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zhuǎn)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

?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xiàn)，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zhì)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p>

?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實現(xiàn)一種心靈的溝通。

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zhì)。

?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guān)于歷史學家，人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yōu)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gòu)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guān)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