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1.1

作者：【先秦】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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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孟子見梁惠王[1]。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2]？”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3]。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4]？’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5]。萬乘之國[6]，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7]。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8]。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釋：

[1]梁惠王：即魏惠王（前369—前319年在位），戰(zhàn)國時魏國國君。名罃?！盎荨笔瞧渌篮蟮闹u號。魏惠王在位時，因迫于秦國的壓力，將都城從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故亦稱梁惠王?！2]以上三句意為，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那么將給我的國家?guī)硎裁蠢?？亦：則?！3]以上兩句意為，大王何必說利？只有仁義罷了。亦：只；僅僅?！4]家：大夫的封邑，又稱采地?！5]此句意為，上下互相爭奪利，國家就危險了。交征：互相爭奪。征：奪取?！6]乘（shèng）：量詞。古代用四匹馬拉的一輛兵車叫一乘，一乘有甲士三人，普通兵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諸侯國的大小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萬乘之國為當時的大國。　[7]以上三句意為，萬份中占有千份，千份中占有百份，不算是不多?！8]以上兩句意為，如果人們把義放在利之后，不全部奪取就不會滿足。饜（yàn）：滿足。

原邊注：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保ā抖Y記·大學》）

點評：

本章為《孟子》一書首章，從梁惠王稱孟子為“叟”，知是孟子游歷晚期事，列為首章，關乎全書主旨也。據(jù)學者考證，孟子在滕國推行仁政失敗后（參見2.13、2.14、2.15），聽說魏惠王招賢納士，于是率領門徒，“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6.4），浩浩蕩蕩來到魏國。孟子到魏國時，梁惠王正經(jīng)歷了一連串的軍事失敗，故急迫地問：能給我的國家?guī)硎裁蠢妫坑谑嵌擞辛诉@場關于義利的著名對話。

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惫蔬@段文字被列為《孟子》的開篇，可能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也是理解《孟子》一書的關鍵。孟子生活的戰(zhàn)國中后期，周代以來的禮樂制度徹底崩壞，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為急迫的現(xiàn)實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法家主張對內(nèi)富國強兵，對外武力擴張，希望通過暴力重建政治秩序，其所行乃霸道；而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則主張行仁政、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7.9），希望以仁義重建政治秩序。故孟子的義利之辨不只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而首先是政治秩序重建，是行霸道還是王道的問題——以仁義重建政治秩序是為王道，以暴力實現(xiàn)政治統(tǒng)治則為霸道。需要說明的是，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利”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利，不是民眾的物質利益，而是指攻占別國的土地，殺戮別國的民眾，是“欲以富國強兵為利”（趙岐注），實際是梁惠王擴張疆土，臣服秦、楚的“大欲”。故針對梁惠王的發(fā)問，孟子明確回答：“大王何必說利？只有仁義罷了?！泵献铀f的義或仁義是指公正、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良善關系。孟子的義利之辨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和層面。義利之辨的第一個層面是說，我們不能在一個沒有道德原則，沒有正義、秩序的環(huán)境中去追求利，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如果人們還一味地追求利，那只能是諸侯想著去取代天子，大夫想著去殺害諸侯，士想著篡奪大夫，只能使社會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孟子告誡人們，在一個無序、混亂的社會中，首先不應該想著如何去追求利，而是建立起公正、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良善關系。

司馬遷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遷這里所說的利，就是孟子所否定的利，也就是只講個人需要不講道義原則的利。所以我們不應只看到利，還應看到利背后的義，只有建立起義，建立起合理、公正的秩序，才能更好地追求利。這是兩千年前孟子給我們的啟示。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并不一概反對物質利益?！犊讌沧印分凶铀寂c孟子的一段“對話”，將義利的關系講得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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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p>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衷唬骸冒采恚猿绲乱??！私岳笳咭病！保ā峨s訓》）

這段文字與前面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顯然具有某種聯(lián)系。前文孟子主張“何必曰利”，這里“子思”卻主張“先利之”；前面是孟子教導梁惠王，這里卻是子思教導孟子。說明這段文字是針對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而發(fā)，是對前者的一個補充和回應。不過據(jù)學者考證，子思與孟子年代相距較遠，二人不及相見。故《孔叢子》中的這段文字并沒有事實的根據(jù)，而可能是出于子思或孟子后學之手，意在說明經(jīng)過子思的“教誨”，孟子也重視起民眾的利益了。這雖然是虛構，但衡之以孟子“制民之產(chǎn)”的主張，也是符合孟子思想的?！睹献印飞衔闹械摹袄笔侵妇醯摹按笥保拭献又鲝垺昂伪卦焕?，而此段文字中的“利”是指民眾的物質利益，故“子思”主張“先利之”。在孟子等儒家學者看來，執(zhí)政者本來就是要為天下百姓謀取、創(chuàng)造利益的，執(zhí)政者若奉行仁，遵守義，百姓安居樂業(yè)，各得其所，“此皆利之大者也”；若執(zhí)政者拋棄了仁，違背了義，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流離失所，甚至鋌而走險，“此為不利大矣”。所以，義和利實際是統(tǒng)一的，或者說應該是統(tǒng)一的，這里“義”是指道義和公正、正義，“利”則是指社會的整體利益，指民眾的物質利益。強調(diào)義利的統(tǒng)一，是孟子義利之辨的第二個層面。

故本章雖然是談義利，但與孟子所主張的仁政、王道也是密切相關的。以民眾的物質利益為重，對內(nèi)實行仁義的是仁政，通過“得民心”使天下歸附的是王道；而“以富國強兵為利”，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是暴政，通過武力擴張使天下臣服的是霸道。重視義還是重視利以及如何看待義利的關系，乃區(qū)分仁政與力政、王道與霸道的重要根據(jù)。故以下幾章主要圍繞仁政、王道展開論述。本章可與12.4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