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要講“修身”與“齊家”之道了。我曾經(jīng)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齊家”，并非是西方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紀后期中國新式的家。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家，其主要是指“宗法社會”和“封建制度”相結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會”，所以過去中國文化中，再沒有什么另一個“社會”名稱的產(chǎn)生。如果從“大家族”的“社會”，與另一個家族，或其他許多家族的土地連接起來，就是另一個團聚的名稱，叫做“國”了。因此，由上古以來到后世，便正式成為“國家”名稱出現(xiàn)了。 古代所謂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孫”五代一堂貫串上下的家。但這還是偏向于以男子社會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謂姑表姨親等關聯(lián)的家族相連接，構成一幅方圓圖案的家族社會，再加上時代的累積，那么豈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幾乎整個中國本來就是一家人，這是一點都不錯的。所以從中國上古的“武學”與軍事發(fā)展來講，古代俗話所說的“上陣需要親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的這種觀念，也都從“宗法社會”的家族傳統(tǒng)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間小說或舊式戲劇中所推崇的“楊家將”、“岳家軍”等，也都是由這種“家族”觀念所產(chǎn)生的榮譽。如果隨隨便便說它是落伍的陳舊“封建”意識，應該打倒，才能使社會有新的進步，似乎未必盡然，還須值得仔細研究，再作定論。 “大家族”的“家族”觀念，在中國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響了東方的亞洲，如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各地。它也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國本土，直到現(xiàn)在，如果深入研究各個地方的“祠堂”和“族譜”，那種“慎終追遠”的精神，以及舊式“祠堂”家族的“家規(guī)”，你就可以了解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從政的官員那么少，社會治安、保安人員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體制，能夠管理好那么一個偌大的中國。 我們現(xiàn)在再重舉一個三百多年前的例子來說，當明末清初時期，滿族在東北，一個寡婦孤兒，率領十來萬滿蒙軍隊，其中包括少數(shù)的漢軍，就能輕輕易易地統(tǒng)治中國上億的人口。他們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殺戮，也不是全靠嚴刑峻法。他們真正了解文化統(tǒng)治的重要。由康熙開始，他已經(jīng)深深知道儒家學說的“齊家、治國”的重心。因此，他頒發(fā)“圣諭”，要民間知識分子的讀書人秀才們，每一個月的初一、十五在鄉(xiāng)村的祠堂里講解“圣諭”，極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學作為戒條式的律令。后來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擴充了康熙的“圣諭”，成為《圣諭廣訓》。他們了解“社會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個社會的循規(guī)蹈矩的道德風氣，而達到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們年輕人不會知道，我是從小親眼看見過在偏僻的農(nóng)村里，如果一個青年有了不規(guī)矩的行為，偷了別人家的雞，或有了男女的奸情，告到族長那里，如果情節(jié)重大，大家要求族長打開祠堂門，當著列祖列宗的牌位來評理處置，那就非常嚴重了。這個子弟如不逃走，也許會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紅黑棍子）打死，至少是當眾出丑，永遠沒臉見人。 后來在對日抗戰(zhàn)初期（1937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四川彭縣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為他報仇。你說，他要報什么仇？他要殺人放火，燒掉了家鄉(xiāng)別家的“祠堂”，要殺掉那一姓的“族長”及有關人士。為了什么呢？因為他與這家的小女私相戀愛，被他們發(fā)現(xiàn)了，認為太不要臉，太丟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兩人抓住活活打死。結果男的逃掉了，后來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抓住了，由“族長”當眾決定，把她活埋了。因此，他日夜要想報仇殺人。后來我總算用別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業(yè)。當然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發(fā)生的流弊也不少。你們都也看過很多現(xiàn)代文學大師們的社會小說，也就約略可知舊式“家庭”和“大家族”陰暗面的可厭可惡之處，必須加以改革，但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認為是毫無價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種法定的組織，它是自然人血緣關系的“標記”，是“宗法社會”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識。有的比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過有功名、有官職的人，也有購置“學田”、“義田”，把收入作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讀書上進的補助。祠堂里必要時也會讓赤貧的鰥、寡、孤、獨的宗親來住。當然，族里如果出了一個壞族長，也會有貪污、瀆職、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處就有壞處，不能只從單一方面來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