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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西行妖

前言：

“淮西二十四將，又稱明初淮西二十四將，是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初一時，朱元璋離開濠州奔赴定遠(yuǎn)時帶在身邊的二十四個人。二十四將包括：徐達(dá) 、湯和、吳良、吳楨、花云、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君用、唐勝宗、陸仲亨、華云龍、鄭遇春、鄭遇霖、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德興”——摘自百度百科。

這淮西二十四將的說法流傳甚廣，不僅尋常的通俗讀物作此說法，即使是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論文，亦屢見不鮮。那么，事實上真的如此嗎？朱元璋真的在至正十四年正月初一帶著這二十四人南取定遠(yuǎn)嗎？

一、 淮西二十四將之由來

在對淮西二十四將進(jìn)行辨析之前，我們先對這個說法的出現(xiàn)進(jìn)行一次梳理。當(dāng)前筆者所能找到的最早出現(xiàn)淮西二十四將名單的書籍是何喬遠(yuǎn)的《名山藏》。何喬遠(yuǎn)（1558年～1631年），字稚孝，晉江人，萬歷十四年進(jìn)士，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為《名山藏》，《明史》有傳。何氏于萬歷年間著成《名山藏》，其《典謨記一》言：

“（上）率其二十四人南畧定遠(yuǎn)……二十四人者，徐達(dá)、湯和、吳良、吳禎、花云、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云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皆濠種也”。

又，東莞人陳建曾于嘉靖年間著有《皇明通紀(jì)》，其亦列出此二十四人名單，然筆者能力有限，未能得到具體的信息，姑且附于此，以待大家考證。

較晚出的《明史紀(jì)事本末》延續(xù)何氏之說：

“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dá)、湯和、吳良、吳禎、花云、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云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yuǎn)” ①。

二者一體相承，唯在具體的名單上略有不同，如《紀(jì)事本末》改胡大海為胡海，陳植為陳桓，李新為李新材、張銓為周銓。筆者按，胡海，字海洋，濠州定遠(yuǎn)人，胡大海，字德甫，泗州虹縣人，陳桓、李新、張銓并明史有傳②，陳植、李新材、周銓不見其人。

談遷《國榷》載：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甲子朔，公子（指朱元璋，此時軍中多呼朱元璋為‘朱公子‘，筆者按）度彭早住等難共事，屬七百人于他將，率壯士徐達(dá)、湯和、吳良、吳禎、花云、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云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凡二十四人，皆濠產(chǎn)也，南略定遠(yuǎn)” ③。

與《名山藏》、《明史紀(jì)事本末》大體相同，亦只是名單之人名略有不同?！睹魇贰け炯o(jì)第一》亦有：“（太祖）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dá)、湯和、費聚等南略定遠(yuǎn)”，卻沒有列出人數(shù)及具體名單。

可見，自嘉隆萬以來，此二十四將之說甚為流行，乃至后出諸書無不奉其為宗旨。然而考之于嘉靖以前之著作，卻并無一書提及此二十四將名單，甚為怪事，豈有當(dāng)代所無之事而百年之后卻有？為了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以下分析時盡量使用明初的文獻(xiàn)，尤其是與當(dāng)事人直接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少用甚至不用嘉靖以后的文獻(xiàn)。

注釋：

①谷應(yīng)泰，《明史紀(jì)事本末》卷一。

②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胡海傳》、《張銓傳》，卷一百三十二《陳桓傳》、《李新傳》，卷一百三十三《胡大海傳》

③談遷，《國榷》卷一

二、南略定遠(yuǎn)之時間

要想明白一件事，最要緊的是搞清楚它發(fā)生的時間，唯有時間順序明了，方才可以得出正確答案。

《明太祖實錄》載：

（癸巳年，1353年）“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上乃歸鄉(xiāng)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還，子興喜，以上為鎮(zhèn)撫。是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上觀其所為，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dá)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yuǎn)。中途遇疾復(fù)還，半月疾始間。聞戶外有杖策嘆嘖而過者，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yuǎn)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

《實錄》將“濠州圍解”、“歸鄉(xiāng)募兵”，“彭趙暴橫”、“南略定遠(yuǎn)”，“招降張家”等事并置于癸巳年六月，誤。按，癸巳五月，元將賈魯死①，六月，紅軍攻賈魯之殘兵于藕塘下營，濠州圍解②。濠州之圍前后七閱月，紅軍損失慘重，圍甫解，郭子興即派遣親信兼女婿朱元璋歸鄉(xiāng)招募人手，如張來儀《滁陽王廟碑》云：“（癸巳）夏，上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xiàn)王，王就令將之”，而《皇明本紀(jì)》云：

“十月，（上）方歸鄉(xiāng)里，收元義兵民人七百余以獻(xiàn)王。王喜，命為鎮(zhèn)撫。時彭、趙二雄以力御眾，部下多凌辱人。上以其非道，恐七百人有所累，棄而不統(tǒng)，讓他人統(tǒng)之，惟拔大將軍徐達(dá)等二十人有奇，帥而南略定遠(yuǎn)”。

按，七百人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朱元璋不可能主動放棄這七百人，事實上朱元璋招募七百人回到濠州之后就與彭、趙所部發(fā)生摩擦，這七百人旋即被奪，“轉(zhuǎn)屬他人”不過是掩飾之語。這些事情也不會發(fā)生在短短的六月一個月之內(nèi)，將其分布在六月至十月這一時間段上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廟碑》、《本紀(jì)》的六月是朱元璋受命之時，并將此事的結(jié)果——彭趙暴橫事件附于此，《皇明本紀(jì)》的十月是彭趙暴橫之時，并追述此事的源頭——回鄉(xiāng)募兵，六月與十月之差別為敘述方式的不同。

以上，癸巳六月“濠州圍解”、“歸鄉(xiāng)募兵”，十月“彭趙暴橫”，然而最后的“招降張家”卻發(fā)生在次年六月③，這中間有七八個月的空白期，“南略定遠(yuǎn)”究竟發(fā)生在哪段時間內(nèi)呢？朱元璋曾親口說：“當(dāng)年冬（指癸巳年冬，筆者按），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shù)百人，內(nèi)率二十四名銳者，南游定遠(yuǎn)”④。成書于永樂初年、疑似為解縉所著的《天潢玉牒》⑤言：“是冬，彭、趙多凌辱人，（上）遂棄數(shù)百人，內(nèi)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游定遠(yuǎn)”。又，《皇明開國功臣錄》載：“耿忠…癸巳，從克定遠(yuǎn)“，“趙清…歲癸巳，上略定遠(yuǎn)，清附焉”⑥。則“南略定遠(yuǎn)”之事發(fā)生在癸巳冬，即至正十三年（1353）十月至十二月之間。

注釋：

①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賈魯傳》：“（賈魯）上馬麾進(jìn)，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卻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至正十三年即癸巳年。

②俞本，《紀(jì)事錄》，載于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二：“五月，大敗賈魯。六月，海子口搭浮橋攻賈魯于藕塘下營”，這兩處的賈魯當(dāng)指賈魯所帶領(lǐng)的元兵。

③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四《閱江樓記》：“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為人調(diào)用者三年。俄爾匹馬單戈，有兵三千，效順于我”；按，朱元璋壬辰（1352）年從軍，為人調(diào)用三年則為甲午（1354）年。張來儀，《滁陽王廟碑》，載于焦竑《國朝獻(xiàn)征錄》卷三：“又明年夏（指甲午年，筆者按），上染病未痊。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得其精卒三千” 。劉三吾，《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四：“（甲午）六月，取城口張營寨”。則招降張家寨三千人為甲午夏六月左右之時。

④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四《紀(jì)夢》。

⑤ 《天潢玉牒》，今作者不詳，據(jù)王崇武說《紀(jì)錄匯編》、《勝朝遺事》所收錄《天潢玉牒》的作者寫作解縉，而今本無之。姑且不論作者是不是解縉，從有此傳聞來看，《天潢玉牒》的編寫過程有官方勢力的參與是毫無疑問的。

⑥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七《耿忠傳》、《趙清傳》。

三、南略定遠(yuǎn)之人數(shù)

關(guān)于“南略定遠(yuǎn)”的人數(shù)，《實錄》說是“徐達(dá)等二十四人”，《皇明本紀(jì)》說是“徐達(dá)等二十人有奇”，朱元璋本人也記得是“二十四名銳者”。此時正是朱元璋一生最落魄的時刻之一，他當(dāng)然不會記錯此時的人數(shù)，如此看來，癸巳年冬攻打定遠(yuǎn)的人數(shù)確實是二十四人。然而《毛公神道碑銘》載：

公諱麒，字國祥，姓毛氏，居鳯陽定逺縣之昌義郷…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涂炭，持三尺劔出而救之。一呼之間，從者數(shù)萬，直趨定逺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為帥，作保障計。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作風(fēng)雨散去，公獨扶尹其詣轅門欵附①。

“一呼之間，從者數(shù)萬”必為夸飾之詞，然而后面的“聞大軍且至”當(dāng)為實情。若是紅軍攻打定遠(yuǎn)時只有二十四人，如何能夠使得定遠(yuǎn)守軍“皆棄妻孥作風(fēng)雨散去”？

按，郭子興曾與紅軍別部孫德崖有生死之仇②，由于元軍圍城，雙方才暫時放下芥蒂，同心守城。如今濠州圍解，外患消失，又遇上女婿朱元璋的七百人被奪，郭子興豈能沒有表示？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而孫德崖眾人“名位皆在王（指郭子興，筆者按）上” ③，以郭子興“素剛直，不屈人下”的性格④，爭奪不過而負(fù)氣出走定遠(yuǎn)是最正常不過的了，《鴻猷錄》也載朱元璋曾勸說郭子興南收定遠(yuǎn)⑤，甲午年招降張家寨時，郭子興亦在定遠(yuǎn)城可證⑥。

南略定遠(yuǎn)不是朱元璋個人的行動而是郭子興部的集體出動，于是耿忠、趙清等人的跟從是可以預(yù)料到的⑦，此時朱元璋在軍中的地位更類似于所謂的監(jiān)軍，直屬于朱元璋的只有二十四人，但是依靠與郭子興的親屬關(guān)系而對大軍的行動可以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甚至可以出面接受定遠(yuǎn)縣尹的投降。

注釋：

①宋濂，《文憲集》卷十八《毛公神道碑銘》。

②《明太祖實錄》卷之一：“德崖等四人遂與均用謀，伺子興出，執(zhí)之通衢。械于孫氏將殺之……上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圍其家，發(fā)屋而入。見子興鉗系幽窖中，肌肉皆傷。乃破其械，使人負(fù)以歸，子興遂得免“。佚名，《皇明本紀(jì)》亦載：“俞、魯、孫、潘暗恃趙威，于市衢擒王（指郭子興，筆者按，下文滁陽亦指子興）……（上）披堅執(zhí)銳，與諸人行圍孫宅。緣舍入，掀椽揭瓦，諸軍殺彼祖父母，于晦窟中得見滁陽，鉗足系頂，肌膚被箠打而浮虛，令人負(fù)歸，去鉗鎖”。郭子興為孫德崖箠打，幾至死亡，而朱元璋在營救郭子興時誤殺孫德崖之祖父母，雙方之仇，不共戴天?！秾嶄洝窞榱藸I造朱元璋此次行動的正義性，隱去了誤殺孫祖父母的事。

③張來儀，《滁陽王廟碑》，載于焦竑《國朝獻(xiàn)征錄》卷三

④同上。又，佚名，《皇明本紀(jì)》言郭子興“性剛烈，其言終不能含忍於久”。

⑤高岱，《鴻猷錄》卷一：“（癸巳）冬，彭趙據(jù)濠城穪王，其部下多凌轢濠眾。帝度不可振，乃說郭元帥以南收兵……出畧定遠(yuǎn)”。

⑥佚名，《皇明本紀(jì)》載：“(上)于是扶病詣王寢室，王曰：“汝來何也？”答曰：“聞他方有欲歸者，未定行人，欲扶病親往?！蓖踉唬骸叭瓴》金?，未可行?！鄙现跻猓瑳Q行不辭，王許之。明日，南行入定遠(yuǎn)。乃至，復(fù)病，三日而起，未瘥速行。又六十里，抵大橋前，病復(fù)作，亦三日而瘥。即日又南行十五里外，見他壘勒兵布陳……首帥既聽，應(yīng)聲愿降……即帥九步歸，中留費聚于彼，以候人情。后三日，費聚清晨而至，告曰：“事不可諧矣，彼欲他往?！鄙辖璞?，詣帥所在……即時焚營廢壘，竭營而行，于是取壯士三千人”?！睹魈鎸嶄洝份d：“（上）即強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喜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上曰：此豈高枕養(yǎng)病時耶，今失機不圖，將為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yuǎn)界，上病暑，再越六日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其帥許諾……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后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上即率兵三百人復(fù)抵其營……于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qū)其眾以還，得壯士三千人”。《皇明本紀(jì)》與《明太祖實錄》皆認(rèn)為朱元璋在濠州城拜訪郭子興之后方才出去招降張家堡，然而張家堡所占據(jù)的秦漢東城縣遺址距離濠州城有一百六十里之遠(yuǎn)，更何況郭子興在濠州紅軍內(nèi)部也不算是最強的勢力，豈有越數(shù)百里之遠(yuǎn)而去投降一個小勢力的說法？又，朱元璋在得到首領(lǐng)的許諾投降之后，擔(dān)心其反復(fù)而留下費聚，后來首領(lǐng)不想投降，費聚于三天之內(nèi)便趕回大營，可見大營應(yīng)當(dāng)在離張家堡六十里的定遠(yuǎn)縣。又，俞本，《紀(jì)事錄》載：“是時，郭元帥之兵雖據(jù)定遠(yuǎn)縣，前有義丁城口張寨，不能進(jìn)，后有元兵，不能退”，唯俞本所記，或得其實。

⑦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七《耿忠傳》：“耿忠，鳳陽縣人，長興侯之從弟，號耿三舍。國初歸附，歲癸巳，從克定遠(yuǎn)”，《趙清傳》：“趙清，一名應(yīng)清，濠州定遠(yuǎn)人。元末兵亂，清集眾捍御，為義兵千戶，歲癸巳，上略定遠(yuǎn)，清附焉”。

四、二十四將辨析

我們在上面討論了朱元璋“南略定遠(yuǎn)”的時間，因此，很容易就得出了第一條判別是不是淮西二十四將的條件：

1.從軍時間要在癸巳年冬之前”。

若是在甲午年方才從軍，又豈能參加上一年癸巳年紅軍的活動呢？

徐達(dá)：

（徐）達(dá)， 鳳陽人，家世農(nóng)業(yè)，長身偉貌，剛毅英武。年二十二，值元末兵起，慨然有濟(jì)世之志，歲癸巳，上起義兵于濠梁，達(dá)來謁。上與語，奇之，留置麾下。久之察其志慮材略皆非眾人所及，上益喜曰：此大器也。遂命為鎮(zhèn)撫，位諸將上①。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dá)，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nóng)業(yè)。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束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黙悉超羣英，于是命為帥首②。

《實錄》說是“徐達(dá)等二十四人”，《皇明本紀(jì)》也說是“徐達(dá)等二十人有奇”，徐達(dá)在這二十四人之中毫無疑問。又，朱元璋提拔徐達(dá)為“帥首”、“位諸將上”，在賜予徐達(dá)的誥命鐵劵中也說：“爾達(dá)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③。按，鐵劵頒布于洪武三年（1370），十六年前即乙未年（至正十五年、1355年），這年初，郭子興與孫德崖在和州發(fā)生火并，朱元璋也深陷險境，而徐達(dá)以身代之，脫朱元璋于險④，朱元璋由是更加看中徐達(dá)，提拔他為“帥首”，成為朱元璋最嫡系的將領(lǐng)。

因此我們得到第二條判別條件：

2.乙未年之后其官職不能超過徐達(dá)。

若是其官職超過徐達(dá)，徐達(dá)何以謂之“帥首”？官職超過徐達(dá)的人，只有可能是從他部轉(zhuǎn)隸朱元璋麾下的非嫡系。

注釋：

①《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七十一《徐達(dá)傳》。

②朱元璋，《御制中山武寧王神道碑》，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一。

③朱元璋，《賜魏國公誥命鐵劵文》，載于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

④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五十二《徐達(dá)傳》：“子興執(zhí)孫德崖，德崖軍亦執(zhí)太祖，達(dá)挺身詣德崖軍請代，太祖乃得歸，達(dá)亦獲免?！?/p>

湯和：

（湯和）徒步率子弟十余人從滁陽王郭子興，充小校，攻宿州，取九灣，克定遠(yuǎn)，降其將謝成、李德春，子興命為千戶。歲癸巳，從上攻大洪山，升萬戶，克滁州，升管軍總管，招降鮑子方兵千余人①。

元至正間，豪杰多起兵據(jù)郡縣，王（指湯和，筆者按）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歳，滁陽王據(jù)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余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逺，得兵千百五人。推為千戶，時髙皇帝處滁陽王甥館，上委心推奉，率兵從大洪山寨，得兵八百，升長萬。末復(fù)從攻滁州，獲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眾。②

按，湯和之從軍還在朱元璋之前，雙方又無舊識。至癸巳年底，湯和已升任萬戶，而朱元璋剛升為鎮(zhèn)撫，他有何德何能使湯和放棄萬戶之位而甘當(dāng)他一個小小的鎮(zhèn)撫的親兵？則湯和必定不在這二十四人中。

注釋：

①《明太祖實錄》卷之二百四十《湯和傳》。

②方希直，《信國湯公東甌襄武王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二?！渡竦辣憽匪浴奥仕駢咽壳в嗳恕睘檎`，當(dāng)為“十余人”。

耿炳文、耿君用：

（耿）炳文，世鳯陽邑人。奮身農(nóng)畝，當(dāng)元至正壬辰，所在虹亂，鄉(xiāng)邑尤甚。老父君用四顧彷徨，無所于歸，父子二人因念與其伏山林義手就戮，曷若相率舉義兵得豪杰而往輔之。乃挺身謁今上于鳯陽，一見被蒙知遇，自至麾下，日偹使令，授先父管軍百夫，甲午年四月領(lǐng)軍隨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營寨，取嘉山繆把頭營寨，再取滁州①。

按，耿炳文之父于壬辰年八月從軍②，即刻授予百戶，意味著他從軍前便帶著不少人。朱元璋壬辰閏三月從軍，終其一年也才是九夫長，這里的“自至麾下，日偹使令”不過是史臣的曲筆。甲午四月的取滁州為誤，滁州必然是七月下，但是除了耿炳文，亦有其他人有四月攻滁州的戰(zhàn)績，或許是郭子興曾對滁州派出小部分兵力，試探虛實。又，朱元璋在招降城口張寨時，曾向郭子興借兵三百，耿君用當(dāng)在其中，這才有“六月取城口張營寨”的戰(zhàn)績，從“借兵”可知，耿氏父子此時還不在朱元璋麾下，也不可能在這二十四人之中。

注釋：

①劉三吾，《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四?！?/p>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四《耿炳文傳》，《耿炳文傳》與《神道碑銘》大體相同，唯說明了“謁今上”的時間為壬辰八月。

耿再成、費聚：

耿再成，字德甫，泗州五河人，少以勇力折行輩，及長，識見洞達(dá)。遭元季兵亂，民若涂炭，乃奮然興曰：“拯溺亨屯，吾丈夫志也，不出將何為！”歲癸巳三月，挺身謁上于濠，時上方延攬英俊，見再成，壯其材武，留置左右，從征屢捷，授百戶?？算糁荩?zhèn)撫，甲午秋七月，從上克滁州①。

費聚，字士英，臨濠人，世居五河仁信鄉(xiāng)，父德興，當(dāng)元之季，四方兵亂，教聚武事，習(xí)騎射，冀有所遇，歲壬辰，太祖舉義，入濠延攬俊乂，聚乃于大西門歸附……六月……得壯士三千人……甲午正月克泗州、破靈璧，七月從克滁州②。

按，耿再成并非濠州人，所謂的“皆濠產(chǎn)也”不攻自破。耿再成于癸巳三月參加濠州紅軍，此時朱元璋還是一個長九夫，顯然沒有能力提拔耿再成為百戶，耿再成投奔的人當(dāng)為郭子興無疑。甲午六月，彭大、趙均用強脅郭子興攻泗州，耿再成也在此行中，并立功升鎮(zhèn)撫，他不是朱元璋嫡系，也不在這二十四人中。

費聚于壬辰年歸附紅軍，甲午年六月朱元璋招降張家寨時，只帶領(lǐng)了“九步二騎”，費聚便是那唯二的騎兵之一，如此看來，費聚當(dāng)在這二十四人中？事實上，若仔細(xì)品味這句話：“子興曰：須人幾何？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③”，郭子興問要多少人，朱元璋才（在郭子興麾下）選中了費聚等人，意味著費聚不是朱元璋部下，不屬于這二十四人?！凹孜缯驴算糁?、破靈璧”，正月當(dāng)為六月之誤，我們再看另外兩段文字：

“公姓王，諱志，世鳯陽臨淮人，性鷙猛，有智謀，臨陣對敵，果毅無前。至正壬辰三月，土冦蠭起，舉鄉(xiāng)兵取濠州，且守且戰(zhàn)。甲午前克滁州，勢劇破竹，知天命攸歸在今上，疏附來從”④。

（宋晟）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又從戰(zhàn)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zhí)斓v克五河、泗州、旴胎，又並進(jìn)總管⑤。

從王志“壬辰三月”“舉鄉(xiāng)兵取濠州”可知，他屬于濠州紅軍中的老資格將領(lǐng)，歸屬于朱元璋卻是在克滁州前后，宋晟父子壬辰從軍，也是紅軍中的老資格將領(lǐng)。甲午年六月，橫澗山之戰(zhàn)后，濠州紅軍勢力大盛，主力彭大、趙君用強行帶著郭子興略泗州，六月中旬攻克泗州，偏軍朱元璋南下略滁州，七月中旬攻克滁州，從耿再成、費聚、宋晟父子等人都有“克泗州”可知，紅軍中的大部分的老資格將領(lǐng)都被一起帶走，以王志的履歷為根據(jù)，這些人在克滁州前后才陸續(xù)轉(zhuǎn)屬、服從朱元璋的。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耿再成傳》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八《費聚傳》

③《明太祖實錄》卷一

④劉三吾，《陸安侯許國襄簡王公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四。按，“甲午前克滁州”難以理解，滁州為甲午七月下，王志也參與了此戰(zhàn)，當(dāng)調(diào)整順序為“甲午克滁州前”。

⑤楊士奇，《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宋晟），載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十二。

郭子興、郭英：

（郭）子興，世鳯陽人，拳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已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以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①。

公姓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異征，沈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②。

按，元末有兩個郭子興，一個是滁陽王郭子興，一個是鞏昌侯郭子興，又稱郭興。郭興、郭英兄弟于癸巳年起兵，便直屬于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又，弟弟郭英有取泗州的戰(zhàn)績，郭興、郭英兄弟必定跟隨著主將郭子興被帶走，可見郭氏兄弟一直都是直屬于郭子興。直到克泗州之后，彭、趙二人發(fā)生內(nèi)斗，無暇約束郭子興部下，郭氏兄弟才轉(zhuǎn)投朱元璋。則郭氏兄弟也不在這二十四人之中。

注釋：

①劉三吾，《鞏昌侯陜國宣武郭公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三?！?/p>

②楊榮，《營國威襄郭公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五

花云：

公諱云，姓花氏，世為懷逺人……癸巳，杖劍謁上于臨濠，上竒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懐逺城口，擒其帥以歸。進(jìn)攻全椒，拔之。羣寇據(jù)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冦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shù)千人于道，拔劔躍馬沖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①。

按，花云癸巳從軍，然而他“破懷遠(yuǎn)城口”的戰(zhàn)績殊為可疑，朱元璋只在壬辰年才攻打過懷遠(yuǎn)，壬辰年底，賈魯圍城，懷遠(yuǎn)被元兵收復(fù)，至于癸巳六月紅軍大敗元兵，遂重新攻打懷遠(yuǎn)，朱元璋此時正在鄉(xiāng)里募兵，攻打懷遠(yuǎn)的當(dāng)為紅軍別部。“進(jìn)攻全椒”為事件前置，取全椒在克滁州之后?？娂艺礄M澗山之戰(zhàn)，元知院老張聚集大量元兵屯扎此處，濠州紅軍夜襲，大破之，花云也在夜襲部隊中?；ㄔ朴杉t軍別部轉(zhuǎn)屬朱元璋的時間為甲午六月至七月克滁州之前。

注釋：

①宋濂，《東丘郡侯花公墓碑》，載于宋濂《文憲集》巻十八

謝成、張赫：

謝成，濠州廣德鄉(xiāng)東湖村人，少有勇略，元季兵亂，從太祖舉義，克滁和二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有金陵，以功升總管①。

（張）赫，鳳陽臨淮石亭村人。少有勇略，元末兵亂，赫集眾自稱千戶。上起兵濠州，赫率眾來附。甲午取滁州，升萬戶。乙未破和州②。

按，謝成于丙申三月克金陵后升總管，徐達(dá)此時也還只是鎮(zhèn)撫，與條件二不符。張赫集眾自稱千戶率眾來附，意味著他同樣是成建制的歸附濠州紅軍，有自己的部伍，癸巳年處于落魄狀態(tài)的朱元璋顯然沒有能力和權(quán)力把他置于自己之下。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四《謝成傳》

②《明太祖實錄》卷之二百三《張赫傳》

張龍：

張龍，初名避諱，改龍。濠州東濠村人，少有勇力，形質(zhì)魁岸，習(xí)騎射。至正壬辰，江淮兵起，龍入行伍，隸滁陽王麾下。時太祖高皇帝在王甥館，龍委心效順，從略定遠(yuǎn)，得兵數(shù)百人，授總管，甲午七月從克滁州、全椒①。

按，張龍壬辰從軍，隸屬于郭子興，從略定遠(yuǎn)之后升為總管，然而并未記載其是壬辰年同湯和一起略定遠(yuǎn)還是癸巳年同朱元璋一起略定遠(yuǎn)。從他后面的履歷來看，當(dāng)是參與的癸巳年略定遠(yuǎn)，若是壬辰年紅軍初起時就升任總管，斷不會錯過洪武三年的第一次大封爵位。癸巳年為總管，已經(jīng)超過了朱元璋，則張龍不在朱元璋嫡系的二十四人之中。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三《張龍傳》

胡大海、胡海：

（胡）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上駐兵滁陽，杖策謁軍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乙未，王師取和州，下太平①。

胡海，世鳳陽定遠(yuǎn)縣毛城村人。當(dāng)元之季羣雄角起，侯念不能義手就戮，始從亦豪舉義，知非其人，去之。隨大軍拔鳳陽，敗元將賈魯兵，為千夫。甲午復(fù)泗州、滁州為萬戶。乙未春，復(fù)和州②。

按，胡大海在滁陽投奔朱元璋，此時已經(jīng)是甲午年七月以后，顯然他不在二十四人中。胡海參加了癸巳六月破賈魯之戰(zhàn)，升為千戶，朱元璋此時也才九夫長。并且胡海也參加了紅軍克泗州之戰(zhàn)，自然不在二十四人中。

注釋：

①《明太祖實錄》卷之一十《胡大海傳》。

②劉三吾，《東川侯胡公墓志》，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四。

吳良、吳禎：

公諱良，姓吳氏，鳯陽定逺人，初名國興，后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zhì)剛直，與弟楨俱以勇力稱。元末羣雄并起，海內(nèi)鼎沸，皇上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公兄弟委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深器焉。甲午秋，從上取滁州①。

公初名國寳，后賜名楨，字干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逺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畧，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②。

良，初名國興，后賜今名，鳳陽定遠(yuǎn)縣人。器貌雄偉，性剛直，與弟禎俱有勇力，元季群雄并起，良兄弟委身從上取滁州③。

則吳禎吳良兄弟于甲午年跟從朱元璋，并參與了甲午七月的攻滁州之戰(zhàn)。不合條件一，不在這二十四人中。

注釋：

①吳伯宗，《汪國襄烈吳公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五

②劉崧，《海國襄毅吳公神道碑銘》，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五。

③《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四十《吳良傳》。

鄭遇春、鄭遇霖：

鄭遇春，濠州人，與兄遇霖當(dāng)元季江淮盜起，相與謀曰：今兵戈相接，所在繹騷，吾兄弟與其坐受誅夷，孰若結(jié)眾樹柵，圖保鄉(xiāng)族。俟有明圣者出，則共輔之。會太祖舉義兵除亂，遂皆來附，同以勇力被遇。甲午克滁州……乙未六月渡江拔采石、太平，授總管①。

按，鄭氏兄弟聚眾保鄉(xiāng)里，意味著他們不是單個來投朱元璋的，而是成建制的歸附。他們首次為紅軍效力是在攻滁州之戰(zhàn)，此前的橫澗山之戰(zhàn)并不見他們出手的記錄，則他們歸附紅軍的時間當(dāng)為橫澗山之后、滁州之前的甲午年六月。又，鄭遇春在乙未年六月渡江之后升為總管，而徐達(dá)同年方才升任鎮(zhèn)撫，與條件二不符，鄭氏兄弟不屬于這二十四人可證。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八《鄭遇春傳》

顧時、周德興、張銓：

征西左副將軍濟(jì)寧侯顧公，名時，字時舉，世為臨淮人……公志氣倜儻，勇于有為，元末政隳，海內(nèi)大亂?；噬淆埮d淮甸，思濟(jì)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被堅執(zhí)鋭，常侍左右，自歲甲午①。

周德興，濠州人，居太平鄉(xiāng)，有勇略，善騎射。時至正甲午，太祖駐師濠城，德興來歸，是年從取鐵弗岡，及三汊河口、張家堡、大柳樹等寨②。

（張）銓，鳳陽定遠(yuǎn)人。歲甲午從軍，克滁州，充列校。壬寅升百戶，從戰(zhàn)鄱陽。丙午升千戶③。

按，顧時、周德興、張銓都于甲午年跟從朱元璋，不在這二十四人之中。

注釋：

①劉崧，《滕國襄靖顧公神道碑》，載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五。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七《周德興傳》

③《明太祖實錄》卷之二百四《張銓傳》

華云龍、陳德：

華云龍，濠州定遠(yuǎn)人，才勇善劍術(shù)，當(dāng)元季兵亂，兩淮繹騷，而濠尤甚，云龍結(jié)群少避居韭山，以觀時變。會太祖舉義，豪杰響應(yīng)，云龍歸焉。甲午攻三汊河口，克藕塘，取鐵弗岡、大柳樹等砦……（洪武三年）封淮安侯、祿一千五百石，令世襲，賜誥命鐵劵，其文曰：“……咨爾云龍，以定遠(yuǎn)之英與朕同郡，當(dāng)群雄云擾之初，從朕征伐……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①。

陳德，字至善，濠州人，世居太平鄉(xiāng)孟莊，以農(nóng)為業(yè)，德少負(fù)志氣，及長，有勇力，善騎射，元季壬辰，天下大亂，太祖起兵討群雄，德以同里閈首隸麾下，甲午秋七月，克滁陽，升長萬夫……（洪武三年）封臨江侯、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劵，其文曰：“……咨爾陳德，生長濠梁，與朕同里，兵興以來，首從征伐……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②。

按，在劵文中，朱元璋對華云龍、陳德說“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洪武三年（1370）倒推十七年為甲午年（1354年）。華云龍、陳德不在這二十四人中可證。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七《華云龍傳》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八《陳德傳》

陳桓、李新：

陳桓，濠州清洛鄉(xiāng)北村人，長軀偉貌，有膂力，元季遭寇亂，從人入軍，歲癸巳，聞上義兵，為眾所推戴，乃拔身來歸，備行伍，首攻徐州，略定遠(yuǎn)，甲午克滁州，三汊河口①。

李新，濠州清洛鄉(xiāng)遺碑人，世務(wù)農(nóng)業(yè)，至新以勇力聞。時兵亂，日事游掠，鄉(xiāng)井繹騷，新每結(jié)少年，率而御之，人服其勇。歲癸巳，歸太祖于濠城，收置帳下，備宿衛(wèi)，甲午七月克滁州……（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賜誥，其文曰：“……咨爾……李新，與朕同里闬，當(dāng)起義之初，即委身來附“②。

陳桓、李新的履歷很有意思，陳桓先是從人入軍，以當(dāng)時的形勢論，他從的定然是正在攻圍濠州城的元兵，隨后元兵潰散，陳桓逃歸鄉(xiāng)里，朱元璋奉命招募人手，最后“收元義兵、民人七百余以獻(xiàn)王③”，陳桓于此時跟從朱元璋，并參與南略定遠(yuǎn)之戰(zhàn)。李新與陳桓同屬于清洛鄉(xiāng)，世代務(wù)農(nóng)，定然也在被朱元璋招募的“元義兵民人”之中。朱元璋賜予李新的劵文也與他人不同，其他人都是“兵興以來，首從征伐”，而李新卻是“當(dāng)起義之初，即委身來附”，陳桓、李新屬于這二十四人。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三《陳桓傳》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三《李新傳》

③佚名，《皇明本紀(jì)》

唐勝宗、陸仲亨：

唐勝宗，濠州廣德鄉(xiāng)毛城村人，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太祖舉義駐濠，鄉(xiāng)里多從之。勝宗年十八，即挺身來附，上目其少且英偉，悅之，留置左右，日備使令。自是出入履歷險阻。每同患難……（洪武三年，1370）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令世襲，賜誥命鐵劵，其文曰：“……咨爾勝宗，與朕同里，連舍之人。當(dāng)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朕念爾初起之日，于今十有九年矣”①。

陸仲亨，濠州人，居太平鄉(xiāng)之義城村，少孤貧，歲壬辰，太祖起義兵，延攬英俊，見仲亨未冠而武，招置麾下，教而養(yǎng)之。甲午七月從克滁州……（洪武三年）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令世襲，賜誥命鐵劵，其文曰：“……咨爾仲亨，與朕同里，當(dāng)朕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于今十有九年矣” ……十三年胡惟庸事覺，語侵仲亨，惟庸既伏誅，群臣請併罪仲亨，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喪父母、兄弟，避亂持一升麥?zhǔn)i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成就，累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其勿問“②。

朱元璋說“今十有九年矣”，則唐勝宗、陸仲亨從軍時間在壬辰年（1352），當(dāng)時兩人一個十八歲，一個十七歲，朱元璋二十四歲，從“教而養(yǎng)之”來看，朱元璋對他們都是一種兄長看待弟弟的想法。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fā)后，朱元璋回憶了與陸仲亨的艱難歲月，又說“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唐、陸兩人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超過他人，唐、陸兩人在這二十四人中無疑。

再看洪武三年的侯爵順序，前十四位依次是：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云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費聚、吳良、吳禎，朱元璋得意的說：“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③。他的至公無私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

我們來看一張表，洪武三年所封的前十四位侯爵，除了湯和以外④，都和我們分析的轉(zhuǎn)屬朱元璋的時間有關(guān)，即按“從龍”的先后順序排列，這就是朱元璋自稱的至公無私。

注釋：

①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七《唐勝宗傳》

②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七《陸仲亨傳》

③《明太祖實錄》卷五十八

④湯和參軍早，資歷深，與朱元璋關(guān)系不錯，有封公的功勞，只是因過而只封侯，因此排在侯爵第一。

五、余論

“淮西二十四將”的說法至少在嘉隆萬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流傳，有明史臣為了突出朱元璋“天命有在”的神性，一手炮制了“淮西二十四將”的說法，“皆濠產(chǎn)也”是對劉邦豐沛集團(tuán)的靠攏，二十四位開國功臣的名單則是對“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模仿。在有明史臣的描述下，朱元璋一參加起義，便有無數(shù)英雄豪杰“知天命有在”的來投靠，取得天下也是“天命”的力量在作祟，而不是人力所能達(dá)到的。談遷的《國榷》雖成書于清朝，但是其第一版在明天啟間已經(jīng)開始編寫了，自然延續(xù)了“二十四將”的說法。谷應(yīng)泰的《明史紀(jì)事本末》多采《國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yīng)泰并采之，以成紀(jì)事①”。而《明史》的修篡者敏銳的察覺到“二十四將”的不妥之處，卻只是稍加分析，僅附以徐達(dá)、湯和、費聚三人②，以至于和事實相差更遠(yuǎn)。

通過《皇明本紀(jì)》、《滁陽王廟碑》等文獻(xiàn)，我們對《明太祖實錄》所記載的“濠州圍解”、“歸鄉(xiāng)募兵”，“彭趙暴橫”、“南略定遠(yuǎn)”，“招降張家”等事件進(jìn)行分析，癸巳六月濠州圍解，同月郭子興命朱元璋回鄉(xiāng)募兵，朱元璋募得七百人，然而朱元璋此時并無統(tǒng)帥這七百人的資格，十月前后，這七百人被濠州紅軍領(lǐng)袖彭大、趙均用所奪。所謂的“棄數(shù)百人”“讓他人統(tǒng)之”不過是朱元璋發(fā)達(dá)之后的諱飾之詞。這年冬，忍受不了被排擠和欺辱的郭子興意圖出走定遠(yuǎn)，派出部分軍隊攻打定遠(yuǎn)，朱元璋也在其中。隨后定遠(yuǎn)不戰(zhàn)而降，郭子興部陸陸續(xù)續(xù)從濠州遷徙至定遠(yuǎn)城。

通過對這二十四人逐個分析，我們可以按與朱元璋的親近關(guān)系分為幾大圈層，第一圈層是唐勝宗、陸仲亨，他們在壬辰年便追隨朱元璋，不離不棄，也是朱元璋最為親信的人。第二圈層是徐達(dá)、陳桓、李新，徐達(dá)、李新是世代務(wù)農(nóng)的農(nóng)民，陳桓是潰散的元兵，他們在癸巳年六月至十月間被朱元璋招募，從此追隨朱元璋。以上兩類屬于朱元璋的嫡系，都參加了癸巳年的南略定遠(yuǎn)。第三圈層是濠州紅軍別部，有湯和、郭興郭英兄弟、耿君用耿炳文父子、耿再成、費聚、胡海、花云、張龍、謝成及張赫，在這些人中，郭氏兄弟與朱元璋年齡相近，深相結(jié)納，耿氏父子、費聚曾與朱元璋一同招降張家寨，張龍與朱元璋一同攻定遠(yuǎn)，他們與朱元璋有過一段時間的共事經(jīng)歷，關(guān)系可能較他人為深。第四圈層是甲午年才從軍的眾人，有吳良吳禎兄弟，鄭遇春鄭遇霖兄弟、顧時、周德興、張銓、胡大海、華云龍、陳德，這些人剛剛從軍，尚未立下功勞或與朱元璋建立私人關(guān)系，故位于第四圈層。然而隨著朱元璋不斷攻城略地，克滁和、拔太平、下集慶而立足江南，一路或招降納叛、或征兵擴軍，實力急劇膨脹，對上述圈層結(jié)構(gòu)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面對龐大的江南新附軍，原本的圈層結(jié)構(gòu)的界限開始消失，漸漸的被囊括到一個更加籠統(tǒng)的稱呼——“渡江舊人”之中。如趙伯仲失陷安慶，“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固守，城陷遠(yuǎn)遁避之。知府不能遠(yuǎn)走，寇退乃能入城安民。將伯仲、翟徽失陷城池誅之’。常遇春諫曰：‘伯仲等系渡江舊人，姑用赦之’③”。常遇春以“渡江舊人”的身份請求赦免趙伯仲，而常遇春濠州懷遠(yuǎn)人，趙伯仲廬州人，他們既非鄉(xiāng)黨，又無私交，能夠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就只有“渡江舊人”這個身份了。

注釋：

①紀(jì)昀總纂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九《明史紀(jì)事本末》

②徐達(dá)自不用說，《實錄》及《神道碑銘》都有湯和攻打定遠(yuǎn)的戰(zhàn)績，明史修篡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卻沒有細(xì)加分析，湯和攻定遠(yuǎn)是在壬辰年，而朱元璋攻定遠(yuǎn)是在癸巳年。明史修篡者又看到費聚和朱元璋一起招降張家寨的事，以為費聚也在這些人中，實際上費聚只是奉郭子興之命，同朱元璋一起招降張家寨而已，真正轉(zhuǎn)屬于朱元璋還要到攻克泗州之后。

③劉辰，《國初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