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志書的選材取向*

王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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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志書的選材取向，必須首先明確志書到底是一種什么書。盡管方志界對志書的性質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出現了多說并存的局面，但我傾向于志書是一種資料書。資料性是志書的基本特性，其他特性蓋由此而產生。十余年的方志編纂實踐和新方志理論研究都在說明，地情就在資料里，編志書就是對入志資料所含地情信息的處理，用志就是用其中的資料，志書的學術性寓于資料性之中?？梢?，志書失去了資料性便喪失它自身的存在價值，它的其他特性亦不復存在。因此，只有資料性才是志書的選材取向，古今志書概莫例外。

　　一、地情就在資料里

　　志書作為一種地情信息載體，已經為志界所公認。各類地情信息，不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由資料構成的。也可以這樣說，各種地情信息均蘊藏在資料里，沒有資料即無所謂地情。凡是地方情況反映得較好的志書，都是資料較為詳實可靠的。儲存地情的資料有口碑資料、檔案資料、實物資料等形式，沒有哪一種地情能脫離資料而獨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志書要科學地記述一地的實際情況，功夫只能下在對地情資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上。舍此，別無他徑。

　　1.資料征集就是收集地情。入志資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項大規(guī)模的地情調查和收集已有調查成果的工作。有些需要編者親自去調查，如風土民情、方言、人物等方面的資料。有些可以利用當地有關部門已搞好的社會調查和普查成果，如人口普查、土地普查、森林調查、工業(yè)普查、房屋普查、工業(yè)污染普查、土壤詳查等方面的資料。有的可以利用應有關部門的編纂成果，如利用黨史部門的組織史資料編寫政黨和群團篇、利用民政部門記述地名和烈士的出版物編寫有關章節(jié)。把所志區(qū)域內已有的調查成果收集起來，把沒有調查的資料查清楚，把記述當地情況的著述征集齊全，把含有地情信息的檔案資料摘抄出來，就完成了地方情況的調查工作。一方之情況就是包含在這4個方面的資料中了，這就為地方志的編寫作了資料上的準備，有了這些較為完備的地情資料，志書的編寫就有了信息上的條件。

2.資料的地情信息量就是地情量。我們在讀志書時感到有些志書比較厚重，地方情況反映地較全面。而有些志書則言之無物，盡管其部頭不小，篇幅較大，但給人們的印象不深，讀后對所志區(qū)域的基本情況難以把握。這種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入志資料信息量的多寡所致。因為入志資料的信息量就是地情量，資料的信息量不足，反映在志書中的信息就不夠。支離破碎、斷斷續(xù)續(xù)的地情，不可能系統(tǒng)地反映一方之全貌，志書的質量和價值也就打了折扣。這種志書，不論編纂技巧有多么嫻熟、文字水平有多么高，都不能算作成功之作。因此，強化志書在資料方面的工作，成為使志書質量產生質的飛躍的基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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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編志就是對資料的處理

　　編志書的歷史十分悠久，古今修志理論林林總總蔚為大觀，寫一部數十萬字的《方志編纂學》也未必能將志書編寫方面的問題窮盡。但說白了，寫志書就是對地情資料的處理。不論是志書結構設計、專志編寫、志書語言、處理交叉，還是志書總纂，都是對入志資料進行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層次的處理。

　　1.篇目設計是對入志資料的宏觀處理。志書編寫的第一步是結構設計。結構是志書的框架，這個框架是由入志資料決定的。根據所掌握的入志資料結合志書結構設計理論去搞篇目設計，才能勾勒出一份科學合理而又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志書藍圖。這就是俗話所說的“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根據修志理論和邏輯學原理，有些是志書必不可少的門類，但由于所志區(qū)域內無此類事物，或雖有此類事物但由于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原因無法搞到這類資料，也只好忍疼割愛。這樣的志書結構從理論上看可能是缺項的，但當地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是真實地反映了地情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例如，在交通專志中，運輸應由公路運輸、鐵路運輸、水運、空運構成一個完備的運輸體系，而在有些地區(qū)就是無鐵路運輸，或無空運，或無水運，志書在結構設計中就不能硬列上這些沒有的東西湊出一個完備的框架來。再如，有些東西在歷史上雖產生過較大影響，但由于歷史久遠、資料軼失、當事人或知情人亡故、檔案和史志不載等原因，無法找到反映這類事物的資料，在搞結構設計時也不能為了使記述不斷線而硬加上這些無資料的事物的節(jié)或目。因此，只有實事求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和手中已掌握的資料去搞結構設計，從宏觀上對入志資料進行分類和編排，才能拿出一個與地情相吻合的志書篇目來。

　　2.寫專志就是對某一類資料的處理。志書由序言、凡例、大事記、一系列專志、附錄、后記幾部分組成，專志是志書的主體，專志的編寫在修志中是重頭戲。寫某個專志的過程，就是對某一門類資料的處理過程。按照該專志的篇目設計，將手中的資料精編后按順序放進相應的章節(jié)中，這就是志書的豎寫。就教育志而言，一般可分為基礎教育、專業(yè)教育、業(yè)余教育、教育管理等章。在基礎教育當中，又分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等節(jié)。單說學前教育，利用手中掌握的資料，將所志區(qū)域內學前教育的歷史和現狀反映出來就行了。其他章節(jié)亦是如此。

　　3.交叉是對同一資料在志書的不同專志（或章節(jié)、體裁）中的使用。由于事物在發(fā)展過程中的相互滲透，志書在對事物的記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交叉問題。從本質上講，志書的交叉記述無非是同一材料在不同的專志（章節(jié)或體裁）中的使用，只是根據不同的需要對這一類資料使用的方式、角度、力度不同而已。例如，一幢影響較大的古建筑，在大事記、城鄉(xiāng)建設、文化專志中都要記述。大事記應使用宏觀資料，只對該古建筑的建設時間、地點、規(guī)模進行記述。城鄉(xiāng)建設專志記這一古建筑應從建筑學的角度使用資料，重點記述建筑物的造型、結構、材料等方面的情況。文化專志記述這一古建筑，應從它的文物價值和歷史文化遺產的角度使用資料，重點記述建筑物的文化特征。再如農田基本建設，在農業(yè)和水利兩個專志中都要詳寫，但材料使用的側重點不同。農業(yè)專志要從土壤改良、保肥保水、改善農作物生長條件的角度使用資料，重點記述采取的非工程措施。水利專志則應從減少水土流失、改善灌排條件的角度使用資料，把采取的工程措施作為記述的重點。這樣處理志書的交叉問題，不僅能使同一資料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在志書的不同章節(jié)里，無重復之嫌，而且會強化志書對事物記述的力度和深度。同一資料經過編者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和不同層次的處理，會緊扣不同的主題，產生多方位反映地情的效果。

　　4.志書語言是對入志資料的文字處理。我們在征集入志資料時，不可能對資料進行加工，只能是根據其地情信息量決定收集與否。因此，各種不同的資料，有著不同的風格和記述文體，很難將它們直接移植到志書中去。于是，就有了對資料的文字處理，以使資料符合志書文體和志書語言。古代文獻資料，需要把它們變成白話文，不是記述體的還要變成記述體。檔案資料，檔案部門按照存檔的要求對它們進行了整理，和志書的要求大不一樣，也需要進行文體和語言方面的轉換。實物資料，需要將實物變成符合志書要求的文字資料和圖片資料?？诒Y料，大多數是口語，且很零碎、不系統(tǒng)，需要把它加工成符合志體的書面語言。錄音、錄像資料，在紙質志書中需要把它們變成符合志書要求的文字和圖片資料，在電子版志書中可以通過剪接等處理手段直接使用。統(tǒng)計資料，有統(tǒng)計部門的行文規(guī)范，和志書的行文要求很不一樣，也需要進行加工處理。各個部門的資料，大多是站在部門的角度整理的，和志書的要求相去甚遠，要把它變成能反映一方之全貌的東西。已有的書、報、刊資料，其行文有各自的要求，要使之變成志書語言。對所有的入志資料，都要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和精煉工作，并使之在文體和行文規(guī)范上符合志書的要求。

　　5.志書總纂是對入志資料的再處理。我在拙文《志書總纂“六部曲”》（載《海南史志》1993年第1期）中把志書總纂概括為“調結構、補遺缺、糾觀點、去重復、核數字、正文辭”6道工序，這些工序就是根據志書初稿的實際情況結合資料進行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的處理過程。在對志書初稿的結構調整中，不僅要根據志書篇目設計理論進行，同時要結合材料去做工作。本著有什么樣的地方情況設計什么樣的志書篇目的精神，對資料過于單薄的門類要進行適當地歸并，而對于資料太多在當地又處于主導地位的事物該分設門類的則分之，以避免志書各門類之間資料倚重倚輕的現象發(fā)生，使志書各個門類的資料大致平衡。補缺項，就是補資料的遺缺，通過這一工作不僅要使志書初稿的缺項斷線問題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要將志稿中的偽資料剔除。糾觀點，就是糾正入志資料中的觀點錯誤，使之符合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原則。對歷史資料中的“暴民”“捻匪”“共匪”以及“左”的和右的語言，都有進行觀點方面的更正。去重復，是解決入志資料的重復使用問題。對同一入志資料在志書的不同章節(jié)使用，有變換使用角度（專志與專志之間），或者使之詳略有別（專志與大事記之間）。核數字，是對入志數字進行再處理，消滅志稿中的數字自相矛盾等數字錯誤。正文辭，則是對志稿進行文字處理，使之在文體、語法修辭和遣詞用字等方面符合志體。還要下大力氣錘煉入志資料，消滅志稿中的空話、廢話和可說可不說的話，使志書語言更加精悍。

　　三、用志主要是用其中的資料

　　志書的價值是在使用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就像商品的價值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實現一樣。我們修志的目的是為了使用，讀者在使用志書時，恐怕最感興趣的是入志資料。

　　政界人士使用志書，是想從中找到當地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為今天的建設提供借鑒。規(guī)律在哪里？就在入志資料里。文學家看志書，是想從中找到創(chuàng)作素材。著名作家陳忠實在創(chuàng)作《白鹿原》時，翻了不少志書，并作了大量摘抄。我認為，他抄錄的那些東西，就是入志資料。旅游工作者看志書，書中記述風景名勝和風土人情的資料是他們的必看內容。教育工作者在編鄉(xiāng)土教材時，也要查當地新舊志書，需要的也是反映當地歷史和現狀的資料。來新夏先生在《舊志書資料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載《中國地方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對志書資料的價值作了詳盡地論述，如中央氣象局利用舊志資料編寫的《五百年來我國旱、水、澇史料》、中科院地震工作委員會利用志書資料編寫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和《中國地震資料匯編》、中國農業(yè)遺產研究室利用志書資料編寫的《方志物產》、有關部門利用方志資料編寫的《中國古今銅礦錄》、清代學者顧炎武廣采方志資料編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英國學者李約瑟寫《中國科技史》時也參考了大量地方志，這些都是古今中外利用利用志書資料進行科學研究的代表之作。方志工作者看志書，對志書的結構、內容、裝幀設計及印刷質量等方面的情況都很關注，但入志資料仍然是我們注意的焦點領域。

　　四、學術性寓于資料性之中

　　志書的學術性主要表現在它的著述性和可讀性等方面。我認為，不能離開志書的資料性來談其著述性和可讀性。否則，就有把志書變成另外一種體裁的圖書的危險。

　　先說志書的著述性。應當肯定，志書需要一定的著述性。不然的話，它就成為純粹的資料匯編了。但著述性要有一個適當的度，不應以著代志，更不能按照學術著作的標準去寫志書。就像不能把水利專志寫成水利專著一樣。例如，在水利專志中要記水庫，應突出水庫的防洪、灌溉、水產養(yǎng)殖等方面的記述，這就是強調了著述性。這些需要突出記述的部分，靠的還是入志資料的信息量。單就水庫的灌溉而言，應重點記述受益面積、農田灌溉用水的保證率和對灌區(qū)工農業(yè)生產、人民生活的影響，而不能從農田水利學的角度寫水庫的灌溉問題，對水庫灌區(qū)內的作物需水規(guī)律和灌區(qū)噴灌系統(tǒng)的噴嘴水壓力等方面的情況一個字也不能寫。

　　再說志書的可讀性。志書的可讀性也有一個度的問題，不能要求志書的可讀性達到詩歌、散文和小說等文學作品那樣的高度。我認為，志書的可讀性就是通過對入志資料的文字處理而使人愿意讀。但不能為了增強志書的可讀性而大量使用華麗的辭藻、生動的形容和復雜的句式去處理入志資料，更不能利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使所記述的事物具有典型性格和采取無中生有的手段使所志人或事具備戲劇效果。志書和文學作品不同，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為歷代志家所共貶。志書只能通過對入志資料的消化吸收、提高其信息量和強化對志書語言的運用來提高它的可讀性。

　　總之，選材取向是志書編纂實踐和新方志理論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它對志書的質量起決定作用。我們強調志書選材取向的資料性，并不是說志書不要學術性，只是不贊成脫離資料性去追求志書的學術性。

* 原載《海南史志》1995年第2期。