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聯(lián)晉

薛先生就是薛老師；薛老師就是薛希瑄。“先生”是我們現(xiàn)在對他的尊稱；“老師”是我們過去對他的俗稱。學生時代，“薛老師、薛老師”，我們人前人后都這樣稱喚，但從沒人直呼他的大名。為啥？不為別的，就是一個“敬”字！

最早慕名薛老師，是聽我父親說的。父親也是薛老師的學生，曾對我說：薛老師語文厲害，評點的作文有畫龍點睛之妙，至今他還保存著當年薛老師批改的文本。而我認識薛老師是在禹王高中。斯時，我是高六班的學生，他是高八班的班主任?，F(xiàn)在想來，整整兩年，沒有聆聽過老師一節(jié)課，沒有和老師說過一句話，有的只是一件至今難言的囧事。當年，學校里老師和學生廁所是分開著的。我這個愛惡作劇的孩子，一天竟跑到屬于老師的教工廁所去了，正褪下褲子，門口進來一個人，是薛老師。老師看我一眼，我低下了頭，那個囧，真想找個地縫鉆進去。但老師無言，只是皺了一下眉。這事有損師道尊嚴，要是讓校方知道了還了得，我忐忑數(shù)日，但終究平安無事。

嚴格點說，我不是薛老師的嫡傳弟子。薛老師語文好，我愛好語文。一個十八歲時就懷揣文學夢的青年，多么渴望得到老師的教誨和指點，但由于出身的卑微和與生俱來的“階級烙印”，我沒有勇氣自報家門，只能遠遠地仰視著老師。在我小小的心目中，他就是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典雅儒者！斯時，他也就是五十多歲吧，身材清瘦、衣著簡樸，有清秀飄逸之氣；說話一字一板，走路不急不慢，一招一式，都是學者的范兒。他不多說話，很少喜怒于色，哪怕再糟心的事，最多皺皺眉頭；再開心的事，也只是微微一笑。偶爾他也說個俏皮話，常常逗得眾人大笑，而他依然一本正經。我曾經試問過幾個同學：可見過薛老師發(fā)怒？皆言沒有。其實，薛老師也會發(fā)怒的。我就遇到過一次，而且我還是“導火索”，也是我和老師人生軌跡的第一次交集。

現(xiàn)在回頭說說自己。我本一介文學青年，躬耕垅上，務農兩年。恰逢一九七七年國家恢復高考。我興致勃勃參加了，也以高分預選上了，卻因家庭出身和政審而落選。當此之時，我的班主任李逢賢老師鼓勵我復習，引薦我到以薛老師為班主任的禹王高中文科復習班。見薛老師是在他的辦公室，我自報家門，老師笑曰：“認識，有一面之交”，接著，莞爾；我說明來意，也許他早知我的遭際，突然臉色嚴肅，在房間來回踱步，連連說：“怎么能這樣！怎么會這樣！……不要灰心，明年再考！”

不久，薛老師出了個作文題，名曰：“要考”。常言道：憤怒出詩人，聯(lián)想到自己的不公命運，我便洋洋灑灑、一氣呵成。課堂上，薛老師講評了這次作文，范文就是我的“要考”。他先是一字一板：“要考，黨中央給的權利為什么不考？要考，鄧副主席給的權利為什么不考？”接著，他目光平掃全班學生，最后落在我身上，臉色愈發(fā)嚴峻：“這幾天，大家都知道，我們班有個學生因政審和家庭出身而落選了。這是什么？這是壓制人才！這是摧殘人才！粉碎‘四人幫’快兩年了，科學的春天來了，鄧副主席也說‘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我們這里，怎么能這樣，怎么會這樣！”只見他手拍講桌上，鏗鏘的話語在教室里回蕩：“我就不信烏云永遠能遮天，我就不信公平和正義永遠會缺席！”此時，那教鞭已重重地敲擊在黑板“要考”二字上。“要考，黨中央給的權利為什么不考！要考，鄧副主席給的權利為什么不考！”這是老師對一個素昧平生的學生命運不公的抗爭和吶喊！這情景，盡管過去四十多年了，但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版上了。(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在崔志忠、劉火花、薛希瑄、李逢賢、衛(wèi)創(chuàng)智等眾多老師的呵護和支持下，1978年的夏天，前度劉郎今又來，我重上考場，考上了山西大學。填報志愿時，我去拜見薛老師，想征求他的意見。那天，老師正埋首于一堆報紙間，他很興奮，抖著一張《光明日報》，連連說：“你看，都是好消息，吳祖光、陳荒煤……這些大右派都出來了，文藝的春天要來了?！崩蠋熍c我談起吳祖光是怎樣的才子，他的《風雪夜歸人》抗戰(zhàn)時怎樣地轟動山城，他怎樣被打成了右派，怎樣和評劇皇后新鳳霞苦難夫妻艱難度日……老師說的這些，我前所未聞。我這個文學青年，當年腦子里只知道一個浩然和八個樣板戲。俄爾，他莊重告訴我：“《光明日報》有篇評論員文章很大膽，有些話觸及很多禁區(qū)，看來咱們國家將面臨重大變化?！笔裁醋兓?？他沒說，我也沒問。好久后我方明白，老師說的那篇文章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F(xiàn)在想來，在那乍暖還寒的時節(jié)，能如此看準時局，老師真是好眼力！他動員我報考與文學有關的專業(yè)，發(fā)揮自己的特長。

大學畢業(yè)后，我又一次見了薛老師。這次不是在他的辦公室，而是在他回家的路上——我們相對而行遇于禹王電影院門口。老師問了我分配去向，我道出自己的心思：那時候一門心思從事行政，本已分配到一所大學，正找關系改派到臨汾的黨政機關。老師沒有反對，他只說：“你的文學底子還好，希望你從事相關的工作。”我沒吭聲，其時我不可救藥地迷上了仕途。

最后一次見薛老師是在公元2000年之后了。那是在李逢賢老師令郎的婚禮上，我恰和薛老師坐在同席。當時我在臨汾地委辦公廳工作，掛職在曲沃縣委。老師沒問我這些年的經歷，我也沒說。老師只說：“不管怎樣，不要把寫作丟了，那是你的看家本事。”那天，風很大，我想送老師一程，他執(zhí)意不肯，就騎著老舊自行車回家，從中衛(wèi)村到東滸村，要十幾里路?？粗线~的背影，我有點心酸，自知辜負了老師的期望，有愧！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薛老師也仙逝近十年了，墳草黃了青，青了黃。如今，我也年過花甲，夕陽西下?；仡欁哌^的路，我不知我，風雨官場，蹉跎了大好年華；還是老師知我，數(shù)次點撥，可惜我沒改弦更張?，F(xiàn)在的心情好有一比：我就是籠中之鳥，也曾向往藍天白云；如今掙脫了名韁利索，不知這翅膀還能不能飛翔？我想拜詢于先生，嗚呼，可也只能在夢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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