一個讀書人,家中被查出一份1500年前晉朝江統(tǒng)所作的《徒戎論》,也被圣諭“斬立決”。直隸童生王旬,將儒家經(jīng)典《四書》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一句中的“夷狄”改為“義帝”,他說“如今皇上是俠義之君,這‘夷狄’二字應當避諱”,表白他并無“悖逆謗毀”之心。但也不行,被處死此外,“剃發(fā)”、“易服”等文字也是禁忌。明末的屈大均,文集中多有言論剃發(fā)的詩文,如《藏發(fā)冢銘》、《長發(fā)乞人贊》、《禿頌》、《藏發(fā)賦》等,被乾隆下令焚毀書板,還要剖棺戮尸,因不明墳墓所在而罷。他的文章中還有“雨花臺葬衣冠”之語,乾隆令兩江總督訪查其衣冠冢,將其刨毀,也未查到,演了一出鬧劇。
所謂犯諱,也是違礙,只是專指寫文章直接寫出君主或尊長的名字。中國古代的皇帝,實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東西,都要據(jù)為己有,他們使用過的東西,別人就不能再用。東漢劉秀當了皇帝,秀才就改為茂才。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輩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為允。清朝的避諱,是從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燁開始的,乾隆朝更嚴,避諱只是避開同字,但他卻搞擴大化,同音也不行。胡中藻在任廣西學政時曾出的“乾三爻不象龍說”試題,“龍”與“隆”同音,被指為詆毀乾隆,成為被處死的罪證之一。他甚至還管到了別朝皇帝的事,將《北史?文苑傳》中的“頡頏漢徹”中的“徹”改為“武”,因為“徹”犯了漢武帝劉徹的名諱。在乾隆朝犯諱的文字獄中,王錫侯《字貫》案最讓人痛心嘆息。
王錫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三十八歲中舉,以后九次參加進士考試不中,年老體衰,無田無業(yè),靠寫書養(yǎng)活家小,生活艱難。乾隆四十年,63歲時他用自己的一處舊房抵押了135兩銀子作為資本,來刊刻他寫的一部《字貫》。乾隆四十二年,《字貫》被仇家告發(fā),說該書的《自序》中,有貶損《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撫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報皇帝,請革去王錫候舉人名銜。乾隆親自審閱《字貫》,卻發(fā)現(xiàn)了另外更加重大的問題,就是書中竟然有康熙、雍正和“朕”的名字――玄燁、胤禛、弘歷。盡管乾隆時期犯諱之禁甚嚴,但王錫候的《字貫》是一部工具書,其作用就是規(guī)范人們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們犯諱的作用。因此,《字貫》刊行海內(nèi)兩年,并沒有人認為這是犯諱,原告和江西巡撫衙門的官員也沒有將此當作問題??墒牵s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說“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將圣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悉行開列,深堪發(fā)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命將逆犯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就這樣,這個一般案件一下升級為欽辦特大逆案。王錫候這個可憐的老書生被“從寬斬決”,其子、孫7人斬監(jiān)侯,秋后處決;其妻、兒媳及未及16歲之人均付功臣之家為奴。
5?《水滸傳》中的宋江,也曾遭遇過一次文字獄,他在潯陽江酒樓上酒后題寫反詩被抓,想運用詐瘋伎倆逃避,披頭散發(fā),渾身屎尿,居然還就騙過了蔡九知府;但最終還是被通判黃文炳識破。如果此事發(fā)生在乾隆時期,就沒有這樣復雜了,因為乾隆對于文字獄案,即使是真的精神病人,也不肯放過。乾隆朝這類文字獄發(fā)生過很多起,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丁文彬逆詞案。
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有一個浙江上虞人丁文彬,來到山東曲阜孔府門前,口稱是孔府親戚,呈書求見??赘苁ス姇螅闹泻?,哪來的這門親戚?又見來書言辭“狂誕虛擬”更為緊張,便將丁文彬捉拿送縣,同時密札山東巡撫衙門查辦,并上奏皇帝。山東巡撫衙門從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書,書中“丁子曰”字樣經(jīng)挖補改為“天子王帝曰”,還有“大夏”、“大明”國號等大逆之語。這無疑是大逆之案,但山東巡撫楊應琚經(jīng)過審訊,卻發(fā)現(xiàn)丁文彬原來是一個瘋漢。他說,已故的衍圣公曾將兩個女兒許配給他,傳以堯舜之道(歷史上堯將帝位傳給舜,并將兩女許配舜,丁文彬所說的堯舜之道即指此——本文作者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國號大夏,年號天元。
據(jù)供:“小子從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過曲阜,見過老衍圣公,講堯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兩個女兒許配小子的。”
問:“你既是小家出身,現(xiàn)在看你形如乞丐,當年衍圣公怎肯與你結親?況結親從無兩女同許一人之理,又并無媒妁,顯屬妄賴了?!?/p>
供:“小子結親是奉上帝命,何許媒妁呢。那一夫二婦是堯舜之道,舜妻堯之二女,斑斑可考。當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實應稱帝,看小子講道論德,與舜無異,故傳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這都蒙上帝啟迪所成。小子聞得衍圣公歿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問:“問你是何等樣人,輒敢混稱天命在位的話,這就該萬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謀,這逆書是你幾年上在何處偽造的?看這書內(nèi)許多說話,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過一一供來?!?/p>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這本書又增添了好些,把書內(nèi)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補抽換粘連的?!?/p>
問:“你既敢著作逆書,謀為不軌,一定有主謀的人,還該有羽黨助你的人,還不實說嗎?”
“小子原不愿做這件事,實是上帝之命,無奈何,并沒有什么主謀的?!?/p>
問:“據(jù)你說上帝命你的話,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嗎?”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實是蒙上帝時時啟迪,常在身傍說話,人不能聽聞的?!?/p>
問:“那衍圣公你怎么稱他為圣帝,又有書稿寄孔家婦女們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來?”
供:“封董氏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親叫董恒山,開茶館的。小子沒飯吃,幫他扇過半年風箱,見他這女兒年方十五歲,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記載在書上的?!?/p>
問:“查你書中封孔大舅為冢宰,又封平虜將軍,又封孔叔舅為大宗伯、孔伯舅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為太宰,他們都在何處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項給他們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員原該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隨手記著。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沒處去記著名字的。小子父親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歲與嫂子秦氏是同歲的,他從前在松江打燒餅賣,今年在人家面館幫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罵我癡子,故此我書內(nèi)說‘兄頑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禮應封他,故此寫在書上,他們都實沒有受封的事,也都沒有給過札付的。還有個孔廣改,向在松江做左營副將,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寫上的??傁肟准胰硕荚撟龉伲瑢嵲谶€未曾封過,如今聽得孔廣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紹興府城內(nèi),,現(xiàn)有五十歲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寫在書上,那有札付呢?”
問:“你書中記張七,是什么樣人,為何這樣惱他呢?”
供:“張七即張不賡,他是松江張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緒,圣公之女應配與小子,不料被他奪娶了去。那年張七娶親,豪華已極。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師妹不得所,故此惱不過,記這一句的?!薄?/p>
丁文彬在獄中,身染疾病,時當六月,溽暑難當,乾隆怕他等不到判決、秋后執(zhí)行就死去,逃避國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將他凌遲處死。從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書被抓,至6月14日被處死,僅十六天。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賢被判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另兩侄士良、士信不滿16歲,給功臣之家為奴。另有看過“逆書”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慶皇帝即位,丁案緣坐之人才遇赦獲釋,4個侄子還活著,當年的年少后生,此時都已白發(fā)蒼顏。
5?乾隆朝的文字獄,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與禁書運動相伴而行。所謂禁書,就是國家通過行政手段,禁止、銷毀反對統(tǒng)治階級或對統(tǒng)治秩序不利的書籍。禁書和文字獄,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統(tǒng)制的手段,但禁書只是禁毀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獄則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及與作者有關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統(tǒng)治者也曾禁毀過書籍,但都是針對某種或某幾種書籍。而乾隆朝的禁書,則是傾全國之力,歷二十余年,規(guī)模浩大的政治運動。在多年查辦文字獄過程中,乾隆意識到,要從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識,就必須徹底銷毀那些傳播這些思想的書籍,實行愚民政策。然而,當時畢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個時代了,他不想給后世留下毀滅文化的惡名,而且還要留下美名,這一目的他居然就達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發(fā)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緒藏匿《吳三桂反清檄文》兩件文字獄案。這原是一起告發(fā)貪官的群眾上訪事件,卻被乾隆敏感地從中發(fā)現(xiàn)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從而轉變?yōu)閮善鹞淖知z大案。當時,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帶。一日,召見當?shù)厥考?,詢問地方情況。有一個原任江蘇布政使的退職官員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縣遭遇大水、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匿災不報的問題。乾隆聽后不悅,認為彭家屏將大好形勢說得漆黑一團。兩天后,他召見圖勒炳阿責詢,圖勒炳阿矢口否認。于是乾隆便讓圖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據(jù)實奏報。而在圖勒炳阿的奏報未到之時,乾隆就已經(jīng)在經(jīng)過濟寧時,從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的匯報中知道了“去年水災‘惟夏邑被災獨重’”的實情。這有些出乎乾隆的預料。不久,圖勒炳阿的奏報亦到,仍然匿災不報;但奏報中的粉飾之辭,卻又讓乾隆寧可相信所報情況是真實的。于是,他對圖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幾句,叫他對災區(qū)加賑一月,便將此事了結。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視了與河南相鄰的江蘇徐、淮等地,親眼見到了災民流離失所、田園被毀的真實景象,這才對去年秋天江淮一帶水災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進一步調(diào)查,而自己則結束南巡回京。當他返京行至山東境內(nèi)時,又發(fā)生了兩起河南夏邑災民攔路狀告當?shù)毓賳T辦賑不力、貪污災款的上訪事件。這讓乾隆大為惱怒,他已經(jīng)讓河南官員加賑,卻為何還要越境告狀,他懷疑這其中或許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懷疑是彭家屏。經(jīng)審詢上訪者,還真的審出了指使之人,但這個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縣生員段昌緒。于是,乾隆將上訪者交河南巡撫衙門繼續(xù)深查。不久,派去調(diào)查的人回來報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貪污災款、災民流離失所情況。乾隆于是將河南巡撫圖勒炳阿革職,發(fā)往新疆軍營效力,將夏邑、永城兩縣知縣革職查辦。然而,僅過了兩天,事情又突然發(fā)生了變化。夏邑縣知縣孫墨,在被革職之前,突擊查抄了段昌緒的家,抄出一份《吳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這使乾隆大為震驚,吳三桂叛亂已過去80年,竟還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這也進一步證實了他最初對這起上訪事件,是一起有預謀、有計劃、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變原先的處理決定,恢復圖勒炳阿等被革職官員之職,責成他們繼續(xù)清查此案,并指名要嚴查彭家屏,他仍然堅信,彭家屏才是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吳三桂反清檄文》。為了有利于調(diào)查,乾隆將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離家之后,河南官員對他進行了突擊抄家,但沒有查到《吳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員,共審彭家屏,逼他交出《吳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說他的確沒有藏匿《檄文》,乾隆說段昌緒家中藏匿此書,你家難道能沒有嗎?即使沒有,也定有其它這一類書籍。在乾隆強大氣勢的壓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這終于讓乾隆抓住了把柄,兩案被定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這兩起文字獄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誡世人,不得藏匿這類逆書。所以,在審結彭案時他在諭旨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彭家屏之敗露,豈由蒐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贝撕?,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齊周華逆書案,三十四年下令銷毀錢謙益書籍、書板??墒?,數(shù)年下來,卻并沒有多少人主動交書。這使乾隆意識到,僅靠士民畏禍而自行銷毀家藏禁書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由政府強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發(fā)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購覓“歷代流傳舊書”“匯送京師”,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在“出產(chǎn)梨木之各州縣,照發(fā)去原開尺寸,檢選干整堅致合式堪用”的刊書梨板。而真實的目的則是調(diào)查摸底,禁毀書籍。但是,過去一年“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于是他點了近畿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擬定了采訪舊書的章程,首先校核《永樂大典》,輯錄善本,“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又再次點了江浙諸大省的名,說那里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兩年多過去了,這一次書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但乾隆想要“征集”的書籍卻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強文化建設的偽裝,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嚴旨:為什么這么多遺書中“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明令查辦以明末清初野史為重點的一切禁書。然而,嚴旨催逼也并不比設計誘惑的效果更好,特別是在江浙等省仍進展緩慢。清朝的官員,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經(jīng)歷康、雍兩朝文字獄,對書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們也在這方面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別想在這件事上貪賞求功。但是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陣惡風,將這場大火燃燒起來,這陣惡風就是文字獄。在乾隆四十二年,他親自制造了幾起文字大獄,其中的王錫候《字貫》案中,他嚴處了江西巡撫海成。這個海成,是這場禁書運動的積極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剛樹起來的先進典型。但他在查辦《字貫》案時,卻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問題,屬于嚴重瀆職,于是乾隆便翻轉臉來,又拿他作了一個反面典型。海成被發(fā)往新疆烏什效力,其他有關官員也受到了處分: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留任,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以失察革職,交刑部治罪。乾隆嚴辦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滿人,省級大員,又是他親手樹起來的禁書積極分子,將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員,如仍如過去那樣“空言塞責,并不切實檢查”,海成便是前鑒。此后,各地特別是江浙等文化發(fā)達地區(qū),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tài),挾仇誣陷的告訐之風甚熾,地方官吏一見檢舉旁人收藏逆書,便不分青紅皂白立案嚴辦,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文字獄。從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書運動結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獄五十九起,中國封建時期文字獄,被推上了頂峰。
乾隆時期的禁書運動,除了禁毀書籍以外,還包括篡改書籍,就是編修四庫全書,這被譽為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后世”的偉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時期文字獄的血跡漸漸淡去,后世的人們,經(jīng)過《欽定四庫全書》的愚化,開始頌揚乾隆的盛德;時至今日,對編修四庫全書,仍然是譽多毀少,認為保全了中國的古書。魯迅先生對此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大劫難。他說“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tǒng)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于“七經(jīng)”,“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yè)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nèi)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jīng)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是的,這樣的保全古書,實在也是毀滅了古書,而且比禁毀古書更陰險。我曾見過南宋胡銓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庫本兩個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陳辭、憤怒聲討秦檜等人賣國行徑的戰(zhàn)斗檄文,四庫版只刪減數(shù)行、改易幾十字,便血氣盡失。乾隆御下的那邦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還真是高超。閱讀這種欽定的文章,國運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艦炮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老大帝國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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