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歷史性的存在，在時間中流逝，尋求意義，并期待永恒。

可是，作為過往的他者的故事（his-story），歷史在根本上是不可重復的，歷史也不具有預測當下和未來的功能。那么，歷史對于今天的我們，到底有什么關聯(lián)？或者說，歷史何用？了解歷史，意在何為？

可以說，史學家對于歷史科學化建構的努力，其隱含的動機，就在于希望歷史是有用的、有所作為的。通過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歷史呈現(xiàn)出某種可以掌握的規(guī)律，或者被發(fā)現(xiàn)存在某種能夠實現(xiàn)的目的。歷史由此能夠面對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質疑，它已不再僅僅記述已然的、不可改變的、特殊的人物和事件，而是蘊涵著普遍性和可能性。

然而，在海登·懷特看來，所謂的歷史科學，還停留在很原始的地步，它無法成功地取得近代自然科學所取得的那種客觀統(tǒng)一的成就。針對歷史材料，史學家試圖運用規(guī)范的理性論證加以解釋，可惜的是，那些被認為是主流的、成熟的論證方式，比如形式論、機械論、有機論和情境論，它們雖然貌似科學、合理和中立，卻相互沖突，高下難分，不僅無法取得基本共識，而且都認為自身之外的其他論證形式并不科學。

懷特看到了支配歷史學家采用不同論證方式背后的深層次的語言結構，它們表現(xiàn)為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詩性話語。作為“元歷史”意義上的根本前提，這些比喻模式預構了歷史學家的歷史想象。同樣遺憾的是，沒有哪種單一的語言規(guī)則能夠像數學和邏輯對自然科學的塑造那樣，成為歷史領域中標準的、基礎性的方法論范型。

因此，歷史研究無法建立統(tǒng)一的科學理論模型，它似乎介于科學與藝術之間。它無法提供忠于事實的觀察報告，只能致力于解釋策略的多元化，歷史由此成為了歷史的敘事，而一切敘事都是情節(jié)化的。懷特把這些情節(jié)化敘事納入了四種類型，分別是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徊粌H如此，每個歷史書寫者進入歷史時，還帶著相應的價值立場，無論是無政府主義的，激進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

無論如何，史學家為我們提供的這樣或那樣的歷史圖景，都是語言預構、論證形式、情節(jié)類型、意識形態(tài)這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們分別涉及語言學、認識論、美學、倫理學的層次。這四個層次之間的組合關系并不是必然的，而具有選擇的親和性。通過對四位歷史哲學家（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克羅齊）和四位歷史學家（米什萊、托克維爾、蘭克、布克哈特）的分析，懷特認為，每一種歷史哲學都包含了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的要素，正如每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都包含了一種成熟的歷史哲學要素。無法判斷誰的歷史觀念比其他歷史觀念更科學、更實在、更深刻、更合理。

很明顯，歷史不可能成為嚴格科學。歷史本質上是詩學的，創(chuàng)造性的事業(yè)，歷史既關涉特殊性也涉及普遍性，盡管就歷史而言其特殊性是既有的而非發(fā)明的。對于特定的讀者而言，沒有哪種歷史學理論僅僅是因為它足以說明其敘述中包含的材料，而令他們信服或能夠強加給他們。

比這更加激進的是，就連歷史學中什么東西可算做材料，都是可爭議的。既然一切敘事都是情節(jié)化的，因而歷史的顯現(xiàn)就具有虛構性。懷特明確提出，歷史與歷史書寫完全相同，從而駁斥了歷史客觀主義的主要預設——存在敘事主體和對象的二元區(qū)別。沒有任何外在客觀中立的歷史存在（行為、事件等），唯有歷史話語所產出的存在論效果。懷特說，“故事被講述或書寫，而非被發(fā)現(xiàn)”，但他并沒有根本否認事實本身的存在。他否認的是我們慣常以為的歷史事實的存在方式，即把事實當作了既定的、不可動搖的東西。事實隨著解釋而生成，沒有解釋和情節(jié)化的構建，事實就僅僅是一堆混沌的、空洞的、成疑的材料。事實被懷特界定為“單稱存在命題”，歷史學家能夠講述各種各樣的關于同一事實的不同故事。關鍵在于對事件的回溯性組織。在這種“故事情節(jié)化-意義結構化-組織邏輯化”的過程中，已經發(fā)生的事實并不是固定在那里的不動產，而是可以根據當前的需要而不斷加以征用、重塑的東西。

所以，懷特并沒有放棄了歷史知識與歷史真理的觀念。他認為歷史書寫有能力表達一種特殊人類真理。在他的歷史關切下，認識論基礎已經從某種客觀知識問題轉換為個體或集體的自我知識問題。在這方面，懷特受維柯的人類真理概念的影響，認為真理都是創(chuàng)造的。人類確實只能知曉他本人所創(chuàng)造的，由此只能追求一種關于人類事物的（因而是歷史的）知識，這種知識性質上不同于自然知識。其實早在康德那里，相比“人為自然立法”的科學知識而言，“人為自己立法”的倫理知識才是最為純粹的人類理性的表達。而在克爾凱郭爾筆下，這種自我知識被稱為主觀真理。所謂主觀，并不是任意，而是說真理一定要和人的生命意義發(fā)生內在的關聯(lián)。

這就是歷史話語所激活的真相。歷史學家夢想不用任何話語介入就把事實連貫起來，這僅僅是自欺欺人。懷特認為，事實真理（truth）是首字母小寫“t”的真理，而非大寫“T”的那種歷史真理。歷史真理只能是一個話語問題，沒有任何特定歷史意義先于它們的話語編織。懷特由此宣稱，歷史知識和關于人類自身的知識比任何自然知識都更真、更確定。歷史被理解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事業(yè)，它是由歷史學家對人事的一種想象性把握所塑造的。書寫歷史是一種個體和集體的自我肯定及自我創(chuàng)造的活動。

懷特受惠于薩特的存在主義。在《存在與虛無》中題為“我的過去”的一小節(jié)中，薩特寫道：

“該誰來決定我15歲那年的神秘主義危機曾是一次青春期純粹偶然事件，還是相反，是一次未來轉變的最初信號呢？是由我本人，依據是否我應該決定——在20歲、30歲——去轉變來確定。轉變一旦形成，就給那次青少年時期的危機賦予了我未曾重視的某種征兆的價值?！?/p>

通過現(xiàn)在的種種選擇，我規(guī)定或否定了過去的行動。歷史的過往并非不可逆的。以回溯性的方式，我對那些行動的價值或無價值做出評判，從而改變了它們的意義。我會基于當下的關懷，而突出、放大、消解、遺忘事件的不同方面。我們一直活在歷史的延續(xù)性當中，歷史意義在本質上是開放式的，根據每個時代的需要，歷史被塑造或重新塑造。

懷特認為，歷史能動者能夠選擇他們自己的過去，并且通過他們的特有行動選擇他們自己的現(xiàn)在。他們選擇的模式，不僅是他們尋求模仿和重復的，而且還是他們視作唯有在他們自身中才可完全實現(xiàn)的。在這種預兆-實現(xiàn)關系中，兩個事件總是被認為彼此決定的，即前一事件具有一種唯有在后一事件中才能完全顯現(xiàn)開來的意義。

一方面是人們追尋意義的天性，另一方面是過去的不可企及性。在構造與過去的任何聯(lián)系時，如何構建可理解的故事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如何使我們真正擁有對于過去的經驗，從而真切把握我們現(xiàn)在的存在經驗，這就是歷史學家的現(xiàn)象學渴望。在這一渴望的驅使下，理解歷史的焦點從認識論難題轉向表現(xiàn)形式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秉持啟蒙理性的歷史學家，還是19世紀力圖使歷史科學化的職業(yè)歷史學家，他們所追求的客觀普遍、價值中立、獨立自足，都蘊含著他們對于歷史意義的期待：通過歷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存在家園？

具有“科學精神”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認知上是懷疑論的，這被看作是學術謹慎和注重經驗實證；他們在道德上是不可知論的，這被看作是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客觀中立。可是，事與愿違，最終這些歷史學家都使得歷史研究走向了反諷模式，也就是他們無法以充足的科學成色，去建構具有說服力的史學體系。真正的歷史沒落于科學的分析當中。與此相對，懷特一開始就明確宣布自己的歷史研究是反諷的，他以開放的、平等的、包容的心態(tài)看待各種歷史解釋模式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他由此認為他的進路才是價值中立的和純粹形式主義的。他的反諷尤其指向他自己：相對于其他史觀而言，他的歷史觀念并沒有任何優(yōu)越性，也不過是諸多可能觀點當中的一種。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懷特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怎么可能把歷史定于一尊呢？卡爾·巴特鄭重提醒我們：“理解歷史意味著舊時智慧和今日智慧之間不斷進行日益真誠、日益緊迫的交談?！?/strong>懷特的歷史研究，正是在實踐這種交談。通過他的揭示，我們確實感受到，史學的真正危機，就在于忽略了過往和今日之間日益迫切的生命關聯(lián)，導致的結果是歷史已死，當下也難以煥發(fā)生機。我們需要活的當下，所以我們需要進入活的歷史。正如梅洛·龐蒂所說，歷史既不是因果必然性的，也不是目的論的。歷史是存在的交錯成形。伴隨著存在的意義在歷史中的綻現(xiàn)過程，我們的生命得到延續(xù)和更新，并展現(xiàn)出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