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藏契丹大字手抄本或Nova N 176是俄羅斯圣彼得堡俄羅斯科學(xué)院東方寫本研究所（IOM）所藏的一份未破譯手抄本。這份出處不明的手抄本于1954年收入館藏，之后50多年都沒人辨識出它是用何種文字書寫。直到2010年，IOM研究員維亞切斯拉夫·扎伊采夫（Viacheslav Zaytsev）才證明上面的文字是契丹大字，是10–12世紀契丹人所操的契丹語的兩套文字系統(tǒng)之一。

說明

該手稿保存在IOM的Nova中國手稿庫中（編號N 176，庫存編號1055），包含9疊縫在一起的紙、散開的1疊紙、7折散開的對開本，共計127頁，以及一個印有契丹文的布套。手抄本被裝在一個伊斯蘭風(fēng)格的棕色皮革封面中，不知這皮革封面是否是原始的封裝之一。

• 1疊：6對開紙（1–12頁）

• 2疊：6對開紙（13–24頁）

• 3疊：6對開紙（25–36頁）

• 4疊: 5對開紙（37–46頁）

• 5疊: 6對開紙（47–58頁）

• 6疊: 6對開紙（59–70頁）

• 7疊: 5對開紙（71–80頁）

• 8疊: 6對開紙（81–92頁）

• 9疊: 6對開紙（93–104頁）

• 散疊：4?對開紙（105–113頁），112頁和113頁間缺一頁

• 7散對開紙（14頁，分開編號）

手稿每頁都有六條豎線，每列都有17至26個墨水字跡手寫字符。手稿大部分內(nèi)容似為同一人所寫。

歷史

該手稿已知最早的保存機構(gòu)是蘇聯(lián)科學(xué)院吉爾吉斯分院語言、文學(xué)和歷史研究所。1954年或更早的某時，手稿被送往莫斯科俄羅斯科學(xué)院東方學(xué)研究所（IOS）進行鑒定和破譯。1954年11月，手稿又被送往列寧格勒的IOS東方手稿部（后更名為IOM），并一直留到今天。

手稿發(fā)現(xiàn)地暫不明。吉爾吉斯斯坦位于西遼的統(tǒng)治范圍內(nèi)，且西遼人仍在用契丹文，因此扎伊采夫推測手稿可能來自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的某處西遼遺址，在西遼時（1124–1218）寫成，而不太可能是遼朝滅亡后，逃亡的契丹人帶到吉爾吉斯斯坦的物件。扎伊采夫指出，手稿有可能是1953–1954年間對碎葉城遺址（位于今日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西姆）進行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的。

該手稿在IOM藏品中被編入女真語手稿組，能檢驗手稿的少數(shù)學(xué)者的共識是，它可能是女真文寫成的。雖然該手稿可能十分重要，但直到2010年，扎伊采夫才在IOM科學(xué)年會上發(fā)表了相關(guān)研究，介紹了他對該手稿所用的語言文字的初步發(fā)現(xiàn)。

內(nèi)容

2015年，扎伊采夫提出該手稿可分為多個抄寫員寫就的8份文本，最大的一份是自稱“大中央胡里只（*hul?i）契丹國可汗錄”的歷史文獻。他認為這跟中國史料中提到的失傳的遼朝文獻相合。目前，該手稿大部尚未被破譯，其他文本內(nèi)容的大意也不甚清楚。與已知的契丹大字碑刻銘文相比較，該手稿在詞匯上有著很大不同。

破譯

解讀這份手稿是個巨大的挑戰(zhàn)，因為不僅契丹大字尚未被破譯，手稿中的文字還是以前所未見的手寫體書寫的，難以與已破譯銘文中的字符互相對應(yīng)。迄今為止，只有一些獨用的字符（如“國”“帝”之類），以及兩段與已破譯契丹大字碑文相對應(yīng)的文本得到了破譯。扎伊采夫確定了第9頁第5列末的8個字符表示“重熙十四年（遼興宗年號，1045）二月”；同一頁第6列開始的7個字符表示“大中央[？]契丹國”。表示“大中央[？]契丹國”的字與1087年所刻《永寧郡公主墓志》上的前七個字完全相同。年號“重熙”在各種契丹大字碑文中都有對應(yīng)。這表明，手稿的年代晚于1045年。

重要性

目前已知的以契丹文寫就的銘文數(shù)量還算多，但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契丹文書籍，也沒有對契丹語詞匯的漢語釋義，這使得破譯契丹文的工作舉步維艱。直到目前，唯一已知的不是寫在文物、石碑上而是見諸經(jīng)典的契丹文僅有5個字，是1058年被派到遼朝擔(dān)任使者的王易記下的，明初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記載，這才有幸流傳至今。2002年，柏林-勃蘭登堡科學(xué)與人文學(xué)院的收藏中，發(fā)現(xiàn)了一片記有7個契丹大字及對應(yīng)的回鶻字母注釋的契丹手稿殘片。Nova N 176是已知唯一的以契丹文書寫的流傳至今的完整手稿文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手稿約有1.5萬字（20字×6列×127頁），大致相當(dāng)于已知的契丹大字銘文字數(shù)（吳英喆與楊虎嫩估測為1.5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