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 譯校：Uni 佐倉綾奈

• 選自：《1905》第一部分第一章《俄國的社會發(fā)展與沙皇制度》

我們的革命[1]破除了關于俄國“獨特性”的迷思。這場革命向我們證明，俄國的歷史發(fā)展沒有特殊規(guī)律。但同時，俄國革命也極具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是我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獨特性造成的結果，又在我們面前開辟了全新的歷史前景。

“俄國和西歐之間是否存在‘質’或者‘量’的區(qū)別？”我們沒有必要糾結如此形而上學的問題。但是，俄國社會發(fā)展具有緩慢性和原始性——這點卻是不容置疑的。俄羅斯國家在本質上并不比歐洲國 家年輕多少：俄羅斯的國家生活是從公元 862 年開始的。然而，不利的自然條件和稀少的人口決定了我國經濟發(fā)展極其緩慢的速度，這就耽誤了我國社會結晶的進程，使我國的整個歷史都打上了極端落后的烙印。

很難想象，俄國國家在封閉的條件下將會何去何從——這種封閉的條件是受內部趨勢影響的。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說，這樣的情況并不 存在。俄國的社會現(xiàn)實[2]，長期面臨著西歐發(fā)達地區(qū)社會關系與國家 關系的壓力，并且時間過的越久，這種壓力就越大。在相對較弱的國際貿易條件下，是國家間的軍事關系在起決定性的作用。歐洲的社會 影響首先體現(xiàn)在軍事技術的形式。

俄羅斯國家建立在不發(fā)達的經濟基礎之上，被迫與建立在更發(fā)達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組織發(fā)生正面沖突。這里可以存在兩種可能性：俄羅斯國家要么像金帳汗國敗于莫斯科沙皇國那樣，在與這些國家組織斗爭的過程中倒下；要么在外部的壓力下，消耗掉民族的所有養(yǎng)分，以便超越自身經濟關系的發(fā)展速度。對前一種可能性來說，俄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太過發(fā)達了[3]。國家并沒有崩潰，相反，它開始成長，但其代價卻是國家的經濟力量——巨大的壓力被施加在它們的頭上。

上述情況在一定程度上當然也適用于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只不過，不同之處就在于，當其他國家為存亡而互相斗爭時，憑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經濟基礎。這樣一來，它們國家體制的發(fā)展就不會遇到這種強大的、在經濟上無法忍受的外部壓力。

與克里米亞韃靼人和諾蓋人進行的戰(zhàn)爭加強了這種壓力。不過，當然，與英法百年戰(zhàn)爭帶給法國的壓力相比，這還算輕的了[4]。并不是韃靼人使俄國人不得不裝備火槍，組建正規(guī)步兵團；并不是韃靼人使俄國人在晚些時候不得不創(chuàng)建騎兵和步兵部隊。真正的壓力來自立陶宛、波蘭和瑞典。為了戰(zhàn)勝那些裝備更精良的敵人，俄國政府不得不在自家購置工業(yè)和技術、雇傭軍事專家，為國家工作的假幣制造工 匠和火藥師傅、進口和筑壘技術有關的課本、引入領航學校和工廠，并“進口”二等文官和三等文官。如果說軍事教官和三等文官還可以從國外“進口”，那么物質要素就只能不惜代價地從國內獲取了。

俄羅斯國家的經濟史就像是由一系列的英雄嘗試所組成的鎖鏈， 這些嘗試旨在為軍事組織的繼續(xù)存在提供必要的手段。整個政府機構 就是為了國庫的利益而不斷重建的。它的職能就是榨取人民積累的每 一份勞動，并將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時候毫不留情：政府任意地向農民攤派苛捐雜稅，而這些重稅都是居民無法忍受的。政府在農村建立了公社集體負責制（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 община）。政府借助“懇求”與威脅，“勸告”與勒索的手段，從商販和修道院那里巧取豪奪。農民棄耕而逃，商人紛紛移民。十七世紀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俄國的人口日益減少。 當時在150萬盧布之巨的國家預算中有將近 85%被用作了軍費。十八世紀初，彼得[5]面臨著嚴重的外患，不得不以新的模式重組步兵并創(chuàng) 建海軍艦隊。十八世紀的下半葉，俄國的國家預算已經達到了1600萬到2000萬之巨，其中有60-70%被用在了陸軍和海軍上。即使到了尼古拉一世執(zhí)政時期，這個比重也沒能低于 50%。到了19世紀中期，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得沙皇的專制統(tǒng)治不得不與在經濟上更加發(fā)達有力的歐洲敵手——英國和法國交戰(zhàn)。交戰(zhàn)的結果表明，俄國必須在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基礎上重整軍隊。出于財政和軍事上的需求，沙皇政府才在1861年實現(xiàn)了農民的半解放。

但國內的物質要素當然是不夠的。早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時候，政府就已經能夠向外舉債。在這之后，歐洲的交易所就越來越成為沙 皇制度的財政來源。西歐的資金市場正是從那時起就聚集起了龐大的資本，對俄國的政治發(fā)展產生了致命的影響。國家組織的強勁成長在這時已不僅表現(xiàn)在貪得無厭的間接稅，同時也表現(xiàn)在瘋狂發(fā)行國債。 在1898年至1908年的這10年里，國債的發(fā)行數已經增長了19%。而且到這十年結束的時候，國債的總額已經有將近90億盧布。俄羅斯專制政府機構對羅斯柴爾德和門德爾松家族的依賴程度，在這樣的事實里可見一斑：償付給這兩個家族的利息，占國庫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在1908年的政府預算中，如果把對陸軍與海軍的投入、付清國債利息 造成的損失以及結束（日俄）戰(zhàn)爭的費用加在一起，就會得到 1018000000盧布（十億零一千八百萬）這個數字，而這足足占了國家預算全額的40.5%。

由于面臨著西歐的這種壓力，專制國家吸收了過多的過剩產品[6]。也就是說，專制國家以犧牲當時正在形成的特權階級（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利益為代價，限制住了這些階級本就緩慢的發(fā)展。但這還不是全部。國家奪走了莊稼人的基本必需品，斷了他們的活路，并趁機把他從還沒來得及安居的土地上趕走。這反過來又制約了人口和生產力的增長。因此，由于國家吸收了過多的過剩產品，本就緩慢的等級分化（сослов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過程就被限制住了；由于國家奪走了相當一部分的必需品，它也就那摧毀了唯一 支撐著它的落后生產基礎。

但是，這個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和統(tǒng)治，自身也需要一個等級森嚴的組織?？窗桑@就是為什么它在破壞這種組織發(fā)展的經濟基礎的同時，也在用國家秩序的手段來為這種組織拔苗助長。并且，它也像所有的國家一樣，努力地讓等級分化的進程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社會的力量讓天平以比西歐歷史更為嚴重地向國家權力傾斜。國家和上層社會集團之間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代價進行的那種服務交換，體現(xiàn)在權利與義務，還有特權與重負的分配上。俄國的貴族和神職人員在這種交換中可以獲得的利益，要比他們在西歐中世紀的同行要少得多。然而，如果像米留科夫在他的《俄國文化史綱》[7]里那樣，說什么在西方是“等級締造了國家政權”，而在俄國是“國家政權 創(chuàng)造了等級”——那就未免有些聳人聽聞了。

等級不可能通過立法或是行政手段建立起來。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借助國家權力成為一個成熟的特權等級之前，它必須先在經濟上擁有自己所有的社會優(yōu)勢。等級不可能通過提前編制好的官秩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8]或者榮譽軍團（Légion d'honneur）[9]章程來人工制造。

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沙皇專制在與俄國特權等級的關系中，比起從等級制度森嚴君主制成長起來的歐洲專制，具有無可比擬的獨立性。

當資產階級站在第三等級的肩膀上，變得足夠強大，足以制衡社會的封建力量時，絕對主義政體的力量就達到了它的頂點。在這種情況下，特權階級與有產階級相互斗爭，相互平衡，保證了國家組織的最大獨立性。路易十四說過：“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普魯士的絕對君主制在黑格爾看來本身就是一個目的，是國家理念的現(xiàn)實化的產物。

當沙皇專制努力建立自己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時，并不需要和特權等級的野心做多少斗爭，卻需要對付野蠻、貧窮以及整個國家各部分經濟生活互相隔離的狀態(tài)。俄國自成一體的官僚專制組織并不像它的西方同類國家那樣，創(chuàng)造了經濟占統(tǒng)治地位階級的平衡，而是使得俄國的這種階級在社會上柔弱，在政治上渺小。從這方面來講，俄國沙皇專制制度（Царизм）處于歐洲絕對主義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與亞洲專制制度（Деспотизм）的居中點上，但它可能離后者要更接近一 些。[10]

但是，當半亞細亞的社會條件使沙皇制度變成一個專制（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й）組織時，歐洲的技術和資本卻用歐洲大國才有的 一切手段來武裝這一組織。這也可能促使沙皇專制介入歐洲的一切政 治關系。沙皇專制的重拳在歐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1815 年，亞歷山 大一世到達巴黎，復辟了波旁王朝，而自己則變成了神圣同盟的思想 化身。而在 1848 年，尼古拉一世獲得了鎮(zhèn)壓歐洲革命用的巨額貸款， 并派俄國士兵鎮(zhèn)壓起義的馬爾扎人。歐洲資產階級寄望于沙皇軍隊， 希望他們能在今后的某個場合再度充當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掘墓人， 就像他們曾經為歐洲專制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己服務一樣。

但是歷史的發(fā)展卻選擇了另一條路。絕對主義含辛茹苦地培育資本主義，卻最終被后者擊敗了。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歐洲的經濟只能有限地影響俄國。俄國國民經濟的自然性（也就是說，自成一體性）保護了自己，使其不受更高級生產方式的影響。我們的等級結構，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樣，即使是在其終結的時候也未能充分發(fā)展。但是，當資本主義關系在歐洲終于取得主導地位時，當金融資本成為新式經濟的領頭羊時，當絕對主義為自己的生存而斗爭從而與歐洲資本主義同流合污時，情況就徹底改變了。

那些不再理解國家政權對社會主義革命意義的“批判”社會主義者，應該至少去研究一下俄國專制制度非系統(tǒng)和野蠻活動的歷史，以便認識到國家政權在總體上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時，在純經濟領域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沙皇制度變成推動俄國經濟關系資本化的歷史工具，其首要目的是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

當我們日漸發(fā)展的資產階級社會開始覺得需要西方的政治體制時，專制制度就已經在歐洲技術和資本的幫助下?lián)u身一變，成為最大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家、銀行家、鐵路和酒鋪的壟斷所有者。這一點上得到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的支持。這種機構根本不適合用來調節(jié)新的關系，但卻能以充沛的精力，有條不紊地完成鎮(zhèn)壓的任務。電報征服了國家的廣闊疆域，使行政當局的行動充滿了信心，快速并整齊劃一。而鐵路則使軍隊可以從短時間內從歐洲的布列斯特要塞開到亞洲的黑龍江邊。[11]而歐洲的政府在革命以前根本就不知鐵路、電報為何物。專制制度掌握的軍隊是龐大的——雖然它沒能順利經受住日俄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但顯然足以去對付“內亂”和維護統(tǒng)治了。無論是昔日的法國當局，還是1848年的歐洲政府，都沒有能與現(xiàn)今的俄國軍隊相提并論的事物。

專制制度的財政和軍事力量，不僅壓迫并蒙蔽了歐洲資產階級，同時也遏制著俄國的自由主義，使其不再有信心借助公開的武力斗爭來挑戰(zhàn)專制主義。專制主義的軍事和財政力量，似乎讓俄國革命淪為空談……

實際發(fā)生的情況卻正好完全相反。一個國家越是中央集權，越是獨立于統(tǒng)治階級，就會越快地轉變成凌駕于社會之上的自足組織。這樣的組織的軍事—財政力量越強大，它的生存斗爭就會持續(xù)的越久，越成功。一個總預算為二十億盧布，舉了八十億盧布的債，手下還有百萬武裝士兵的中央集權國家，總是能在它不能繼續(xù)順應自身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時，仍然茍活很長時間。這里的需要還包括軍事安全的需要，而它當初正是為了這種需要而創(chuàng)立的。

因此，專制主義的行政、軍事還有財政力量能夠使它不顧與社會發(fā)展腳步的對立而繼續(xù)存在，而這不僅沒有排除革命發(fā)生的可能性（就像自由派認為的那樣），而且正相反，它使得革命成為唯一可能的出路。 此外，專制主義日益強大的力量不斷加深它與推動新的經濟發(fā)展的人 民群眾的鴻溝，這一事實提前保證了日后的革命將帶有極其激進的性質。[12]?

在自由派以最烏托邦的“現(xiàn)實主義”進行自我暗示的時候，在革命民粹主義者以幻想和奇跡為食的時候，只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事物的發(fā)展方向并預測了這種發(fā)展的一般形式[13]。這一點足以令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昂首挺胸了。

注釋：

[1]這里說的是1905年的革命和它給俄國的社會和國家生活帶來的改變：政黨的組建，杜馬 政府，公開的政治斗爭等等?！?/span>

[2]原文直譯為“社會生活”，這里采用英譯本的譯法?！凶g者注

[3]原文直譯為“俄國的國民經濟已經不再原始到可以采用前一種解決方法。”——中譯者注

[4]原文直譯為：“不過，當然，并不會超過英法百年戰(zhàn)爭給法國帶來的壓力。”——中譯者注 [5]這里指彼得一世?！凶g者注

[6]原文直譯為“過剩產品中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下同。——中譯者注

[7]原文這里并未直接引用書名。原書名直譯過來，應該是《關于俄國文化史的論文集》，這 里采用通行的譯法?！凶g者注

[8]官秩表是俄羅斯帝國軍隊、政府和宮廷中職位和級別的清單，由彼得大帝于1722年實行， 以限制貴族對政治的影響，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得到提拔并獲得爵位。在官秩表中，每一個對應的等級（Класс）都有相應的文官官銜、軍官軍銜和貴族官銜（部分缺位），共14個等級。貴族官銜由于二月革命事實上已經被消滅，而文官官銜則在1917年11月25日（公歷），被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布的《關于消滅等級制和文官制度的法令》 廢除；而軍銜官秩表則隨著革命向整個俄國擴散而逐步廢除。1935 年 9 月 22 日，蘇聯(lián)恢復了軍銜制度；1943年，蘇聯(lián)恢復了檢察官與偵查人員的銜級制度；而在如今的俄羅斯聯(lián)邦，連公務員的等級制度也已經以新的形態(tài)卷土重來。——Uni

[9]法國榮譽軍團勛章是法國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勛位勛章，以表彰對法國做出特殊貢獻的軍人和其他各界人士。這一勛章系統(tǒng)總共有六個等級，是由拿破侖在1906年創(chuàng)立的?！?—中譯者注

[10]正因為如此，Царизм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詞會使用在中文語境上與亞洲專制更為接近的 “沙皇專制”一詞進行翻譯。而接下來提到的所有“絕對主義”，指的都是歐洲絕對制度（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君主制），但有時“絕對主義”一詞也會用于表示俄國體制，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主義”會被翻譯為專制主義或專制制度?！凶g者注

[11]原文直譯為“……從國家的這頭開到那一頭?！薄凶g者注

[12]這里的著重號是中譯者添加的——Uni

[13]甚至是像門捷列夫教授這樣的反動官僚，也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在談到產業(yè)發(fā)展的時候， 他提到：“社會主義者在這之中看到了一些東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看透了它們，但是他們走入了歧途，因為他們太堅持自己的教條，建議使用暴力，鼓勵暴民的動物本能，使他們追求政變與權力。”——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