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貧積弱的民國如何收復(fù)外蒙？徐樹錚的作用更大

2021年10月03日 22:13:25
來源：浩然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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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錚（右二）

一般印象上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軍閥不顧人民死活，主動向列強出賣中國主權(quán)換取自己的利益。可是軍閥中也不乏愛國者，徐樹錚是皖系軍閥的臺柱型將領(lǐng)，1919年，就是他收復(fù)了外蒙，這一事件絕對不能低估，這被看作是徐樹錚一生最大的功績。

北洋軍

一、外蒙的“自治”

1911年，趁中國辛亥革命，清朝中央大亂之際，在沙俄鼓動下，外蒙封建王公驅(qū)逐了清朝駐外蒙的辦事大臣三多，宣布“獨立”。外蒙偽政權(quán)在當(dāng)時不被中國和世界各國（除了沙俄）承認，所以“獨立”的外蒙實際就是沙俄的傀儡政府。

民國建立后，民國政府曾想要收復(fù)外蒙，但遭到了沙俄外交、武力的雙重拒絕。至1913年，打不過沙俄的袁世凱政府，只得和沙俄簽署了《中俄聲明》、《中俄蒙協(xié)約》，這些文件承認了沙俄在外蒙的特殊利益；但中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quán)，外蒙撤銷“獨立”，中國則承認外蒙“自治”?！吨卸砺暶鳌穼嶋H是在沙俄威逼下簽署的一份不平等條約，“宗主權(quán)”不同于主權(quán)，外蒙本是中國固有領(lǐng)土，但該文件卻將北京和外蒙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關(guān)系，強行變成了類似于中國和朝鮮之間的上下國關(guān)系，連同所謂“自治”，北京中央政府將無法對外蒙行使任何主權(quán)，實際還是變相承認了外蒙的“獨立”。

袁世凱

二、外蒙回歸的先聲

自外蒙“自治”起，至1919年，外蒙“自治”政府控制著喀爾喀四部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兩個區(qū)，總面積100余萬平方公里，其政體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該政權(quán)完全依賴沙俄的支持。換句話說，外蒙“自治”政權(quán)就是沙俄政權(quán)的延伸，一旦沙俄滅亡，外蒙的“自治”也就不能維持了。在這種情況下，1919年沙俄發(fā)生十月革命，支持外蒙的沙俄覆滅，失去外援的外蒙“自治”政府瞬間癱瘓，被摧殘的外蒙愛國統(tǒng)一勢力得以伸展，終于在外蒙地區(qū)掀起了回歸中國的呼聲。

外蒙的四部兩區(qū)

1919年8月4日，在外蒙首府庫倫，由部分愛國王公首次公開提出了回歸中國的呼聲，他們向當(dāng)時北京中央派駐在庫倫的都護使陳毅（不是陳毅元帥）發(fā)出了正式請求，陳毅隨即開始為收復(fù)外蒙奔走。但回歸的請求遭到熱衷分裂的僧侶、王公們的反對。愛國派和蒙獨派水火不容，屢次火并，蒙獨派代表、活佛哲布尊丹巴甚至派人到北京施壓，污蔑陳毅，要求北京將其罷免。活佛代表進京事件給北京造成了巨大震撼，因為他進京的目的是“意欲請美使援助”，而英法也派人到活佛代表處問詢，展現(xiàn)了列強想要在外蒙問題上涉足的野心，這使得外蒙局勢逐漸失控，北京進退維谷。

外蒙喇嘛

三、西北籌邊使的到來

徐樹錚，北洋悍將，皖系段祺瑞集團的主力、核心人物，徐樹錚也是段祺瑞的心腹。1919年前后，正是皖系占據(jù)北京、稱霸中國之時。這一年6月13日，徐樹錚被任命為西北籌邊使，主管熱河、察哈爾、綏遠、甘肅、內(nèi)外蒙古、新疆之行政、軍政、財政三權(quán)。

隨著陳毅活動的失敗，外蒙古局勢失控，作為名義上西北各地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徐樹錚在外蒙問題上有兩個選擇：要么默不作聲，任由外蒙混亂下去，向世界展現(xiàn)北京對外蒙的失控；要么孤注一擲，收復(fù)外蒙。徐樹錚果斷選擇了后者。10月23日，徐樹錚立下軍令狀：“一日不離（籌邊使之）職……無論外交，無論蒙情，無論土地，均應(yīng)負其全責(zé)。”于是率一個旅的兵力離開北京奔赴外蒙，29日到達庫倫，接管了陳毅的全部事項。

徐樹錚

原本在清代，中央在外蒙采取分化政策，即王公管理世俗政務(wù)，僧侶管理宗教事務(wù)。但近代，外蒙脫離中央之后，僧侶做大，外蒙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地區(qū)，部分王公不甘屈服于僧侶，為了奪回權(quán)力，也認同回歸中國，而僧侶為了鞏固權(quán)利，則頑固地秉持分裂政策。陳毅之時，主要拉攏愛國王公，打擊僧侶，結(jié)果造成蒙地混亂。所以徐樹錚來外蒙后主要功夫用來對付最大的反動分裂勢力——僧侶。徐樹錚看到蒙地多信佛教，僧侶有強大的精神控制力，所以他不指望徹底廢除僧侶對政治的控制。

11月1日，徐樹錚在庫倫召開了政治磋商會議，與會者皆為北京政府的官員，即都護使陳毅、都護副使恩華、隨徐樹錚入外蒙的旅長褚其祥、參謀楊志澄。會上，徐樹錚確立針對僧侶、收復(fù)外蒙的兩大原則：一，明確外蒙主權(quán)在中國政府；二，分化拉攏外蒙封建勢力。

庫倫（今烏蘭巴托）

四、外蒙主動撤銷自治

徐樹錚看到僧侶階層主要受巴特瑪多爾濟、大沙畢商卓特巴、繃楚克、棍布四人控制，四人之中，“自治”政府總理兼內(nèi)務(wù)總長巴特瑪多爾濟是分化僧侶的入手點。因為巴特瑪多爾濟名義上是外蒙最高首腦，但在宗教層面，他上面還有活佛；而世俗層面，和他同級的高級喇嘛繃楚克等人又被活佛授予了“親王”稱號，巴特瑪多爾濟的稱號卻只是王，矮他們一級，這就使他們之間產(chǎn)生嫌隙。所以徐樹錚主要結(jié)交巴特瑪多爾濟。在11月11日的交涉中，巴特瑪多爾濟希望給自己弄一個“親王”的封號，徐樹錚當(dāng)即承諾，一旦外蒙撤銷自治，“王銜立可冊真，并其弟皆雙俸”。隨后徐樹錚又游說活佛，承諾現(xiàn)有的宗教禮儀和待遇不變，“不令佛有失體面”，但活佛不置可否。

之后徐樹錚又檢閱了外蒙軍隊，經(jīng)徐樹錚核算，全外蒙總兵力不足五千，且裝備落后，所以徐樹錚向外蒙封建勢力秀了秀肌肉。他以褚其祥旅（皖系部隊，隸屬西北邊防軍，接受了日本借款，裝備日系武器，是當(dāng)時中國戰(zhàn)力較強的部隊）為樣板，展現(xiàn)了中央軍隊的強大。隨后經(jīng)徐樹錚、外蒙愛國王公的努力，最終決定褚其祥旅改為中央駐庫倫防衛(wèi)軍，中央武裝力量的駐扎使得外蒙封建勢力為之膽寒，至此外蒙回歸之事已是板上釘釘。

西北軍

至14日，除了活佛態(tài)度不明朗之外，其余封建勢力都認同回歸中國。15日，徐樹錚威脅活佛再不同意，則“蒙情極度危急”，恐活佛“難以承擔(dān)禍蒙之罪”，甚至?xí)航饣罘疬M京。隨即活佛認輸。17日，外蒙各封建王公、僧侶聯(lián)名通電北京，請求撤銷外蒙“自治”。22日，北京應(yīng)外蒙之請，“即俯如所請，以順蒙情”，宣布外蒙廢除“自治”，實際意味著外蒙的回歸。

外蒙喇嘛

文史君說

外蒙的回歸對民國政治、軍事、經(jīng)濟、外交都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政治上，拉動了內(nèi)蒙的親中央勢力，就在外蒙回歸后一個月，即12月下旬，呼倫貝爾自治政府通電北京中央，“因外蒙古治權(quán)歸還中央……呼倫貝爾所有區(qū)域商請仿辦”，自此使得內(nèi)蒙牢牢把控在中央手中，內(nèi)外蒙古的完全回歸實現(xiàn)了辛亥革命以來五族的共和和統(tǒng)一。外交上，則粉碎了俄國霸占中國領(lǐng)土的野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向世界展現(xiàn)中國維護國家領(lǐng)土完整和主權(quán)的決心。軍事上，收復(fù)外蒙，則鞏固了中國北部邊防，同時也斷絕了日本侵略外蒙（日本出兵北滿西伯利亞，潛藏著借口抵抗蘇俄、侵略外蒙、掠奪資源的野心）的野心。經(jīng)濟上，維護了中國的經(jīng)濟利益，外蒙存在大量的資源，但外蒙獨立時期，這些資源被俄國廉價掠奪性開采，造成了資源的極大外流。作為直接主導(dǎo)收復(fù)外蒙這一歷史行為的軍閥徐樹錚，無疑是值得贊許的。

參考文獻

王彥民：《徐樹錚傳》，黃山書社，1993年。

張啟雄：《外蒙主權(quán)歸屬交涉（1911-1916）》，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5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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