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chǎn)黨人對民族問題的提法，和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的活動家、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的”政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等有本質(zhì)的不同。

指出作為民族問題新提法的最顯著的特征的四個要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們在對民族問題的新舊理解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線。

第一個要點是作為局部的民族問題和作為整體的殖民地解放的總問題融合起來了。在第二國際時代，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關的問題的狹隘范圍內(nèi)。愛爾蘭人、捷克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猶太人以及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國際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命運。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會主義者”的眼里。他們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愛爾蘭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養(yǎng)的”波蘭人相提并論。當時人們都默默地認為：如果也需要為歐洲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爭，那末“正派的社會主義者”就完全不應當真正談到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甚至并不認為，如果亞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歐洲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不能想像的，他們并不認為前者和后者是有機地聯(lián)系著的。共產(chǎn)黨人首先揭示了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聯(lián)系，從理論上論證了這一聯(lián)系，并且把它作為自己革命實踐的基礎。因而，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帝國主義的“文明的”奴隸和“不文明的”奴隸之間的那堵墻就被推倒了。這種情況大大地促進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爭和先進的無產(chǎn)階級的斗爭配合起來 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事業(yè)。

第二個要點是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一明確的革命口號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決權口號。第二國際的活動家在談到自決權的時候，通常總是不提國家分離權，至多只把自決權解釋為一般自治權。民族問題“專家”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 甚至把自決權變成歐洲被壓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經(jīng)濟）權力仍舊掌握在統(tǒng)治民族手中的條件下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把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自決權變成統(tǒng)治民族享有政治權力的特權，而關于國家分離的問題則撇開不談。第二國際的思想首領考茨基基本上同意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對自決所做的這個實質(zhì)上是帝國主義的解釋。帝國主義者抓住這個對他們有利的自決口號的特點并把它宣布為自己的口號，這是不足為奇的。大家知道，以奴役各族人民為目的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就是在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因此，含糊不清的自決口號就從民族解放、民族權利平等的工具變成馴服各民族的工具，變成使各民族順從帝國主義的工具了。最近幾年的世界事物的進程，歐洲革命的邏輯以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增長，都要求拋棄這個已變成反動的口號，而代之以另一個革命的口號，即能夠消除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勞動群眾對統(tǒng)治民族無產(chǎn)者不信任的氣氛的口號，能夠為民族權利平等和這些民族勞動者的團結(jié)掃清道路的口號。共產(chǎn)黨人提出的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的口號就是這樣的口號。?

?這個口號的優(yōu)點就在于它能夠——

?（一）消滅某一民族勞動者懷疑另一民族勞動者有掠奪意圖的任何根據(jù)，從而為相互信任和自愿聯(lián)合打下基礎；

?（二）摘下帝國主義者一面虛偽地談論自決，一面卻力圖使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順從自己并把它們強留在自己的帝國主義國家范圍內(nèi)的假面具，從而加強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斗爭。

未必用得著證明，如果俄羅斯工人在取得政權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如果他們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實現(xiàn)各民族的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決心，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一九一七年），如果他們不從波斯北部撤出軍隊（一九一七年），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蒙古、中國某些領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們就不會得到西方和東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對自己的同情。

?同樣不容置疑，用自決的旗幟巧妙地掩蓋起來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近來在東方仍然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政策 在那里遇到了在以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的口號的精神進行鼓動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日益發(fā)展的解放運動。這一點是那些因巴庫“行動和宣傳委員會”犯了一些不關緊要的過錯而拚命辱罵它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英雄們所不了解的，但是任何一個愿意知道上述“委員會”成立一年以來的活動和近兩三年來亞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人，都一定會了解的。?

?第三個要點是對民族殖民地問題同資本政權、推翻資本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問題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的揭示。在第二國際時代，民族問題 的范圍被縮小到極點，通常被看做是孤立的、同未來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沒有聯(lián)系的。人們當時都默默地認為，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以前，只要在資本主義范圍內(nèi)實行一些改良的辦法，民族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認為不根本解決民族問題，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也能實現(xiàn)，相反地，不推翻資本政權，沒有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勝利和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勝利以前，民族問題也能解決。這種實質(zhì)上是帝國主義對事物的看法像一根紅線貫穿在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關于民族問題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

但是最近十年以來，對民族問題的這種理解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和十分腐朽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表明，近幾年來的革命實踐也再次證實——

（一）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是同擺脫資本政權問題分不開的；

?（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奴役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資本政權就不能獲得解放；

?（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無產(chǎn)階級的勝利就不能鞏固。

?如果歐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進行主要戰(zhàn)斗的前線和舞臺，那末具有原料、燃料、糧食和大批人力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應當算做帝國主義的后方和后備軍，為了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不僅要在前線打勝仗，而且要使敵人的后方、敵人的后備軍革命化。因此，只有在無產(chǎn)階級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爭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勞動群眾的解放運動結(jié)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者政權和爭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情況下，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認為有保證。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活動家忽略了這件“小事”，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同在西方日益高漲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代的政權問題分割開來了。

?第四個要點是給民族問題加進了新的因素，即加進了使各民族在事實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幫助和協(xié)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們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經(jīng)濟水平），這是建立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兄弟合作的條件之一。在第二國際時代，通常只限于宣布“民族權利平等”。至多也不過是要求實現(xiàn)這種權利平等。但是民族權利平等本身是很重要的政治成果，如果沒有足夠的手段和可能來行使這個極重要的權利，那它就有變成空談的危險。毫無疑問，落后民族的勞動群眾沒有力量像先進民族的勞動群眾那樣享用“民族權利平等”給他們的權利，因為某些民族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落后性（文化的、經(jīng)濟的）不是一兩年內(nèi)就能消滅的，人們還是能感覺得到的。這種情況在俄國也可以感覺得到，這里有許多民族還沒有來得及經(jīng)過資本主義，而有些民族根本沒有進入資本主義，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無產(chǎn)階級，這里民族權利平等雖然已經(jīng)完全實現(xiàn)，但是，由于文化上和經(jīng)濟上的落后，這些民族的勞動群眾還沒有力量充分使用他們已經(jīng)取得的權利。這種情況在西方無產(chǎn)階級勝利后的“第二天”還將更強烈地使人感覺得到，因為那時處于各個極不相同的發(fā)展階段的無數(shù)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必將登上舞臺。正因為如此，勝利了的先進民族的無產(chǎn)階級必須幫助，真正地和長期地幫助落后民族的勞動群眾發(fā)展文化和經(jīng)濟，幫助他們提高到高級發(fā)展階段，趕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沒有這種幫助，就不可能建立為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勞動者在統(tǒng)一的世界經(jīng)濟范圍內(nèi)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

?由此應當?shù)贸鼋Y(jié)論說，不能只限于“民族權利平等”，必須從“民族權利平等”轉(zhuǎn)到采取使各民族事實上平等的辦法，轉(zhuǎn)到制定并實行下列實際措施：

?（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經(jīng)濟狀況、生活習慣和文化；

?（二）發(fā)展它們的文化；

?（三）對它們進行政治教育；

?（四）把它們逐步地無痛苦地引向高級的經(jīng)濟形式；

?（五）建立落后民族勞動者和先進民族勞動者之間的經(jīng)濟合作。

?說明俄國共產(chǎn)黨人對民族問題的新提法的四個要點就是這樣。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載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

“ПРАВДА”第九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