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孟子》這一段文章，正可作為孔子在《禮運篇》里所提出“選賢與能”的最好注解。孟子在這一段中，提了德、士、賢、能四種人才分類。他的“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名言，成為歷代中國政治哲學和用人行政上不變的原則。在過去的歷史上，歷代的明君良相也都是深深了解這個道理，以這個原則施行于用人行政上面。當然，這又限于所謂“明君良相”才能懂得；等而次之，如歷代的庸碌之主，便不大明白了。至于昏庸的，更不用談。 孟子這三句當中的“貴德尊士”，是一大原則。不過，這個“士”字，包括了后世“才與學”這兩重含義的綜合。說它是一大原則，是因為無論賢者與能者，都必須以德與才為至高無上的標準。賢德者未必有才能，有才能者不見得盡是賢德之士。這是古今中外人才智力的差等，絕對無法平等的。所以孫中山先生也講智、賢、愚、不肖，是等差平等的。所謂等差，是不能齊頭并論；所謂平等，是人權(quán)基本上立足的平等。我們明白了孟子所說的重點，便可對“選賢與能”的道理有了明確的認識，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隨隨便便認為都是賢能了。 我們讀歷史，當然要認識歷史，在過去歷代帝王專制的政權(quán)上，許多開國的明君良相對于這個原則天生都搞得很清楚，不必讀了《孟子》才懂得。只可惜他們?nèi)狈γ献铀f的王道仁者的思想。舉近代的歷史來說，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便是集這個治術(shù)的大成者。他們懂得如何安置賢良方正、博學宏詞的賢者們，把他們的位置擺得清而且高，使他們沾不到一點實權(quán)。至于放任地方行政長官的時候，大體上都只責成他們有治理的才能，不大過問那些小德小行的缺點。當然，有賢而有德的能員，如清初的湯斌、陸隴其等名儒，更是極為歡迎的。 我也常說，大家要研究政治上的人事制度，非要完全讀通《通典》、《通志》等十通不可。不過太難了，還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滿清末年的一張娛樂用的《滿漢升官圖》，便可看出歷代帝王政權(quán)的用人行政的確有他們一套，并不是隨便胡來的。他們用人的標準是以“德、才、功、良、柔”五個字的原則做標準，以出身學歷經(jīng)歷的“由”字輔助，責“贓”罰罪，以貪贓枉法的“贓”做根據(jù)。由此升遷調(diào)降，看出他們對孟子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理想與做法真推崇備至。這是中國文化的結(jié)晶，是人事行政管理科學的良模。這張圖表和解法，學者另有專文，我只是略加說明而已。這張圖并不完全為紀曉嵐所作，而是清朝翰林院中一班窮翰林們集體的杰作；只因紀曉嵐名氣大，后來便都掛在他的名下了。 接著下來是“國家閑暇”，這四個字非常重要。我們看看幾千年的歷史，有多少是“國家閑暇”的時候？看過中國的歷史以后，再翻閱一下外國史，我們就會深深感到，所謂“社會安定”、“天下太平”、“國家閑暇”這些字眼，幾乎是“此曲只應(yīng)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一旦有幸，國家閑暇、社會安定，“即是時”，把握住這個時機，“明其政刑”，古代刑政合一，司法與行政不分。如果做到了政、刑清明的話，“雖大國，必畏之矣”，就算是大國強國，也不敢輕視你的。這幾句話說起來好神氣，又好像是空洞的理論，實際上都是仁風德政的必要條件。 同時我們在這里頭可以看出幾個問題：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賢者都很難得。我們看看歷史上，沒有多少“明君”，也沒有多少“能臣”，多半都是“具臣”。具臣就是有這么一個位子，有這么一個人擺擺樣子就是了。好比現(xiàn)在一般普通人不敢有所作為，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結(jié)果都在那里又不做、又不錯。前面也曾說過，能干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結(jié)果嘛！弄得既不肯干，又不能干，就是那么回事?，F(xiàn)在把孟子這句話拿來對證，對于歷史哲學就另外看出些道理，如果詳細發(fā)揮起來，還很多。 所以我素來主張“經(jīng)史合參”，要諸位對經(jīng)史融會貫通，這樣才能學以致用，否則光讀經(jīng)書，一天到晚抱著四書五經(jīng)，人會變迂的，會變成呆頭呆腦的。讀經(jīng)書，還必須配合歷史，讀歷史同樣必須配合經(jīng)書。所以古人有所謂“剛?cè)兆x經(jīng)，柔日讀史”的說法。年輕人一看這句話，頭大了，什么“剛?cè)铡薄ⅰ叭崛铡钡?。其實很簡單，所謂“剛?cè)铡本褪顷柸?，也就是單日；所謂“柔日”就是陰日，也就是雙日。 但是在“剛?cè)兆x經(jīng)，柔日讀史”這句話里，剛?cè)?、柔日的意思不是這么呆板的。所謂剛?cè)?，代表抽象的觀念，“剛?cè)铡本褪侵感臍鈩倧姷臅r候，這里看不慣、那里看不慣，滿腹牢騷，情緒煩悶。這時候就要翻一下經(jīng)書，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養(yǎng)氣啰，盡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緒低沉，打不起精神，萬般無奈的時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閱歷史，激發(fā)自己恢宏的志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