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孟子又引用了《詩經(jīng)·豳風(fēng)》中周公所著《鴟鸮》的詩句——“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桑樹之根）”，以及孔子對這詩的評論——“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以闡明孟子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等政治思想和主張是繼承周公、孔子之學(xué)，是有所根據(jù)的，強調(diào)他自己這個主張是正確的，是顛撲不破的。 周公作這首詩，是借小鳥營巢護居的情形，來說明治國的道理。有一種很會營巢的小鳥，在風(fēng)雨還沒有來的時候，就去把柔韌而帶有濕土的桑根皮銜來，纏結(jié)補葺巢上通氣和出入的孔道，以防風(fēng)雨來襲時把窠巢弄壞。經(jīng)過這鳥巢下的人們，看到這種努力工作的精神和態(tài)度，就不會輕視而任意捉弄這些鳥。我們現(xiàn)在常用“未雨綢繆”的成語勸人凡事要事先做好準備，就是從這首詩來的。所以孔子讀了這首詩以后，就評論說：作這首詩的人，真是深懂治理國家的原則和方法，如果用這個道理來治理國家，誰還敢再對你有侵略的企圖呢？ 換言之，孟子在無形中說，這個治國之道就是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后明其政刑。那么其他大國也要有所顧忌，就如經(jīng)過鳥巢下的人，不敢看不起這只小鳥一樣。 接著孟子的筆鋒一轉(zhuǎn)，針對當(dāng)時的齊國現(xiàn)狀發(fā)表言論：現(xiàn)在你們齊國也可以說是國泰民安的閑暇之時，可是在這樣正可大有作為的時候，本應(yīng)該未雨綢繆，明其政刑，而你們齊國上上下下卻因為繁榮安定而昏陶陶地麻痹了，懶惰、傲慢、自大、優(yōu)越感，一味地貪圖安樂享受。這也就是以前提過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中所描寫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最后應(yīng)是“趾”高氣揚，大概蘇秦為了討好齊宣王，而把“趾”字換為“志”字——完全一派驕、奢、淫、逸的氣象。 當(dāng)時豈止齊國情形如此，我們翻開歷史一看，每一代在開創(chuàng)的時候，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斗出來的；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孫的手里，就慢慢不行了。政治安定、經(jīng)濟富庶、社會繁榮之后，逸樂就來了，這就開始走向衰敗了。 一般家庭也是如此，祖父那一輩，天寒地凍時尚且赤了雙腳，鼻尖被凍得紅紅的，手執(zhí)鋤頭，在田里一鋤一鋤地翻土松泥，準備春來播種。到了他的兒子這一代，雖然由種田的父親培育上了大學(xué)，但親眼看見父親的辛勤勞苦，也許自己也下田幫過一些小忙，還知道賺錢的艱辛，所以生活樸實，也努力振興家業(yè)，繼續(xù)置產(chǎn)?？墒堑搅藢O子的一代，在富裕的環(huán)境中長大，已不知祖輩、父輩的辛勞艱苦，于是“般樂怠敖”的毛病都出來了。到他的下一代，不但汽車要最時髦的，還要年年換新，吃喝嫖賭樣樣都來，于是就走向了衰敗。也許傳到第五、六代，差不多又要頂著寒風(fēng)冷雨，佝僂著在田地里揮鋤頭、踩泥巴了。人世間之事，總是這樣反復(fù)輪回。 這都是人類的一種惰性，家庭、社會、國家政治，都在這一惰性下循環(huán)起伏，交替興衰。所以孟子在后面說“憂患興邦，安逸亡身”，又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一個國家，沒有內(nèi)憂外患，沒有困難，就容易滅亡了。家庭、個人事業(yè)，又何嘗不是如此？ 孟子指出齊國這種“般樂怠敖”的風(fēng)氣會為將來招致禍害，所以他到了齊國力勸齊宣王行王道，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在這里對齊國所作的評論，就說明齊國該行王道的原因了。 于是他下了一個定論，也在人生哲學(xué)上給后世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個人、家庭、國家、世界的災(zāi)“禍”，未必是神力所降；至于“?！?，也不是上天所賜，都是自己造成的。由此看來，有人會說孟子不信神，不信上帝，不信菩薩。孟子究竟信什么？他是有神論或無神論，我們暫且不論，但是孟子這句話正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奉行的最高宗教哲學(xué)。你信上帝而不做善事，上帝也拿你沒辦法，上帝與你接不上線的；信佛的，就姑且算是唯心吧，但明明說心即是佛，此心不正、不善，求菩薩也是枉然。 撇開宗教不談，福與禍，不是外來的，的確都是自己求來的，求福則得福，求禍則得禍。行仁則是求福，不仁則會招禍，這是孟子此處的看法，也是今古不移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