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論文《呂岑會戰(zhàn)考古：對十七世紀軍事物質(zhì)文化的考察》，第八章；部分內(nèi)容作刪減與改動；分作三部分

前言：

? 對古戰(zhàn)場的考古為史料提供了重要而頗具價值的補充，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是對戰(zhàn)役本身的評估變得更為復雜。因而，戰(zhàn)役中的獨立事件依照事件順序進行討論，首先根據(jù)歷史資料，然后根據(jù)考古資料，隨后將兩者相結(jié)合以協(xié)調(diào)重構(gòu)事件本身。出于這種復雜，一些如瑞典軍隊的老藍旅的行動將分作不同的部分進行討論。下文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敘述戰(zhàn)斗的四個階段——瑞典軍隊抵達戰(zhàn)場、發(fā)動進攻、帝國軍隊發(fā)動反擊、瑞典軍隊發(fā)動第二次進攻。

瑞典軍隊的抵達：“呂岑之霧”

? 主要基于次級史料的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認為大霧對戰(zhàn)斗戰(zhàn)場了決定的影響，推遲了早上的戰(zhàn)斗，而在中午時分重返時又掩蓋了瑞典軍隊或者帝國軍隊的潰敗，瑞典國王則失蹤在這篇濃霧之中，再未現(xiàn)身。迄今為止“呂岑之霧”（Lützen fog）的傳說仍是當?shù)刈鳛榍锛緷忪F的表達。這種水霧由于濕度過大而導致的局部氣象現(xiàn)象，常于11月份出現(xiàn)于呂岑的大平原。雖然此是額外的證據(jù)，但歷史資料甚至目擊者的證詞都與戰(zhàn)斗期間這場霧的持續(xù)時間和性質(zhì)非常不一致。

? 只有Dalbier與瑞典總部兩位目擊者報告稱會戰(zhàn)當日的上午有霧，但只是現(xiàn)身于晴空之后；而據(jù)Dalbier所說，霧氣一直持續(xù)到了早上9時，隨后在10:30又重新出現(xiàn)，這與弗利特伍德的證詞相矛盾，后者稱直至上午10時都是晴空。而就在戰(zhàn)斗開始時，如迪奧達蒂與法布里奇烏斯所稱則中午時分前后都有霧氣，另外還有十三名目擊者稱當日根本不起霧。

? 盡管目擊者的描述存在差異，但是所有人都認為在黎明時分并不起霧，而古斯塔夫也不敢在得到關(guān)于敵方熟悉地形并占據(jù)地勢的輕騎兵的情報前在濃霧中或黎明前夕行軍。弗利特伍德特別提到瑞典軍隊在11月16日的行動中并沒有因大霧而貽誤：

? 六日拂曉，王率軍征

（The six of November the Kinge at break of the day marched his army…）

Vitzthum與Berlepsch則稱：

? 某天早晨，約是六日破曉，全軍朝敵進發(fā)

（The other morning, the 6th as soon as it was dawn, one had started to move against the enemy…）

? 一般而言，晴朗的早晨后不太可能會出現(xiàn)水霧。要么清晨就起霧，要么一整天都沒有霧氣，而太陽升起后水霧也不在出現(xiàn)，消失后也不會復現(xiàn)。最有可能的是早上并沒有起水霧，而是揚起了陰霾（haze），而目擊者認為不值一提。最初的槍擊及前哨戰(zhàn)與后方的帝國軍隊的炮火，早在主力部隊進入戰(zhàn)場前就已經(jīng)開始打響，而呂岑平原的高濕度會使得槍炮的濃煙沿著戰(zhàn)線的上空停滯，在無風的情況下尤為如此。隨后，帝國軍隊在呂岑鎮(zhèn)內(nèi)縱了火，小鎮(zhèn)燃燒時的大火很快會給大片的戰(zhàn)場上籠罩著一層煙霧繚繞的帷幕。不久后，戰(zhàn)斗正式開始，火槍與火炮的煙霧越來越濃厚，并著燃燒的心小鎮(zhèn)所冒出煙霧，與陰霾相交織，給人以一種早上起了霧的錯覺，并嚴重降低了戰(zhàn)場上的能見度。由于高濕度、陰霾、槍炮產(chǎn)生的濃煙與小鎮(zhèn)燃燒時產(chǎn)生煙霧結(jié)合到一塊的特殊情況，會戰(zhàn)當日的可見度比平日里更低，因而目擊者錯誤的將其稱之為“起了霧”（fog）或“起了靄”（mist）。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目擊者給出的水霧復現(xiàn)與消失的時間各不相同。

第一次遭遇戰(zhàn)：

? 11月15日，古斯塔夫率軍從瑙姆堡沿著王政大道行軍23公里，然卻在里帕奇（Rippach）為帝國軍隊的克羅地亞輕騎兵與騎步兵所阻攔，一直拖延至夜幕降臨。隨后，瑞典軍隊在離小溪（即Mühlgraben）東岸不遠處安營扎寨，與把守呂岑的帝國軍隊僅相距五公里。Vitzthum與Berlepsch匯報稱整晚見到了帝國軍隊在幾個村莊的營火。由于在瑞典軍營處并不能看見Z?llschen、Kaya與Meuchen，因而唯一可能的便是在駐地不到兩公里外的Bothfeld與R?ken仍有帝國軍隊的哨所或偵察隊伍，使新教聯(lián)軍草木皆兵，而這似乎也是瑞典軍隊以戰(zhàn)斗陣型扎營的原因。另一邊，為了防止瑞典軍隊從小鎮(zhèn)后的米爾格拉本（Mühlgraben）與弗洛斯格拉本（Flo?graben）兩條渡河發(fā)動突襲，華倫斯坦在下令“死戰(zhàn)不退”后寫信與帕彭海姆，令其帶上一切可調(diào)動的部隊赴呂岑集結(jié)。

? 關(guān)于瑞典軍隊在16日早對小鎮(zhèn)采取的行動的匯報含糊不清，且大多來自于非親歷者。理解瑞典軍隊貽誤的關(guān)鍵之處是弄清其中的緣由，這種貽誤對于古斯塔夫而言尤為致命，而似乎當需從很少的戰(zhàn)后匯報中搞清。由于需要急行軍以發(fā)動突襲，瑞典軍隊將大部分輜重都被遺留在了瑙姆堡，在曠野度過了十一月份的一個寒冷之夜的士兵身上可能只裹了一條毯子；旦日，在七點鐘的第一縷陽光中全軍開始進發(fā)。在得知帕彭海姆正率部馳援的情報后，古斯塔夫尤為焦急。假設他們穿過大道扎營是為了防止帝國軍隊的突襲，那么隨著與敵軍的臨近，瑞典軍隊無疑按照扎營時的隊列分兩路縱隊前進，最終列為兩道陣線，而列于2公里余隊列前的右翼可能會在早上進行某些戰(zhàn)術(shù)回轉(zhuǎn)。

? 駐扎在R?cken與Bothfeld兩地的前哨部隊肯定沒有試圖抵抗，并后撤到弗洛斯格拉本渡河后。早七點三十分左右，瑞典軍隊沿著大道向小鎮(zhèn)推進了五公里，目光為日所蔽。早八時，呂岑土墻上射出的火槍彈阻礙了先頭部隊的行動。從對呂岑的進軍行動與遭到火槍手的阻擊可以視作某種暗示，即古斯塔夫?qū)Ξ敃r的情況并未完全熟悉。約過去了半個小時，根據(jù)偵察部隊的匯報，北邊的米爾格拉本溪岸布滿沼澤、沒有橋梁而“無利于我”（uncomfortably places），古斯塔夫才下決定繞過小鎮(zhèn)向南行軍。

? 盡管在16日上午托蒂內(nèi)利（Tontinelli）與布雷道（Bredau）剛率部抵達畢，并被派往大部隊后方以為一夜的急行軍補充精力，然而華倫斯坦依然不得不等待帕彭海姆的部隊而爭取時間。據(jù)Vitzthum與Berlepsch所說：

? 四支騎兵現(xiàn)身小鎮(zhèn)一側(cè)

（Four troops of cavalrymen have shown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city）

? 而當瑞典的先頭部隊遭到土墻火力的阻擊后，據(jù)瑞典總部（Swedish HQ）所說，在向小鎮(zhèn)推進的途中：

? 敵軍已現(xiàn)身是處，然并未開火

（the Imperials had shown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there, but did not fire）

? 這些騎兵部隊很可能是Isolani所率的四個克羅地亞輕騎兵團，部署在兩條渡河間以為掩護，保護橋梁并拖延瑞典軍隊的前進。華倫斯坦的這種部署得到了陸軍元帥馬蒂亞斯·加拉斯（Matthias Gallas）所匯報的克羅地亞人在敵軍進軍期間與其發(fā)生小規(guī)模沖突的報告相一致，且得到了Relation from 1633關(guān)于整個上午的前哨戰(zhàn)記敘的證實。

戰(zhàn)前炮擊

?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呂岑早晨的大霧阻礙了帝國軍隊的炮擊。然而幾乎可以斷言，正是炮火造成了戰(zhàn)場上的“大霧”。除此之外，這些會戰(zhàn)早期階段的炮火也會目擊者所證實，如弗利特伍德與Münchhausen所說在戰(zhàn)斗正式打響之前這些炮火“持續(xù)了一段時間”（a while）。

? 對于這場炮擊的敘述最好的是Vitzthum與Berlepsch的匯報，稱：

? 我軍用三門半加農(nóng)炮朝敵齊發(fā)數(shù)炮，在磨坊處據(jù)有工事的敵炮兵朝我還擊，隨后部署在沙伊迪茨一側(cè)的敵炮陣；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炮戰(zhàn)，然只持續(xù)了一個鐘頭

（one [the Swedes] had started to fire several salvos with three half-cannons, which the enemy answered with a battery, which he had cast up [the fortification] at the windmills near the town, and which he continued with the other batteries, he had at the side of Scheiditz [Sk?lzig] .....and there was heavy firing with pieces but one hour on both sides.....）

? 據(jù)二人所說，瑞典炮兵僅僅用了三門24磅炮開火，無疑可以肯定其他重炮在穿越渡河時候被滯遲。隨后磨坊處布倫納先指揮主炮陣的炮兵，接著用左翼較小的炮兵陣地給予還擊。兩軍炮戰(zhàn)了一個小時。其中帝國軍隊炮兵的開火順序是一樣重要的因素，因而左翼小炮陣的視線在距敵1200米處被126號高地所阻。這表明磨坊處的炮兵從更遠處的距離開始炮擊而當瑞典軍隊進入視線后，這座小型炮兵陣地才加入炮擊。

? 然而，據(jù)瑞典總部卻稱是帝國軍隊率先炮擊，這得到了一些次級史料的支持，Hülshorst與約翰?海倫尤其提到敵軍在瑞典軍隊部署期間炮擊，盡管不甚可靠。許多如霍爾克與迪奧達蒂在內(nèi)的現(xiàn)場目擊者都沒有匯報任何戰(zhàn)前的炮擊，很可能這是僅是慣例而無需贅述，且造成的傷亡輕重；而這種漠視并不能視作沒有發(fā)生炮擊的證據(jù)。

? 只有兩處次級史料明確指出戰(zhàn)前僅是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炮擊行動：Relation II from Erfurt稱瑞典軍隊的“藍色團”與“黃色近衛(wèi)團”向戰(zhàn)壕推進時候，得到了五發(fā)重炮彈的支援，并得到了80發(fā)大小炮彈的回應。在此之中這一故事發(fā)生了變化，但無疑可以肯定Relation II是始作俑者，而在1633年的宣言中則稱瑞典軍隊用五門24炮發(fā)射了一輪便向戰(zhàn)壕推進，而敵軍則不間斷炮擊以更好的校準。然而無論何種，整個情節(jié)都是虛構(gòu)；帝國軍隊的戰(zhàn)線上既沒有戰(zhàn)壕，兩個團也沒有率先行動。另有四名目擊者與幾份次級史料提到了戰(zhàn)前的這場炮擊。

? 然而盡管如此，依照于瑞典總部報告的Seidler則稱：

敵軍現(xiàn)身于小鎮(zhèn)中，然并未開火

（the Imperials had shown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there [Lützen], but did not fire）

? Seidler將其解釋為是時并未發(fā)生炮擊，盡管文檔中清楚的表明這一事件并非是在瑞典部署期間發(fā)生，而是在從里帕克朝小鎮(zhèn)推進期間。而雖然關(guān)于這場炮擊的報告并非完全足以斷論，但是仍有某些事實當需考慮：

? 1：在瑞典軍隊推進之前，華倫斯坦的炮兵已經(jīng)被部署在精心挑選的高地上，因而如果條件允許，肯定會先發(fā)制人；

? 2：重型火炮在野戰(zhàn)中用于遠距離傾瀉火力以迫使敵軍要么保持距離，要么迅速行動，因而可能瑞典軍隊剛一邁入炮程，帝國軍隊的炮兵便給予炮擊；除此之外，由于重型火炮的復裝較為困難，因而在敵軍進入直擊炮程（point-blank range）之前并沒有必要保持火力；

? 3：瑞典軍隊不能在炮戰(zhàn)中浪費時間，因而很可能部署完畢后便即可前進

在這種情況下，瑞典軍隊在早期階段的炮擊行動無疑是在回應帝國軍隊的火力而為己部提供掩護，而步兵與騎兵則在越過渡河的要道后進行了重新編排。這一解釋得到了Vitzthum與Berlepsch的證實，即只有三門瑞典重炮進行了炮擊，而另外20門重炮則在渡河處被擱置。

考古證據(jù)

? 炮彈殘片的散布模式為這一早期階段的炮擊提供了額外的證據(jù)，不過由于受到對亞鐵化合物不規(guī)范搜索的影響，無疑導致了散布模式的密度與炮彈殘片的回收率大幅降低。在帝國軍隊右翼的小型炮陣以北的190米處發(fā)現(xiàn)了由一或二門24磅炮發(fā)射的兩枚爆破彈（shells）的殘片，這很可能來自于Vitzthum與Berlepsch提到的三門瑞典24磅炮，這些火炮曾向磨坊處的炮兵陣地炮擊以圖使其啞火，但徒勞無功。

? 帝國軍隊小型炮陣與瑞典軍隊炮兵部署的位置是根據(jù)陣線的寬度來確認。盡管史料與考古證據(jù)證實了帝國軍隊炮陣的大致位置，但對于瑞典炮兵的部署僅僅只是表明這三門火炮最初被部署于本陣的兩個瑞典旅間，以使其足以為正在重新編隊與推進的瑞典軍隊提供火力掩護。該位置使得瑞典炮兵與相距980米的帝國軍隊小型炮陣幾乎正對，而在跟靠北處發(fā)現(xiàn)的兩枚殘片則表明瑞典炮兵的火力曾越過了炮陣的上頭。盡管也有可能這兩枚炮彈來自于為瑞典軍隊繳獲并調(diào)轉(zhuǎn)炮口的帝國軍隊的火炮，但是僅僅190米的距離更可能發(fā)射霰彈、實心鑄鐵彈而非爆破彈，這些炮彈因其短而危險的引信而難以在如此近的距離內(nèi)引爆。

? 除此之外，在小型炮陣東南方向420米處的一塊球形鑄鐵殘骸物很可能是戰(zhàn)斗初期的產(chǎn)物，這表明帝國軍隊的重炮也向推進中的瑞典騎兵傾瀉了火力。其他所有爆破彈的殘片都位于帝國軍隊的第一到第二道陣線之間的位置，幾乎可以肯定是由瑞典軍隊在會戰(zhàn)后期發(fā)射，盡管可能是出自繳獲的帝國軍隊的火炮。

復盤

? 至少到當日上午九點，瑞典軍隊的先頭部隊才抵達戰(zhàn)場，日光背于其后。在分遣的克羅地亞輕騎兵后撤到兩翼前方的指定位置后，部署在磨坊處的炮兵陣地足以清晰的看到瑞典軍隊渡過約1750米外的弗洛斯格拉本河，伴隨著肉眼可見的火線。為了避免在河流渡口擁擠且能夠在兩條河流之間構(gòu)成橫隊，隨著新的部隊抵達渡河的北岸，瑞典軍隊不得不堅緩的推進。約在九時整到九時三十分，隨著瑞典軍隊的緩慢的成列并推進，磨坊處的24磅炮與12磅炮在可能不到1500米的距離上用實心彈給予了炮擊。在這一距離上重炮的炮擊幾乎沒有效果，但是這對于正在列隊的瑞典士兵感到如坐針氈，而此刻還在等待著己部的炮兵順利渡過并就此還擊。

? 九時三十分鐘到十點整，瑞典軍隊抵達位于帝國軍隊陣線以南約1200米處的126號高地，并看見了加入炮擊的敵方小型炮陣。與此同時，瑞典炮兵在不到1000米的距離部署了三門24磅炮發(fā)動反擊，但炮擊更無有成效。隨后整支瑞典軍隊順利過河，在重炮的掩護下列好隊伍，并加入正在緩慢前進并不斷增員的先頭部隊中，給人以一種發(fā)動進攻的假想。迪奧達蒂匯保成瑞典軍隊似乎試圖先進攻帝國軍隊的左翼，然后進攻右翼；對于帝國軍隊的目擊者而言情況肯定如此。弗利特伍德則稱：

? 敵軍起初似乎在進攻，國王察覺后即刻下令反攻；而敵再度后撤到堤壩之后

（The enimie at first seemed to advance, which soe soone as the Kinge perceaved, he gave presently orders to advance; upon which the enimies they retyred again behinde the dike）

這表明直到瑞典軍隊抵達后，帝國軍隊仍未成列，且雙方在戰(zhàn)前都有著大量的戰(zhàn)術(shù)動作。

? 而盡管沒有任何文檔明說，但是無論帝國軍隊的炮火如何無有成效，至少可能是造成瑞典軍隊的部署與會戰(zhàn)開始的推遲的部分因素，且可能至少打擊了缺乏經(jīng)驗的瑞典新兵的士氣。

會戰(zhàn)的開始

? 目擊者與次級史料所給出的會戰(zhàn)開始時間從早八點整到正午時分不等。除了普遍認為的時差因素外，并非所有親歷者都有鐘表可做參照，且對時間的感覺異?；趥€人。這種差異可以用何所發(fā)生標志著會戰(zhàn)正是開始的不同看法來解釋，這可以是土墻上的第一聲槍響，與克羅地亞騎兵的遭遇戰(zhàn)，帝國軍隊的炮擊，瑞典軍隊最后的部署、前進，也可以是與帝國軍隊的第一道陣線的交火。

? 弗利特伍德稱：

? 約八點時分，我軍首次遭到了敵松懈的火力；到了約十點，全軍渡畢

（about 8 of the clock, first shott his looseninge … and the battaile ioyned aboute tenn of the clock）

? 霍爾克則稱：

? 第一輪齊射始于中午十一時

（the first salvo was fired at 11am）

? 其中，弗利特伍德所稱的“首輪火力”（first shot）很可能是指土墻上火槍手開的火或是帝國炮兵的炮擊，而霍爾克所稱的“首輪齊射”（first salvo）則更可能是瑞典軍隊已經(jīng)推進后的首輪齊射，而非首輪炮戰(zhàn)。而“十時全軍渡畢”（the battaile ioyned aboute tenn of the clock）可能意味著瑞典軍隊已部署畢，準備進軍。將上午十一時看做會戰(zhàn)的正式開始比更早無疑能更好的解釋帕彭海姆到來至古斯塔夫國王在中午殞命的一系列事件。這表明瑞典軍隊在上午十點三十分左右列隊完畢并準備推進，而這比原計劃徑直行動而非繞到南邊渡過河流晚了約一個半到兩個鐘頭。

? 在得知瑞典軍隊列隊完畢后，華倫斯坦即刻命令焚毀呂岑，以免城鎮(zhèn)資敵而對右翼構(gòu)成威脅。先前在城墻處向瑞典先頭部隊開火的駐軍被重新部署到了小鎮(zhèn)夯土墻后的空地上。弗利特伍德與瑞典總部都匯報了這一事件，而所有人都認為呂岑的大火始于會戰(zhàn)開始前。

? 當日前天，古斯塔夫?qū)π℃?zhèn)的突襲計劃在里帕奇遭到徹底的失敗。由于無法在翌日上午迅速行軍，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難題，瑞典軍隊失去了在帕彭海姆抵達之前以優(yōu)勢兵力擊垮敵軍的機會。盡管里帕奇到呂岑只有不到區(qū)區(qū)五公里的距離，然而瑞典軍隊卻不得不繞道南行，通過八九公里被克羅地亞輕騎兵把守的區(qū)域；而由于必須建造臨時渡橋，軍隊又在狹而深的渡河處延誤了戰(zhàn)機。最后當古斯塔夫終于率部抵達戰(zhàn)場時，又不得不在帝國軍隊的炮火下部署。

瑞典軍隊的第一次進攻：輕騎兵混戰(zhàn)：10.30-11.00am

? 16日上午十點三十分鐘左右，瑞典軍隊正在列隊部署時，古斯塔夫以右翼發(fā)動了進攻。弗利特伍德稱：

? 敵軍命克羅地亞騎兵繞我右翼，陛下發(fā)覺后令芬蘭騎兵在斯塔爾漢斯克的率領下發(fā)動反擊，是人恪盡其職，以四個連隊的兵力將兩倍之敵逐出戰(zhàn)場；然當其率部歸隊時，敵騎又卷土重來，使之陷入困境，直到預備的另外四個連的輕騎兵以為增員方才解圍；芬蘭騎兵給予敵如此痛擊，以至于終日不再為之所擾

(…the enimie had ordered the crabates to fall rounde about upon our rere, which the Kinge perceaving gave command to the ffynes [Finns] under the command of Statehomes [Stalhandske] to march upon them, which hee did diligentlie. And haveing eighte companies, hee charged them with fower companies, putting them to flighte; but, upon his retreateing (according to expectation) they charged him soe that they putt him to the worst, till being received by his fower companies (sett for the purpose) hee charged them soe sore that he soe rowted them that the whole day wee were noe more troubled with them)

? 盡管弗利特伍德并不清楚這場混戰(zhàn)的具體時間，然根據(jù)Relation from 1633，芬蘭輕騎兵與克羅地亞人發(fā)生這場混戰(zhàn)的時間是在會戰(zhàn)早期階段的十一點鐘。這是預料之中狀況，這些克羅地亞輕騎兵作為散兵與側(cè)翼，而非主力部隊。

考古證據(jù)

? IIa區(qū)域與三號區(qū)域的手槍/騎兵槍彈與火槍彈相互混雜，且散步密度較低，表明該處曾有騎兵與步兵發(fā)生過小規(guī)模的沖突，這很可能便是芬蘭騎兵陷陣的所造成。Inf2和CAV2 是戰(zhàn)場上槍彈密度最低的區(qū)域，只有一枚手槍彈輕微的損壞，這很可能來自于騎兵的追擊，而幾乎沒有發(fā)生近戰(zhàn)。Inf1與CAV1區(qū)域的槍彈密度則稍微密集，而Inf3、CAV3與CAV5區(qū)域的密度與之類似，無疑是同一場戰(zhàn)斗的結(jié)果，但是槍彈的密度奇怪的拉長，很可能是由于從東到西的戰(zhàn)斗與逐擊，而三處集中區(qū)域則很可能代表著斯塔爾漢斯克對撤退中的克羅地亞騎兵給予還擊?；炀幵诜姨m騎兵中的兩個火槍手連并不能完全解釋相對較多的火槍彈，實際上大多數(shù)尚不確定的火槍彈很可能出自口徑更大的騎兵槍。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現(xiàn)場只有一種特定類型的騎兵槍槍彈，盡管這些克羅地亞輕騎兵很可能會如預料的那樣將其裝備。然而即使大多數(shù)尚不確定的槍彈都來自于騎兵槍，那么如果假定這些槍械是為克羅地亞騎兵的標準配置，那么數(shù)量就太過稀少。更有可能的情況是1632年這些騎兵部隊的主武器仍然是手槍與刀劍（thrusting weapons），而部分則列裝了騎兵槍。奇怪之處在大道以南的Inf4與CAV4的槍彈集中區(qū)域并沒有報告稱在此處發(fā)生過戰(zhàn)斗，兩處比三號區(qū)域的其他地方的手槍彈更為密集。這一不同槍彈的構(gòu)成表明其隸屬于不同的部隊及其現(xiàn)身的位置，而更可能來自于后面發(fā)生的戰(zhàn)斗。

復盤

? 與其讓整個陣線因為克羅地亞騎兵的襲擾而失去凝聚，古斯塔夫命令托爾斯滕·斯塔爾漢斯克（Torsten St?lhandske）率領兩個芬蘭騎兵中隊與一到兩個火槍手連隊將敵騎逐出。即使面對五百名芬蘭騎兵、一百五名火槍手與四門團屬炮，只有五百騎的克羅地亞騎兵并未不戰(zhàn)而降，其中一個克羅地亞騎兵團位于大道以北100米處，另一個靠近萊比錫橋，還有一個可能走投無路，被迫撤過渡橋。在老練的Isolani將軍的指揮下，三個克羅地亞騎兵團不太可能如弗利特伍德所說的那樣完全逃離戰(zhàn)場，如果這樣肯定在布拉格的法庭上會是一樣問題。更有可能是斯塔爾漢斯克將其驅(qū)逐到很遠的距離，但最終又重新回到了陣列中，而克羅地亞輕騎兵則在安全的地方重新集結(jié)，而很可能加入了帕彭海姆的行列中。

? 在芬蘭騎兵開路后，古斯塔夫沒有絲毫松懈，并以右翼余下的“斯馬蘭”（Smaland）、“東約塔”（?stg?ta）、“烏普蘭”（Uppland）、“南曼蘭”（S?dermanland）與“西約塔”（V?stg?ta）五個騎兵團與來自本陣的“黃色旅”和“瑞典本土旅”兩個步兵旅作為牽頭部隊推進，可能以梯隊陣列庇護側(cè)翼。

瑞典軍隊右翼的推進：10.45am—11.15am

? 基于次級史料的傳統(tǒng)觀點認為瑞典軍隊的右翼基本沿直線超前推進，而當瑞典步兵首先襲擊小型炮陣，而后對帝國軍隊的步兵發(fā)動進攻時，瑞典騎兵則與帝國軍隊的騎兵發(fā)生混戰(zhàn)。然而這一解釋卻與奧塔維奧·皮科洛米尼的記敘相矛盾：

? 敵軍兩個團的步兵與混于騎兵間的火槍手朝我傾瀉火力，其中一個橫穿大道與路溝朝我進發(fā)，我軍在兩個營的火力中堅守約一刻鐘，官兵傷亡慘重，隨后騎兵越過大道路溝發(fā)動反擊，擊退了另一個

（…comincio una furiosa salua di moschettate da due Regim:i d’Infanteria et maniche de moschettieri che ogni squadrone de cavalleria conduceva et uno di quelli uenne à occupare un fosso è strada che era auanti li nostri squadroni et cominciando à passare quel fosso è strada si auicinauano à Noi. Io uedendo questo et hauendo tenuto il mio Regim:to un quarto d’hora alle descritione di tutte le moschettate di due squadroni, doue mi ammazzorno infinite soldate et officiali, li andai ad inuestiri et ribbutai uno di essi di la dal fosso è strada,…）

? 皮科洛米尼描述稱這場戰(zhàn)斗始兩個步兵團（Regimenti d’Infanteria）與“一伙火槍手”（maniche de moschettieri，即rabble of musketeers）的猛烈的齊射，之后“其中一個團”（指示代詞“quelli”指向“Regimenti”）“越過大道朝我軍逼近”（cominciando à passare quel fosso è strada si auicinauano à Noi），隨后，皮科洛米尼的騎兵團遭到了兩個“營的火槍手”（squadroni）的火力，持續(xù)了一刻鐘，騎兵傷亡慘重，因而他決定率部向瑞典軍隊的一個方營發(fā)動反沖鋒。他用三個不同的用語描述敵軍的部隊，充分解釋道“maniche de moschettieri”是混編在騎兵之間的火槍手連隊，而在他所處的位置看，“due Regimenti d’Infanteria”（兩個團）便是黃色旅和瑞典本土旅；其中一支部隊，可能是位于中央陣列右側(cè)的本土旅占據(jù)一條路溝和一條道路（無疑肯定是王政大道），將其穿越后朝皮科洛米尼進發(fā)。

? 在這種語境下，“兩個營的火槍手”只能是瑞典旅級方營中的兩個分營，而非如Brzezinski所說那樣是混編在騎兵中的連隊，其因有許多。首先，在上文中火槍連隊被稱為 “maniche de moschettieri” ，而并沒有理由認為皮科洛米尼混用了用語；其次，他在描述兩個營中的一個的沖鋒時，并沒有提到有人和瑞典騎兵參與，且僅僅150人的火槍手連隊似乎不太可能在開闊地將皮科洛米尼重裝披掛的火槍騎兵壓制足足十五分鐘并對其造成重大傷亡。除此之外，皮科洛米尼在戰(zhàn)斗的初階段向南推進400米到王政大道處，這將在帝國軍隊的陣線上打開一個巨大的豁口，并使其騎兵團暴露于占據(jù)路溝的瑞典火槍手的火力范圍內(nèi)，而這也與他如前所述的相關(guān)部隊已經(jīng)越過大道的說法相沖突。依照帝國軍隊中的方營，瑞典步兵列陣看起來與之類似，皮科洛米尼所述的兩個“方營”很可能是瑞典旅中的兩個分營，他們并沒有朝步兵和炮兵發(fā)動進攻，而是朝騎兵發(fā)起了襲擊。

? 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對此則略有不同：

? 稱謝上帝與圣母，在與如陰溝色的步兵營相距二十步而對峙堅守的一刻鐘中，并非所有人都殞命，而甲胄則挽救了那些幸免于難之人的性命，使之僥幸逃脫

（And it is certain that we can thank God and Holy Madonna for not all being dead, because basically we were standing a quarter hour at a distance of twenty paces from an infantry squadron, having the colour of this ditch, escaping miraculously and because of the cuirasses of proof, saving the lives of all those, who were spared）

? 與其叔父不同，西爾維奧僅僅提到了一個營，很可能是瑞典旅中的一個分營，但并不確定他所說的“如陰溝色”（colour of the ditch）的到底是哪個；而據(jù)了解，當日并沒有著棕色服的瑞典部隊參加戰(zhàn)斗。

? 另一邊，迪奧達蒂稱“著黃色大衣”（asacche gialle）的被帝國軍隊的步兵反擊，而“藍大衣”（casacche turchine）則遭到皮科洛米尼的火槍騎兵與“戈茨”騎兵團的進攻。他是唯一一個并沒有猜測敵部隊，而是匯報所看到的敵人制服顏色的目擊者。顯而易見，“asacche gialle”在這里的瑞典軍隊的黃色旅，而“casacche turchine”則含義不明，但卻被Fiedler在Diodatis Bericht über die Schlacht bei Lützen中不準確的翻譯為“藍色團”（Blue Regiment）。而在瑞典軍隊中，構(gòu)成藍色旅的老藍團（Old Blue Regiment）與瑞典本土旅中埃里克·漢德（Eric Hand）所指揮的新藍團（New Blue Regiment）都有著藍色的制服與軍旗（colours）。

? 在臨近兩個騎兵團的“科馬戈”團中作戰(zhàn)的Münchhausen在11月19日的信件中指出他的部隊摧毀了“三個合為一的團”（three regiments, which remained in one），顯而易見是指一個瑞典旅的三個分營，共十五個連隊（colours；如前所述，當代常用不同的軍旗區(qū)分連隊或團）；而在12月6日的信件中，他稱自己的部隊摧毀了黃色團和老藍團，并從中奪走了十四支連旗。這兩封信相距僅十七天，變化顯而易見：在第一封信中他稱自己與一個旅的兵力作戰(zhàn)，而在第二封信中則是與兩個旅，這兩個旅如今被認為是黃色旅和新藍旅。然而Münchhausen并不可能見到老藍團，該團在會戰(zhàn)時正在瑞典左翼朝磨坊高地進發(fā)，而且很可能Münchhausen將老藍旅與新藍旅（即瑞典本土旅）相混淆， 如加拉斯在文檔中所稱的那樣。

? 在奧塔維奧·皮科洛米尼的描述中，帝國軍隊的目擊者所稱的“藍色團”變得明晰，其實際上是埃里克·漢德所指揮的新藍團。后者稱在他將第一敵方營追趕到大道后，“最得國王賞識的藍色團”（Regimento torchino （turchino） il più stimato dal Re）朝其右翼的“戈茨”騎兵團發(fā)動進攻。在戰(zhàn)斗開始后，無論是皮科洛米尼還是“戈茨”騎兵團，都不可能與老藍團相遇。除此之外，“最得國王賞識”更可能是對參戰(zhàn)的唯一本土部隊的描述，而非是對德意志部隊的褒獎。除了1633年宣言外，大多數(shù)基于Inventarium Sueciae的后世史料似乎都稱瑞典本土旅、黃旅與老藍旅在瑞典軍隊的右翼進軍，這種情況與考古結(jié)果相互矛盾；而盡管目擊者對于瑞典右翼的描述尚不清楚，但無人明確匯報稱瑞典本土旅襲擊了炮陣與左翼。

考古證據(jù)

? 奧塔維奧·皮科洛米尼和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所稱該團與瑞典步兵之間發(fā)生過戰(zhàn)斗的報告得到了Inf5區(qū)域狹長的火槍彈密集區(qū)的證實，該區(qū)域南北擴散，而南部槍彈密度與損毀程度為該處第二高。與涉及小規(guī)模沖突而散布密度相對較低的Inf1到Inf4區(qū)域相比，Inf5表明一場大規(guī)模步兵而非僅僅是火槍手連隊的戰(zhàn)斗。因而，Inf5的北部分很可能來自于發(fā)動進攻中的瑞典步兵，而南部更為富集的區(qū)域很可能表明兩處不同的戰(zhàn)斗，涉及當日中午帝國軍隊與黃色旅的交火及下午對炮兵陣地的第二次進攻。兩個瑞典旅在戰(zhàn)場上的位置尤為重要，因為瑞典騎兵正處于其右翼，而右翼的長度表明了古斯塔夫發(fā)動包抄機動的范圍。

? 二號區(qū)域所發(fā)現(xiàn)的一枚爆破彈殘片表明帝國軍隊左翼的炮兵陣地最初并沒有朝發(fā)動進攻的瑞典步兵開火，而是朝著騎兵炮擊，很可能是騎兵打頭陣，而步兵以梯隊陣列緊隨其后。

? 除此之外，在帝國軍隊的左翼還發(fā)現(xiàn)了整個戰(zhàn)場中8枚小口徑線膛槍彈中的6枚，這表明古斯塔夫的獵兵連很可能也加入到了右翼的戰(zhàn)斗中。

復盤

? 正當芬蘭騎兵正在逐擊克羅地亞輕騎兵時，瑞典軍隊1350騎與3150名步兵以“嚴整的序列”（in the most beautiful order）推進，五個瑞典騎兵中隊毫無阻礙的越過了王政大道，并以大范圍的機動轉(zhuǎn)身，直至幾乎與今天的馬克蘭施泰特正背對。緊隨其后的是兩個瑞典旅，充作騎兵左翼的庇護。黃色旅的任務尤為艱巨，因旅正在正面進攻帝國軍隊的小型炮陣，并可能遭到了道路溝渠中科馬戈團的火槍手的槍擊。列于右翼最遠端的必需繞過1700米的距離，這一機動騎兵而言完全足以在短時間內(nèi)做到，然而牽引團屬炮的火槍手連隊推進的速度卻較為緩慢，花費了約28分鐘。

? 右翼的大轉(zhuǎn)向可能并非故意而為，而是最遠端的騎兵必須避開兵力而走的太遠，而其余必須跟隨以維持陣線。然而盡管如此，似乎古斯塔夫更計劃用步兵方營壓制帝國軍隊對其威脅最大的甲胄騎兵，而自己的騎兵部隊則對付實力較弱的火槍騎兵。

?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jù)，但是只有1450名騎兵與1150步兵的霍爾克寡不敵眾，左翼有被包抄威脅之勢，因而帝國軍隊派遣援軍以為馳援，其中可能包括兩個側(cè)翼的預備騎兵團“戈舒茨”團（Goschütz）與“韋斯特倫布”團（Westrumb），后者被華倫斯坦遣至左翼以協(xié)助霍爾克。然而盡管得到了1800名騎兵的優(yōu)勢，霍爾克的步兵仍舊嚴重不足。瑞典步騎的包抄無疑令人記憶尤深，以至于帝國軍隊的之中必須被重新到右翼以避免資敵。原本布置在右翼充作預備的“韋斯特倫布”團在會戰(zhàn)開始時朝左翼換位是霍爾克左翼態(tài)勢的重要標志，如果后者僅僅面對瑞典騎兵與其混編連，而沒有瑞典旅級方營將其最為精銳的“戈茨”騎兵團與“皮科洛米尼”騎兵團壓制，情況不會如此危急。

瑞典軍隊右翼的進攻：11.00am—12.00am

??關(guān)于瑞典右翼進攻初階段的史料并不充分。如奧塔維奧·皮科洛米尼與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所說，瑞典方營的火力將“皮科洛米尼”火槍騎兵團（甚至很可能還有“戈茨”騎兵團）壓制了足足十五分鐘。Münchhausen的敘述則稍晚，當時他所率領的“科馬戈”團在團長身負致命傷、團副斃命后與列于二線的巴登團發(fā)動了反擊。盡管Münchhausen避而不提后撤之事，但是顯然“科馬戈”團由于傷亡慘重而不得不后撤。弗利特伍德稱部署在“科馬戈”團前面的小型炮兵陣地很快被瑞典軍隊占領而火炮也旋即為之釘死，然而并沒有證據(jù)表明瑞典騎兵或者華倫斯坦的火槍騎兵所取得的成效。

考古證據(jù)

??四號區(qū)域與七號區(qū)域的北部分 (CAV10, CAV11)手槍彈與騎兵槍彈的低密度散布及Inf6區(qū)域中等程度損毀的小規(guī)模集中的或槍彈表明該處存在著騎兵及最初部署于帝國軍隊左翼后方300米處的火槍手分遣隊的行動，不過大部分騎兵間的戰(zhàn)斗發(fā)生于北邊一個尚未考古調(diào)查過的區(qū)域。火槍彈富集的Inf7、Inf8與Inf9區(qū)域，結(jié)合其中一些遭到中等程度損毀與完全被碰撞損壞的彈丸清楚的表明瑞典方營突破了帝國軍隊步兵陣列的右翼并超二線推進了300米，略微朝左。

??兩處槍彈的散布模式證明瑞典的步兵與騎兵曾在帝國軍隊的左翼與左軍方向的后方進行作戰(zhàn)，這直接推翻了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所認為的古斯塔夫率領的右翼并未取得實質(zhì)性突破的結(jié)論。不過盡管如此，并不能完全確定瑞典的突破究竟是在第一次進攻還是第二次進攻中取得的成就，不過就目前的證據(jù)看來，這場戰(zhàn)斗更可能發(fā)生在會戰(zhàn)的第一階段中：首先，瑞典右翼的騎兵在帕彭海姆發(fā)動反沖鋒后并不具備突襲的條件，其次瑞典方營的突破與Münchhausen所匯報的兩個方陣的步兵發(fā)動反擊的描述相一致，而唯有瑞典的黃色旅不停留在大道上，而直接突入第二道陣線，才能有足夠的空間為兩個團提供反擊條件。

復盤

? 有受到王政大道路溝處傘兵火力的襲擾，由尼爾斯·布拉赫（Nils Brahe）少將指揮的黃色旅越過王政大道，在四門24炮與兩門12磅炮的火力掩護下朝右翼的小型炮兵陣地發(fā)動襲擊?？吹脚诨馃o法阻止身穿黃色大衣（即黃色近衛(wèi)團）與灰色制服（即古斯塔夫的內(nèi)近衛(wèi)團）的敵兵推進，一些炮手并沒有過多抵抗而逃走，并遺留下了他們的火炮。幾個月后，軍需官約翰·伯格上尉（Johann Burg）與馬克西米利安·克利布拉特上尉（Maximilian Kleeblatt）因玩忽職守罪在布拉格被處決。布拉赫可能在左分營的協(xié)助下奪取并釘死了敵軍的火炮后，轉(zhuǎn)向帝國軍隊中央陣列的左側(cè)的科馬戈團，其由上校西奧多·科馬戈（Theodor Comargo）所指揮，一些老兵服役了足有三十年。在激戰(zhàn)后科馬戈身被四處致命傷，團副官不幸斃命，隨后軍士（Obristwachtmeister ）Münchhausen接替了該團的指揮，并下令后撤到可能由布雷道的騎兵團所庇護的二線進行重組。

? 同一時間，加布里埃爾·凱爾上校（Gabriel Kyle）指揮的瑞典本土旅可能在斯坦博克指揮的“斯馬蘭”（Smaland）騎兵團的掩護下朝戈茨與皮科洛米尼的騎兵團抵近開火，而后者的馬上火槍手很可能憑借著騎兵槍與一兩個火槍手連隊進行還擊。在重裝騎兵被瑞典方營拖延后，古斯塔夫立即調(diào)動900名本土騎兵朝另一側(cè)950人的火槍騎兵發(fā)起了突擊。威廉·瓦茨稱瑞典右翼先以團炮、后由火槍手進行了預先的火力準備，而后騎兵再發(fā)動進攻，這是標準的瑞典騎兵戰(zhàn)術(shù)。皮科洛米尼的火槍騎兵既缺乏裝備、有沒有接受過抵抗如此規(guī)模的騎兵沖鋒的訓練，因而許多人朝天開火后撤退。盡管是時華倫斯坦的左翼并沒有被完全擊垮，然而這一如迪奧達蒂所輕描淡寫為僵局的態(tài)勢一定正在變得絕望，而如果斯塔爾漢斯克的芬蘭騎兵重返戰(zhàn)場更是如此。

瑞典軍隊左翼的推進：11.00—12.00am

? 很少有報告描述發(fā)生在帝國軍隊右翼的戰(zhàn)斗，即使有也異常簡短，且沒有目擊者匯報稱發(fā)生過騎兵戰(zhàn)。然而，有一個目擊者的間接證據(jù)，稱約翰·尼古拉斯·哈根·馮·索文本上校（ohann Nicolaus Hagen von Sauwenbein）在布拉格法庭判死。該目擊者稱索文本的火槍騎兵為克羅地亞輕騎兵所打亂，前者后撤到一處安全的位置并數(shù)次違抗重返戰(zhàn)場的軍令。要理解這場戰(zhàn)斗，弗利特伍德的報告尤為重要：

? 伯納德公爵與溫克斯的步兵團為磨坊處炮火所擊潰

（Hertzoke Bernerds and Winckles regimentes were comaunded upon the cannons at the mills）

? 這似乎是作者的親眼所見。弗利特伍德與Inventarium Sueciae相互矛盾，后者誤稱溫克爾的漢斯·喬治（Hans Geore aus dem Winckel）所指揮的德意志藍色團正在瑞典右翼推進。而除了威廉·瓦茨的簡短筆記外，少有關(guān)于呂岑空地中的火槍手的報告，最終在黃昏前為瑞典軍隊所俘。似乎最不可能的情況便是魏瑪公爵伯納德在不受火力而足以為騎兵提供側(cè)翼火力的情況下推進，因為騎兵部隊必須靠著土墻前行。

考古證據(jù)

? 不幸的是關(guān)于瑞典軍隊左翼進攻大部分潛在考古證據(jù)都被房屋開發(fā)所破壞，而帝國軍隊中央陣列的一部分則至少受到了現(xiàn)代園林的干擾。然而在高地的磨坊處仍有關(guān)于帝國軍隊右翼所發(fā)生戰(zhàn)斗的散落槍彈遺骸，其中火槍、手槍與騎兵槍的槍彈最為密集，在七號區(qū)域的南部區(qū)域損毀的彈丸數(shù)量最多，這一散布模式的原因極其復雜，因而可能源自起碼兩場以上不同階段的戰(zhàn)斗。與已知由兩場戰(zhàn)斗造成的Inf5集中區(qū)相比，In15的的槍彈散布更為稠密，且似乎源自于三場不同的作戰(zhàn)行動，其中一到兩個持續(xù)的時間可能更久，所發(fā)射的彈丸數(shù)量更多。而如果將In17視作Inf15區(qū)域的一部分，那么其關(guān)注足夠500米，空間可容納三個步兵編隊（帝國軍隊的方陣或瑞典的旅級方營）進行機動，且似乎至少兩個瑞典旅在會戰(zhàn)的某一階段突入到帝國軍隊的右軍中。

? 考古證據(jù)不僅印證了弗利特伍德所稱老藍旅在左翼推進的說法，且表明該旅事實上曾與敵交戰(zhàn)，這是理解史料的關(guān)鍵至要。槍彈的集中表明Inventarium Sueciae所稱德意志藍色旅在右翼推進的結(jié)論完全不正確，其中的某些原因是瑞典中央陣列右側(cè)的槍彈富集區(qū)并沒有延展，而若有這一證據(jù)將證明該旅曾隨右翼朝前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如Brzezinski為解釋史料中的沖突而所說的那樣將該旅從左翼重新部署到右翼以取代瑞典本土的藍色旅的行為也是極度危險，而即使撤退的必要所取而代之的也是部署在第二線的方營。無論如何，這一額外的證據(jù)表明迪奧達蒂與Münchhausen在左翼看到是瑞典本土的藍色旅，而非德意志的老藍色旅。

復盤

? 在橫在陣前的路溝與匿于其部隊側(cè)翼土墻后的槍手，與十七門敵軍重炮的火力面前，魏瑪公爵任何形式的進攻變得極度困難，進退維谷。然而，在帝國軍隊堅固炮兵陣地與小鎮(zhèn)的空地之間有一道闊約150、由克羅地亞輕騎兵把守的缺口，足以令公爵與其騎兵部隊由此通行。當古斯塔夫國王正親率右翼進行包抄機動時，魏瑪公爵一直等待著右翼打開局勢，并可能寄希望于華倫斯坦將某些預備部隊調(diào)入左翼。

? 為了防止聚隊而進的騎兵遭到直面炮擊，魏瑪公爵似乎在綠色旅和老藍旅越過大道并開始朝磨坊處的炮陣進攻時，遺其騎兵列于其后而推進?？赡苋缬乙淼膰跻粯樱才汕擦艘恍T兵掃清通路?？肆_地亞騎兵輕而易舉的被擊敗，然而由于瑞典騎兵在后窮追不舍且空間狹隘，這些騎兵并沒有如華倫斯坦所預想的那樣從右翼撤退，而是迎頭撞散了友軍“哈根”火槍騎兵團，后者隨之潰逃。隨著右翼兵力最為厚實的騎兵團的臨陣脫逃，帝國軍隊的陣線被打開了一道巨大的缺口，而由于原本充作預備的“韋斯特倫布”火槍騎兵團事先被投入到了左翼的戰(zhàn)斗中，華倫斯坦陷入了兩難?？赡芫驮谂c之同時，魏瑪公爵命令格斯多夫上校率領五個連的火槍手分遣隊與十門團炮進攻小鎮(zhèn)的空地。

二線部隊：11.00am—12.00am

? 古斯塔夫的第二道陣線共有9000人，幾乎是整支瑞典軍隊的一半，實力厚實。然而如此龐大的二線在史料中卻并沒有體現(xiàn)出存在的價值，甚至幾乎被完全忽略。由于并沒有關(guān)于瑞典的二線部隊何時投入戰(zhàn)斗的充分報道，因而幾乎不可能對這場戰(zhàn)斗有所了解，因而重中之重在于根據(jù)威廉·瓦茨與Dalbier報告，結(jié)合戰(zhàn)斗早期階段的態(tài)勢發(fā)展而至少提出一個關(guān)于瑞典二線部隊如何運用到戰(zhàn)場的假說。

? 威廉·瓦茨稱，在戰(zhàn)斗開始后，布拉赫上校立即被指派率領第二道陣線右翼的三個騎兵中隊越過弗洛斯格拉本渡河，并進一步向右移動以“殲滅敵之側(cè)翼”（imp out the feathers）。由于瓦茨對于整場會戰(zhàn)的描述已被證為不可靠，且并沒有其他報告證實這一調(diào)動，因而是否發(fā)生過仍舊存疑。在斯塔爾漢斯克的芬蘭騎兵將克羅地亞輕騎兵擊潰后，瑞典軍隊的極右翼并沒有立即遭受威脅，也并沒有理由將部隊從本陣調(diào)離那么遠；除此之外與其讓這三支騎兵中隊三度越過渡河，還不如直接將其首先布置到右翼。似乎瓦茨只是憑空，因為他錯誤的認為帝國軍隊的陣線的正面寬度要比己方的要長的多。即使是為了確保右翼機動的時候外翼不被包抄，古斯塔夫也可以在回轉(zhuǎn)即將結(jié)束時將這些騎兵輕松調(diào)動。另一方面，瑞典總部匯報正克羅地亞騎兵在戰(zhàn)斗后期威脅著部署在Meuchen附近的輜重隊，這似乎可以合理的認為往后這三支瑞典騎兵越過渡河將其攔截。

? Dalbier稱自己的上級肯普豪森少將（Generalmajor Knyphausen）在中午時分瑞典軍隊的第一道陣線潰敗時，仍把控著自己和威廉公爵的兩個旅，除此之外還有預備的“歐姆”（?hm）騎兵團由其調(diào)動。而另外兩個旅“米茨拉夫”（Mitzlaff）和“圖恩”（Thurn）肯定是在中午前的某個時候投入戰(zhàn)斗，這意味著在瑞典軍隊的第一次進攻中與一線部隊一起推進，或是密切的提供支援。Dalbier這一被新發(fā)現(xiàn)的一手證詞與瓦茨所說矛盾， 后者將這一事件描述為在瑞典一線全面撤退時兩個旅才從預備隊投入戰(zhàn)斗中，這一戰(zhàn)斗順序為絕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所接受。甚至有可能瓦茨看過了Dalbier的證詞，但并未有充足的了解。

? 對中午11:30左右瑞典軍隊的態(tài)勢進行分析，這兩個二線的步兵旅投入作戰(zhàn)的原因顯而易見。在被延誤的兩翼包抄中，當古斯塔夫親率右翼與帝國軍隊的左翼混戰(zhàn)時，魏瑪公爵的左翼才方才開始推進，瑞典軍隊由中央打開了一道寬約400米的缺口。這一階段的戰(zhàn)斗肯定是按照古斯塔夫所計劃的進行，而一定想到中央陣列會出現(xiàn)豁口，而如若這一豁口沒有其他部隊填補必將危機整場行動。米茨拉夫旅和圖恩旅不必進攻，只需填補豁口并足以將帝國軍隊中央陣列的“炮兵大將布倫納”（GFZM Breuner）與“布倫納”（Breuner）或“格拉納”（Grana）兩個步兵營攔在原處。

? 整場行動表明瑞典軍隊的目的是將部隊部署到空間有限的戰(zhàn)場上以發(fā)揮人數(shù)優(yōu)勢，包抄兵力薄弱的敵側(cè)翼，并在帕彭海姆的援軍抵達之前將其一舉擊潰，或是至少取得優(yōu)勢。由于無法得知帕彭海姆的步兵何時抵達，所以這種情況下這一構(gòu)想是為最有的策略，因而最重要的便是一旦投入戰(zhàn)斗便加快推進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