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上海參與全球金融中心競爭的前景非常有信心，但是就目前而言，上海要建設成真正意義上的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仍然面臨至少兩個不利的限制因素：

第一，是資本項目管制和匯率。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在過去幾年有實質性改善，資本項目管制也在漸進地放開，但是仍然有關鍵環(huán)節(jié)的管制。這種限制源于整個國家決策體系在經歷了80年代的外匯緊缺和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后，對匯率波動和外匯匱乏感的強烈負面記憶。我認為，中國到現(xiàn)階段再持有巨額外匯儲備是沒有道理的，保持匯率超低波動性也是沒有必要的。持有巨額儲備，讓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軟掛鉤，這其實是依附性發(fā)展政策的表現(xiàn)。過去十年我一直主張中國經濟有節(jié)奏地去美國化，未雨綢繆跟美國主動脫鉤，但是許多人被每年的對美貿易盈余給催眠了，無法清醒、全面而動態(tài)地評估中美相互依賴之中的利弊得失。可以說，只要維持原先那種對美經濟關系，上海就無法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因為當美國把低端制造業(yè)外包給中國的時候，中國實際上把金融資源配置的事務外包給美國華爾街了。最近中美經濟和政治關系急劇惡化，中美經濟金融快速脫鉤，從整體系統(tǒng)來看，其實有利于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因為它迫使整個社會意識到依附在美元信用體系上生存越來越困難，最終必然要承受一定的代價脫離美元體系，同時套在上海金融中心脖子上的最大的枷鎖也在加速打開。

第二，是中國內部的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關系。香港作為成熟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目前是穩(wěn)固的，但是政治上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深圳其實也是金融中心，有深交所、有珠三角大灣區(qū)繁榮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實體經濟的支撐。北京作為首都是政治中心，但是由于權力對市場的影響力，各大央企、跨國公司、甚至亞投行都放到北京，這是不太合理的現(xiàn)象。如果中央真正有政治決心要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起來，盡可能把大企業(yè)總部、國際金融組織都搬來上海。金融行業(yè)的競爭主要是人的競爭，它的聚集效應非常明顯。只有把力量盡可能集中到上海這個地方，中國的金融中心才能壓倒新加坡和日本的東京，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并最終在與倫敦、紐約的競爭中勝出，獲得對全球風險的定價權。

此外，人民幣要想真正國際化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上海借此過程成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要通過有針對性的金融外交，讓東南亞周邊國家和一部分非洲國家強化其貨幣跟人民幣匯率間的綁定關系，強化這些國家的金融機構和上海金融市場的對接，通過有意識的、系統(tǒng)的教育培訓和短期讓利做法，讓他們主動融入我們金融交易體系中來。

（引自我在“2020國際貨幣論壇”的發(fā)言，關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設的幾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