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號半山。北宋臨川(江西省東鄉(xiāng)縣上池村人）。仁宗慶歷進士。嘉佑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 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zhàn)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還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　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 　　在文學中具有突出 ?? ?? 成就。他一生寫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會問題的作品。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有的風格遒勁有力，精辟精絕，有的風格雄健峭拔，修辭凝練，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對后來宋詩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jīng)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并稱為“唐宋八大家”。 人物生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今江西省東鄉(xiāng)縣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出生于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任建安（今福建建甌）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為人正直，執(zhí)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吳氏從小好學強記，為人通情達理。王益任臨江軍（今樟樹市）判官時，王安石出生于此，王益調(diào)任江寧（今南京市）通判，全家遷往江寧。 　　王安石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七年調(diào)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nóng)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nóng)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又使官糧得以以陳換新。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jié)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于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后（1063-1066），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治平四年（1067）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shè)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熙寧三年（1070）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nóng)民的剝削，促進了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贊“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蔑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后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 　　變法觸犯了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借機敲詐盤剝，使農(nóng)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實際效果與主觀設(shè)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于“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于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于熙寧七年（1074）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nèi)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廢除全部新法，極力迫害新法派。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后被追封為 “太傅”；紹圣年間，賜溢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呂聰?shù)囊庖?，削去了?“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zhí)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從而樹立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于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沖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jīng)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此外，其山水詩也極。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xiāng)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xiāng)探親，對家鄉(xiāng)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志，表達了他熱愛家鄉(xiāng)的思想感情。家鄉(xiāng)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早在北宋崇寧五年（1106），撫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舊宅建造了王荊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有荊公山、荊公坡、荊公橋、荊公釣魚臺、半山書院、安石讀書臺、荊公路等。家鄉(xiāng)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贊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撥?？钤趽嶂菔行藿恕巴醢彩o念館”，主樓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們瞻仰。 政治活動 　　 ??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diào)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切的史料作為佐證，似有不實。），旋又外調(diào)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jīng)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tǒng)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nèi)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zhuǎn)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zhuǎn)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guān)系，曾經(jīng)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zhí)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jīng)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nóng)事為急，農(nóng)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nóng)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wù)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fā)展生產(chǎn)，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nóng)”，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chǎn)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quán)需制定相應(yīng)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國家政權(quán)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nóng)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jīng)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guān)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wù)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國家政權(quán)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jié)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wù)，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變法的內(nèi)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gòu)--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后，由司農(nóng)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wù)。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nèi)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措施、軍事措施、教育措施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理財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限制商人 　　供應(yīng)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fā)運使掌握六路的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guī)定，各行商鋪依據(jù)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wù)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yīng)官府。 　　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調(diào)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nóng)民關(guān)系的政策以及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nóng)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guī)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xiàn)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則，由農(nóng)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后，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xiàn)錢。青苗法使農(nóng)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nóng)民能夠“赴時趨事”。 　　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guī)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yīng)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jīng)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nóng)村居民回鄉(xiāng)務(wù)農(nóng)，原來享有免役特權(quán)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guī)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guī)定稅額。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發(fā)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chǎn)、典賣割移，都以現(xiàn)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fā)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隱瞞田產(chǎn)和人口。 　　農(nóng)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nóng)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wěn)定封建秩序，這一方面屬于軍事措施。 　　鞏固封建統(tǒng)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jiān)等。 　　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并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zhàn)經(jīng)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 　　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nóng)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后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nóng)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guī)軍相參為用，以節(jié)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wǎng)，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wěn)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yǎng)需要的人才。 變法的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后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quán)，而鄉(xiāng)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nóng)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chǎn)者的統(tǒng)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司馬光當政時，最終被罷廢。不久，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經(jīng)司馬光提議，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 　　王安石變法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jīng)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 年來，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后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nóng)業(yè)政策之間的聯(lián)系 ,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nóng)業(yè)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guān)注。在華萊士看來，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20 世紀30 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新政農(nóng)業(yè)政策同樣可以借鑒。 　　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guān)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nóng)政，備致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杰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于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婦、羅監(jiān)察使家倫等閑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guān)各節(jié)，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guān)王安石之事跡，并訪得其后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并進而以現(xiàn)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恒，發(fā)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華萊士為什么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在他看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jīng)濟形勢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現(xiàn)農(nóng)產(chǎn)品過剩，一方面由于美國農(nóng)業(yè)信貸系統(tǒng)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一般農(nóng)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nóng)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專制時期不能實現(xiàn)，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xiàn)實。1930年正值美國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時任農(nóng)業(yè)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一方面實施農(nóng)業(yè)貸款，一方面收購多余的物資和糧食食品，免費發(fā)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wěn)定，為美國度過經(jīng)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是王安石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nóng)民。 變法的成果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jīng)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zhàn)。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余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qū)的有利戰(zhàn)線。 文學的成就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wù)，強調(diào)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guān)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wù)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保ā渡先藭罚┱驗榘彩浴皠?wù)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wù)。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zhuǎn)，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nèi)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洞鹚抉R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jié)構(gòu)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jié)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nèi)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jīng)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nèi)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保ā逗笊皆娫挕份d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diào)，對宋詩的發(fā)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豆鹬ο?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diào)“實用”，對藝術(shù)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王安石寫的詩詞 　　 臨川先生文集 詞：《桂枝香·金陵懷古》 浣溪沙 南鄉(xiāng)子 漁家傲 菩薩蠻 桂枝香 千秋歲引 菩薩蠻 傷仲永·集句 　　詩：《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書湖陰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飛來峰 泊船瓜洲 與薛肇明弈棋賭 詩輸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驛 示長安君 郊行 　　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歸帆去棹斜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繼。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回。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鄉(xiāng)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游，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漁家傲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蘭一水縈花草。茅屋數(shù)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wù)Z鳥，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菩薩蠻 　　數(shù)家茅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guān)情？黃鸝一兩聲。 　　千秋歲引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 　　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 　　楚臺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耽閣！ 　　可惜風流總閑卻！當初謾留華表語， 　　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后，思量著。 　　菩薩蠻。集句 　　海棠亂發(fā)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 　　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yīng)。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 　　梅花 　　墻角數(shù)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萬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書湖陰先生壁 　　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棋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 　　戰(zhàn)罷兩奩分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登飛來峰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wù)f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發(fā)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倍堆。 　　鳳城南陌他年憶，香杳難隨驛使來。 　　春夜 　　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滟滟時。 　　細數(shù)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 　　示長安君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 　　革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 　　欲問后期何日是，寄書應(yīng)見雁南征。 　　郊行 　　柔桑采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尚兇饑？ 　　《鐘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孤桐 　　天質(zhì)自森森，孤高幾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 　　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愿斫五弦琴。 　　《謝公墩》 　　萬事付鬼?，恥辱何足論。 　　《歲晚》 　　月映林塘淡，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凈，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制，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傷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yǎng)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xiāng)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huán)謁于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題賈魏公耽遺像 　　功臣烜赫在三朝，經(jīng)術(shù)從容輔漢條。 　　儒服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 　　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消。 　　甲第至今空畫像，當年于此識風標。 　　——引自《南皮縣志》第775頁。 詩歌點評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國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金陵懷古，諸公寄調(diào)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為絕唱。東坡見之，嘆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臨送目，正故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圖畫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xù)。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逼渲校簧偈窃谧兎ㄍ局袑懙?，來激勵自己。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后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jù)，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于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xiāng)的一些文人出于同鄉(xiāng)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fā)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他們從社會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并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fā)，以后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guān)技術(shù)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闭峭醢彩膶懻?。 王安石生平大事年表 　　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zhuǎn)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王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 　　熙寧三年（1070）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guān)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wù)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國家政權(quán)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jié)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第一次罷相。 　　熙寧八年(1075)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wù)，從此閑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guān)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xiàn)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quán)，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nóng)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于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后來也動搖、妥協(xié)，革新派內(nèi)部又產(chǎn)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王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jié)底是為加強皇權(quán)，鞏固封建地主統(tǒng)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jù)并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diào)。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shè)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jīng)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fā)，并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wù)。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wù)。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wù)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保ā渡先藭罚┱驗橥醢彩浴皠?wù)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wù)。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nèi)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侗境倌隉o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王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jié)構(gòu)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jié)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巴跚G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陡惺隆?、《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nèi)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jīng)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nèi)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保ā逗笊皆娫挕份d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王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diào)“實用”，對藝術(shù)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這些都是他在藝術(shù)觀和創(chuàng)作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